论法治的合法性基础－－一种法学价值观的思考

从价值层面看,法治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合法性基础即在于它具有被人们认可与接受的价值.这种价值在应然方面,表现为法治基本精神体现出的对正义的追求;在实然方面,则表现为法治作为制度安排对社会的秩序效应.而对正义与秩序的向往正是人类的一贯理想.     

法治理念:希腊城邦政治文化的精粹

法治理念产生于古希腊城邦的“生活模式”以及文化精神和公民政治共同体,其表现为自由、平等、正义等理性精神,是城邦公民政治文化的核心与精髓。作为人类政治文化的智慧,是古希腊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贡献。     

试论罗尔斯"重叠共识"概念

罗尔斯认为,对"政治正义"达成"重叠共识",应该是多元民主社会实现正义、稳定与统一的最佳途径。"重叠共识"的本质内涵,即以政治正义为核心、自由平等公民为主体、多元民主和秩序良好社会为现实与理想、公共理性为实现途径。分析"重叠共识"与宽容原则、交往和信仰之间的关系,可以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有更深的认识与理解。     

政治正义:公共秩序的价值之维

政治正义事关公共权力的占有、行使和政治秩序是否正当的问题。政治正义通过确保公民的平等与自由、催生公共理性、成为重叠共识,为公共秩序奠定公正性基础、合法性基础和道义基础,因而成为公共秩序的价值之维。当前,我国应当从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两方面着手,来实现政治正义、维护公共秩序。      

法治:概念及其实现——兼答几位法学界人士的质疑

法治建设核心点是培育国民为人格、法权主体;实现法治是个历史过程,要付出长期的、艰巨的努力。法治至少须具备六方面前提——动念贿赂法官或审判前向法官"做工作"的人或事极为罕见;全民把法律看作神圣的,不再从功利角度视法律为手段,律师以维护社会正义为职责;作伪证的人或事极为罕见;人们恪守规则,建立起无条件服从规则的意识;公民成熟为自由的——意即学会尊重他人,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公民对社会责任有高度自觉。法治内涵的理念——发展公民人格性,人格性生于自由意志反观自身、互观他者;实践上须国家、社会团体、个人三方面共同努力、齐头并进。法治建设要注重治心。     

罗尔斯的政治法律思想述评

本文对罗尔斯的社会与正义、法治与自由、万民法与国际正义的思想作了梳理并进行了阐释和分析,认为其正义理念是罗尔斯政治和法律思想的灵魂,无论是作为社会正义的制度安排,民主立宪制的确立与运行,法治与自由的维护与保障,都以其正义理念为出发点和归宿。罗尔斯的政治法律思想,充分张扬了新自由主义和新自然法学派的政治正义和法律理念,表达了他对文明社会和全球化背景下对“正义”的向往与追求。     

试论现代法治背景下行政法的类型

法治是一种法律和政治上的愿望,在现代法治背景下,行政法的类型可以概括为三类：秩序法治、行政法治和回应型法治。秩序法治是以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为目的、以管制为特征,主导国家社会生活的一种法律秩序形态;行政法治是以控制行政权力为使命,政府行政行为受到正义之法约束的法治状态;回应型法治是以对当代行政法特征和规律的重新认识为基点．它是一种合作型的、积极的、动态的、自省的、“生态型”的行政,是一种全覆盖的法治状态。     

公共领域中民主与法治的双重涵摄

公共领域，作为公民政治活动和理性思辨的主要领地，是伴随着国家与社会分离而产生的。公共领域连接着国家与社会，较好地解决了现代文明中民主与法治的冲突，通过制度化的安排使民主与法治在冲突之中保持一定的张力和均衡。公民通过民主参与实现其公民权的价值理性，并依靠法治的保障为人权免遭侵犯提供一个安全屏障。民主与法治在公共领域中，互相融合互相扶助，在一开一合中，达到收放自如，共同演进着人类的政治文明。     

公民政治：概念、价值及其特征——基于主体性的界说

从政治主体性的视域来定义,公民政治是具有政治主体资格的公民,在社会政治意义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提升政治主体性来实现公共治理的生活方式与行动过程。公民政治以现实的、普遍的、平等的公民为目的,通过权利保障、权力限制、政治参与,保证和实现人的政治主体性,体现政治为人的正义性,从而使公民政治成为民主民生的权利政治、自主平等的参与政治、理性协商的文明政治、信任合作的责任政治和自由公平的正义政治。     

基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的公民教育探究

公民教育契合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趋向,是大学生社会化成长的重要环节,也符合转型期社会对人的现代性的期待.整合高校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构建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引导的公民教育的内容体系并使之课程化是当务之急.公民意识可整合为对应人与世界 、国家 、社会三个维度的主体性意识 、国民意识和公共理性.现有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可有针对性地开展这三个领域的教育.     

先验哲学视域下的现代政治设计——康德法权思想研究述评

康德以先验哲学的方式对传统自然法和契约论进行批判性的改造,探寻政治合法性的根据并提出了＂法治国家＂和＂永久和平＂的理念。通过对已有关于康德法权思想的理解路径、具体内容以及意义和局限的分析,探究康德所提出的＂现代政治设计＂模式的价值与问题,即在他自身不可避免的二元形式主义倾向中论证作为理念的国家的正义之所在;建构起来的政治系统应该对每一理性个体的外在自由实行平等的约束和保护、促进其发展和繁荣。     

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有关政治正义的探讨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成为中国社会取得共识的远景目标和战略选择,更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一个和谐的社会必须是一个正义的社会,而一个正义的社会是一个系统,在其中,政治正义成为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政治正义应包括实质的正义和程序的正义两方面,前者指政治制度本身应该体现两个价值目标,即给予公民平等的基本权利,同时要使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够分流到大众手中;后者指公共权力的行使要符合正义.为了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必须要加强法治建设和民主建设,通过立法、司法和群众的监督制约公共权力的运行.     

论法律与和谐的共同价值追求——秩序与正义

“和谐社会”如今已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关键词之一。和谐社会是社会的各种要素和关系相互融洽的状态。社会和谐与否与人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和民主政治条件下,和谐社会实质上是一个民主与善治的社会、秩序与法治的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社会、宽容与友善的社会、诚实与信任的社会。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早已成为举国之共识。法律与和谐社会之间存在着诸多共同的价值追求。     

历史进步的理性基础--康德的社会历史观与法权政治思想

基于历史理性批判,康德确立了人类社会弃恶扬善的进步信念,使其道德哲学、社会历史观与自然的目的论实现了内在的统一,同时他的关于自由、平等以及独立等人类基本的法权政治思想之探讨也展示了其在一些对于人类来说具有普遍意义问题上的深切关怀.这些思想不仅演化为此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精神,而且也对现当代西方法权政治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内外兼修:当代中国公民道德信仰重建路径

当代中国公民道德信仰危机是传统理性伦理精神失落而导致的内部伦理价值危机和外部伦理秩序危机.因此需要从内外两个向度合力而为,通过"内外兼修"的方式重建当代中国公民道德信仰.一方面,要通过公民道德教育系统工程建设来进行内部伦理价值重构.为此,需要在公民道德教育的目标、内容和方法上进行结构层次与序列安排的细化探索,实现家庭、学校、社会等多种公民道德教育场域的协同;另一方面,要通过现代伦理国家建设来进行外部伦理秩序的重构.为此,需要进行公民生命与财产安全保障机制建设、公民个体尊严与主体自治权利制度建设、国家公权力的规制与监督体制建设,从而实现道德、法治和民生福利有机统一、彼此联结的外部伦理秩序安排.     

律师独立的价值解析

律师的有效独立不但能够保障当事人的实体性利益、程序性利益以及信赖利益,而且也能够保障律师自身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同时,律师的有效独立可以起到对市场经济秩序、权力运行秩序与多元社会秩序等维护之功能。而在正义实现方面,律师独立的价值就在于,在追求社会正义的道路上,让律师作为一支相对独立的力量存在,维护人权,制衡权力,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保证司法公正,促进法律的正确实施以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转型时段的历史意识——关于历史法学及其中国情形的发生论说明,并以德国近代历史作为比较个案

大凡转型时段,"历史"必然登场,历史意识和历史理性蔚为一时人心。其为重要资源,抚慰了当下人生,支撑着艰难时世。晚近中国百年转型,汉语法学因应时代,初成型制,而以历史性作为自己的基本学术品格。推而言之,一切法学均具有历史法学品性,历史意识构成了法学的思想品质和精神气质,历史方法是法学运思的基本进路,一切现实的法权安排实际上不过是表现为当下存在的历史存在。其间,法律的历史意识与政治意识具有内在关联,从来同时都是一种政治意识。正如秉具历史意识的政治方始"以行动进入历史",而蔚为真正的政治;充盈政治意识的历史意识以及立基其上的法制和法意,以向现实政治特别是现实政治危机敞开自己的方式表现了自己,进而实现了自己。换言之,直面迎应政治现实的立法始具生命力,而以立法迎应政治特别是政治危机,适足为表现为法律智慧的政治智慧,恰恰是邦国政治成熟的上上之境。现代汉语法学占有和运用历史方法意味着抉发法律的文化自觉与政治自觉,由此连缀和努力,"现代中国"作为一个特定的国民共同体与公民共同体,是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归属的法权满足形式,而形成"文化中国—民族国家"这一文明主体与"政治中国—民主国家"这一制度主体。     

重返利维坦:现代法治的形式与实质——施米特对自由主义法治的批判

施米特断言自由主义法治是自相矛盾的概念,自由主义应当为法律提供实质性价值,但是自由主义对多元价值的中立态度,使它实际上不能做到这一点。由于自由主义否定人的政治本性,将政治非政治化,作为实证主义概念天国的法治也就成为徒具形式的空壳。现代政治和法律不能纯粹基于理性和形式,更须重视激情与价值。因此,重返利维坦,意味着国家与法律秩序必须尊崇和平与基本权利价值,重视公民教育,唤起公民内心的忠诚与认同。霍布斯同时推动了现代社会的祛魅和复魅的进程,利维坦既是理性的国家机器,更是令人恐惧的巨兽。遗憾的是施米特没有真正地回归霍布斯,虽然他重新发现了利维坦的意义。     

中国刑法文化的演进与法治国刑法文化之确立

在中国传统刑法文化中,国家权力主义和刑法工具主义色彩极为浓厚,政治国家占据着垄断地位,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控制。刑法文化的传播使我们看到,作为法治的根本标志之一的刑事法治,以刑法限制国家刑罚权,包括对立法权与司法权的限制,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权利是人类社会的一直追求和共同期待。因此,我们要建设法治国的刑法文化,使刑法真正起到平衡利益、为和谐社会保驾护航的作用。     

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向:四维进路

欲使"治理"从流行"话语"转变为社会"实在",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向,必须区分基于控制的秩序、基于竞争的秩序及基于合作的秩序,把握社会互动过程中人的互赖性、能动性及人际互动网络的非中心化,实现社会权力的生成与运用方式从暴力、金钱向知识的转换及社会的组织化,推动政府从管治到服务、从顾客到公民、从命令到承诺、从集权到分权等方面进行变革。总之,重识秩序、合作网络、权力共享与政府变革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向的四维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