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吴宓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保守回应--以《吴宓日记》为中心

十多年来,吴宓研究有日渐升温之势.<吴宓日记>的整理出版,为正确评价吴宓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提供了可能.吴宓痛恨五四新思潮提倡者的言论,常常是恶语相加,是一种典型的非理性式的批判.他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不正确"做法,但并不反对新文化,也不反对引进西学,而是主张新文化建设要探本求源、融会古今中西.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吴宓视作顽固、守旧的反动文人,他的学养足以使他具有了与新派人物对话的可能,可惜的是对话没有成为现实,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从吴宓爱情观看五四“新”“旧”矛盾

作为文化保守主义"学衡派"的灵魂人物吴宓,在文学与爱情观上呈现出保守和浪漫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本文将从这一矛盾出发,重新认识吴宓,进而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五四时期"新""旧"两派的文化价值取向,澄清大多数人对于"新""旧"两派、对于"五四"时期的误会,正确认识"新""旧"两派在"五四"时期的价值和地位。     

陈寅恪、吴宓与刘永济交往诗钩沉

陈寅恪与吴宓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陈、吴二人的诗作 ,反映了他们人生哲学、文化观念、思想感情。武汉大学中文系已故教授刘永济的诗、词遗作中 ,留存了一批与陈、吴交往的作品 ,这对于深入认识陈、吴的诗作有重要意义。此文首次对这些交往诗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爬梳与考订。     

从吴宓、陈独秀之婚恋历程看其道德观之异同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反传统的激进派思想是主潮思想,而以"学衡"派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对激进派思想形成反拨与补充.吴宓是"学衡"派及其同人的代表,而陈独秀则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本文从吴宓、陈独秀的婚恋经历入手,细察各自婚恋观及伦理观之同异,从一个侧面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种思潮进行比较.     

刘文典与吴宓的学术交往考察

刘文典与吴宓是我国现代著名学者,两人的学术交流非常广泛,涉及《红楼梦》研究、诗文写作、校勘翻译、古典文学等.两人的学术交流在西南联大工作期间达到高峰,这种交流既体现了两人的深厚友谊,也促进了两人学术上的互补,使得民国期间学术大师不断涌现,深入考察两人的学术交往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杜甫对吴宓为人及诗歌创作的影响

本文主要论述了现代著名学者吴宓在人品及文品上与诗圣杜甫师承关系。     

试说吴宓先生论“三国”

著名学者、诗人吴宓先生在自己的《日记》里记述了对《三国演义》的一系列看法:他认为该书是“真正的历史小说”,书中人物、情节都是“典型”;他提出,“正统”有二义,即“本义之正统”与“人为之正统”;他强调,“艺术真实”源于“普遍永恒之道德观”.我们在吴宓先生的《日记》里看到了最真实的“吴宓”.     

吴宓与中国的雪莱──徐志摩

吴宓作为“学衡派”的代表人物,其文学主张过去一直受到批判,其实他对于新文学并非完全反对,只是在变革途径和思路上与新文学代表人物有分歧。事实上,他对新文学创作中的许多优秀作品倒是十分肯定的,例如对于茅盾的《子夜》．最早给予高度评价的正是吴宓。本文即通过介绍吴宓与徐志摩的交往及吴宓对新诗的评价,说明对于吴宓及其文学现有必要给予全面评价,不可以仿盖全,简单予以否定。     

“我是吴宓教授”

吴宓（1894—1978），字雨僧，陕西泾阳人。诗人、文学批评家、副刊编辑，《学衡》主编。曾任教东南大学、西南联大，参与创办清华大学国学院。     

从一首诗看唐人心灵美

本文通过对月色的描写,写出了历史上各个时期文人骚客对月夜的吟咏,以及作者对艺术的追求.     

试论吴宓诗学思想的研究现状

本文结合学界对学衡派乃至对整个文化保守主义的观念转变过程,将吴宓诗学思想的研究状况划分为冷落期、尘封期和复兴期三个阶段,并对复兴期中理论界围绕吴宓诗学思想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和归纳,以期展望吴宓诗学思想研究的未来走向.     

吴宓艺术美学思想新论

学界长期有一种观念认为吴宓的艺术思想是芜杂且悖论丛生。本文从吴宓非系统性的论述中归纳出了他的思想路径,看其如何架起了中西古今文化的桥梁。他在诸多文章中所介绍的西方古典主义美学思想只是他思考的起点,即艺术门类之间存在性质区隔。他的思想成果真正体现于他结合中国文化思想所创造的"三境"和"音律"两个概念。与传统保守的古典主义不同,其艺术美学的思想核心是坚守人文主义的价值观。     

论贺铸词之“诗化”

北宋中后期词人贺铸词中呈现出“诗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题材的“诗化”和表现手法的“诗化”。题材的“诗化”,包括抒怀词、怀古咏史词、思边词和悼亡词,这些词对宋词对题材的开拓具有重要意义;表现手法的“诗化”,包括比兴手法的运用、化用唐人诗句入词和运用典故等方面。在北宋中后期沿着苏轼开辟的“以诗为词”的道路进行创作的众多词人中,贺铸的创作成就是最突出的。贺铸词之“诗化”,对其词多样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其词之“诗化”及其“诗化”后的豪放词对南宋辛弃疾及辛派词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积极意义。     

新诗的散文美与散文化

主要探讨新诗的散文美与散文化问题,较深入地论述了诗与散文的不同艺术特点与文体特点,认为诗的散文美的命题不够科学,也阐发了克服诗的散文化的方法途径。     

生态 行走 文化——朱颂瑜生态散文研究

朱颂瑜作为一个海外华文散文家,在文坛上非常引人注目。近年来,她专注于生态写作和中西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倡导。朱颂瑜的散文写作有几个重要的关键词:生态、行走、文化。她就像是大地的代言人,她从乡村出发,行走过城市和田野,坚持生态考察和写作。在世界各地的游走中,她记录下了历史的深度和地域的广度。在瑞士的他者视角下,她写出了中西方沟通下的中国故事。而这种具有温度和厚度的写作,来源于她根柢中的岭南文化的滋润和生活中亲情、友情、爱情的灌溉。     

浅论散文研究的新思路

把散文本质特征作为理论研究框架,以此为基点来建树散文的二级分类乃至三级分类的研究思路,拓深散文的纵向性研究,在动态中吸收众多的理论成果,扩大散文的研究范围,让散文研究能够四处开花,使研究者能够自由地各论其事,拓展散文研究的思路,促进散文理论的开放性发展,以达到散文研究理论系统性的最后形成。     

新旧诗歌视野下的历史差异——吴芳吉与徐志摩比较

吴芳吉与徐志摩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才华卓异而又英年早逝的著名诗人,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都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在历史上都遭受过偏见与误解,但在今天,二人的名望、评价、影响力却迥然有异,究其原因。除了二人的家庭地位、社会交流等原因外,最根本的是现代文学观念对新旧诗体不同的褒贬态度。     

吴宓诗学思想的历史价值和困顿命运研究

从学理方面来看,吴宓的诗学思想作为文学理论现代性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有效地补充和纠正新文学阵营在文学工具意识驱使下将文学现代性、社会现代性混为一体的理论偏颇和在进化论的价值预设下所持的趋新求异的现代诗学建构立场,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但是,它在现实中却遭遇了极其困顿的历史命运,充满了对文学现实秩序建构的无力感,造成这一困境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现代诗学的宏观历史文化语境并不适于吴宓诗学理论的发展。其二,吴宓诗学思想的自身局限性和不完全的现代性品格也限制了它在中国现代诗学发展历程当中的生长空间。     

诗歌中的爱欲生死——罗赛蒂与徐志摩生命中的三个女性

文章以D·罗赛蒂与徐志摩生命中的三个女性为切入点 ,探讨他们以爱为主题 ,贯穿其主要作品中的情爱、灵欲、生死等问题 ,并揭示他们个人的神秘面纱     

论吴宓思想的体系性及其"一多"观念

吴宓的"一多"观念须结合他的思想体系性来考察,才能得到更全面的评价.这一体系性主要体现在根据其讲义整理的<文学与人生>一书中,虽属潜在,但逻辑清楚,由"知性有限"、"三界现象"、"天人二一"、"万物品级"、"动静构成"和"学术分合"等观念构成.贯通其中的"一多"观念,其理论渊源来自亚里士多德,而不是柏拉图,并有自己的现代特性,在"一多并在"和"相反相成"的原则下,实际规划着"由情入道"或"由情悟道"的哲学重建的道路.这预示现代思想史和学术史进行着摆脱片面的理性主义或情感主义的重要转折,由此带来吴宓展望的用以克服中华民族传统思维缺乏形上追求的弱点的一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