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唐书》采摭柳文入传与唐宋思想转型的关系

唐宋思想的转型,落实在史传书写上,则从史家的实录写法转向本时代理念的参与,这样所形成的传记文本必然存在着对当下思想意义的张扬,即以他人之观念表达自我之思想。《新唐书》一改《旧唐书》的格局,通过全面采摭柳文入传展现了唐宋思想转型的一个侧面。柳文被广泛采摭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议论"和"史才"的价值上。而采摭柳文引起的化学反应则是实质性的,从文学、思想层面到政治层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变,柳宗元形象因之形成了重构的效果。宋祁采摭柳文入本传分别展示了柳宗元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形象;而采摭柳文入其他传记则更使韩、柳合流,完成了唐宋思想转型的一个寻求资源的阶段。通过采摭柳文入传,既建立了本时代的思想资源,也无形中有意地让柳宗元与韩愈走到一起。     

略论刘知几对《国语》的接受与研究——《国语》学史研究之四

刘知几史学思想和理论主要反映于《史通》中。《史通》包括众多关于《国语》的论述。刘知几对《国语》的接受和研究构成了《国语》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刘知几对《国语》的作者、《国语》和《左传》的关系、《国语》对《史记》的影响、《国语》作为国别体的典范之作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翔实明晰的阐述。刘知几认为《国语》作者是左丘明,产生于左氏解经的需要。他已开始将《国语》从汉儒经学传播体系中摆脱出来。     

《国语》文体的还原阐释

《国语》的文体源于先秦时期的"语"文献,其史料涵括"国语"和"家语"文献。《国语》是在各国之"语"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它的基本文体形态在各国之"语"中已经奠定。八国之语是编纂者经过缜密遴选的,但由于变例这一编纂方式的存在,《国语》的实际记录远不止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国语》文本呈现对话的文体形态,但比起《尚书》这样的原生态对话文献又有新的发展,应属于次生态对话文献。《国语》的文体结构总体上近于"事语"体,但二者在文本形态上有着很大的差异。     

论《现代汉语词典》与《重编国语辞典》的词汇比较研究

《现代汉语词典》与《重编国语辞典》既有权威性、语文性和同源性这些相同点,又有性质、任务和规模方面的差异。微观上,通过透视现代汉语词汇的同异度、分布状况以及20世纪现代汉语词汇的纵向演变,可以看出《现代汉语词典》与《重编国语辞典》在汉语词汇的分布与演变的研究上能提供独特的视角与价值;宏观上,《现代汉语词典》与《重编国语辞典》,再加上《国语辞典》,则使得我们在更宽阔的历史背景与地域范围下来研究20世纪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与发展成为可能。     

试论《国语》的篇章结构及其笔法特征——以《左传》互见记载为参照

《国语》是先秦一部重要的典籍。本文认为其篇章结构一般包括背景、言语、结果和尾声四个部分,言语是核心内容。通过与《左传》互见记载的对比,细致剖析了《国语》篇章中各个组成部分的特点,以及该书在材料取舍、写作手法上的匠心独运之处;同时揭示了《国语》的篇章结构、笔法对该书编纂意旨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刘向《列女传》对《国语》女性叙事的承袭和超越

《列女传》采用人物传记体式，围绕传主的言行来叙述一个或多个故事以揭示传主品性。《国语》是《列女传》重要的取资来源。《列女传》对《国语》女性叙事的继承关系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照录《国语》、《国语》的节略、以《国语》为基础杂糅其它文献。《列女传》对《国语》女性叙事的超越表现为:以系统、综合的群像形态出现，改变了《国语》女性形象的散见式分布。      

战国时期：《国语》研究的萌芽——《国语》学史研究之二

战国时期是《国语》研究的萌芽期。《国语》受到了儒家和法家学者的重视。就儒家而言，从《尔雅》《礼记》《荀子》中均能看出《国语》的影响。就法家而言，韩非子和管子学派均从《国语》中吸纳了丰厚的文化资源。     

柳文系年补正

拙文《柳文系年订正》及《柳文系年订正(续)》,共订正前人失考或误系规文写作时间者五十条,在安徽《古籍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二期、一九八七年第一期先后发表。一年来,又见前人失考或误系者共二十余条,兹择其中数条略加整理于后。     

柳宗元与宋代古文运动

关于宋代古文运动的研究,从来侧重于跟韩愈的关系,其实,在宋代柳文也受到重视。这是跟当时柳文的保存情况有关,柳宗元的整个面貌是在穆修出版柳文以后才为人所知。对宗元的批判尽管跟道学的成熟有关,但由于苏轼在艺术风格上对宗元的肯定,柳文越来越为宋人所重视,南宋以后,柳文的地位就和韩文同等了。柳宗元的诗文在培养宋人的艺术观上有着很大的意义,本文重在分析柳文给予宋代文风的影响。     

“史鉴”与“叙史”之别——从《国语》与《左传》的叙事结构差异看二者的编纂目的

《国语》与《左传》在先秦文献中具有无可代替的地位与作用,对其叙事结构进行比较,不仅在于研究方法的创新,更为重要的是能够打破以往《国语》与《左传》关系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偏重经义而轻于文史、注重细节但失之细碎的局限。从叙事结构上看,《国语》与《左传》体现出了迥然不同的特色与风格,《国语》叙事结构具有"双线并行"的时空结构、"详略失衡"的元素构成与"一以贯之"的因果照应等特征;《左传》则体现出了"依‘经’而行"的时间结构、"众星拱月"的板块结构与"散点串珠"的隐性结构等特色。从《国语》叙事结构的特点可以清楚地看出其警诫醒世的"史鉴"特色,而《左传》叙事结构则体现出了依"经"叙史的编纂目的。     

从此忧来非一事--略论柳宗元柳州时期的诗歌

柳宗元的诗歌创作,主要在他贬谪永州、柳州两个时期。由于柳宗元怀着远比他在永州时期更加悲哀沉痛的感情,所以他在柳州时期所表现的“骚怨”精神更为强烈深沉,感情色彩更加凄楚欲绝。柳诗中对柳州山水荒僻险恶的刻画,对柳州地区奇异土风民俗的记叙,对谪宦生活情事的叙写,反映了柳宗元表现上述迁谪情感的方式,形成了柳诗独到的特点。     

唐弢：战斗性与感抒性的杂文

唐弢在战时经历了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充分发挥杂文的“匕首”和“投枪”的作用。他那些关于晚明历史的杂文就是一篇篇含义深远、机锋锐利的现实主义战斗檄文。唐弢是一个自觉的文体意识的杂文家,“感抒性”是他杂文的艺术风格的重要特点。在他的杂文创作中,通过形象的创造,巧妙地将文章的议论和批判的问题具体化和生动化,注重在杂文的艺术内涵里灌注浓烈的诗情,从而使杂文文体显得从容舒展、摇曳多姿。     

钱澄之“情道”观在散文创作中的体现

钱澄之文以载道的＂情道＂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独创精神。他将国破家亡、妻亡子散的切肤之痛付诸笔端,创作了大量感人至深、＂情道＂一以贯之的散文作品,主要体现在怀念故国、经世致用、悼亡妻孥旧友等作品中,而其中又以悼亡妻儿的散文最具特色。     

刘心武先生"揭秘"秦可卿之误浅议

刘心武先生“揭秘”后的秦可卿,存在着诸多矛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揭秘”过程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对文本语句理解的绝对化;二是在以“史实”论证的过程中,其“史实”全凭一己之见,而其“论证”的过程也以主观推测为主;三是对秦可卿的理解是从印象出发,不顾及《红楼梦》整体思想与她在全书中的作用。刘心武先生对《红楼梦》和秦可卿“揭秘”,实则是不顾其作为小说的艺术特点,消除了其伟大意义。     

略论晁错政论散文的艺术特色

晁错政论散文被称为“西汉鸿文”,这充分说明在艺术特色上有很高的价值。而晁错政论散文的艺术特色是通过其思想内容表现出来的,本文试图从立论上谈其深识幽显见解透辟艺术特色,从表达方式上谈其陈情委婉态度恭谦的艺术特色。     

罗隐小品的历史叙写

罗隐小品以历史题材居多,共计三十一篇。此类小品的成功之处,在于作者能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总结历史、批判现实、以史论今、以史论政,注意构思的新奇、取材的精当,或就史实发抒一己之见,取其事而反其义,或依据主体情感重新熔铸历史,突破史实局限,更为巧妙地对时弊加以嘲讽。     

论鲁迅杂文社会意象表达的艺术效果

鲁迅把深刻看取的社会世相与传统的文学意象有机融合 ,成功地创造出了其杂文的社会意象 ,以之作为其文学特别是杂文社会批评的重要文学因素。鲁迅杂文的这种社会意象不仅蕴含了丰富的思想内涵 ,更是鲁迅杂文文学性的重要显现。它成功的艺术表达成就了其在思理、认知、感染、审美等多方面的艺术效果。通过对鲁迅杂文中社会意象表达的艺术效果的考察 ,我们可以更深刻地体味鲁迅杂文的艺术风采 ,从而更坚定地确认鲁迅杂文的文学属性。     

汉语语境下“教学”意义的本质特征

庆历六年,欧阳修在滁州创作的《丰乐亭记》和《醉翁亭记》,极力铺陈渲染山水之乐、宴宾之乐、丰收之乐、民俗之乐等各种乐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在他同时期的诗中,多写其遭贬后的苦闷与烦恼,而讳言其"乐"。事实上,欧阳修贬谪滁州,背负着"朋党"与"德薄"的双重恶名,隐藏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与心灵创伤。这两篇宣扬"与民同乐"的游记,既表达他醉酒后的狂放与洒脱,更反映其强自振作、强颜欢笑的贬谪心态,堪称"太守之文"的典范。     

刘安法律思想评析

秦汉之际的特殊时代造就了刘安,使他成为汉初黄老思想主张的集大成者:阶级出身和政治地位决定了他法律观的倾向;朴素的唯物主义宇宙观和进化的社会历史观形成了他在政治倾向和法律观上进步的特点。探讨他的法律思想,正是研究秦汉法律思想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了解他对法律基本问题的观点和具体的法律主张对于进一步认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本质和特点,全面把握西汉时期法律思想的发展水平和特征,都是十分必要的。     

论金代全真道士词人对柳词的接受

王重阳、马钰等皆为读书种子,以诗词修真传教自证度人,游艺不害修道,这是接受柳词的前提.得道后的王重阳对柳词的接受方式,是通过柳词的"象喻性"以隐喻方式言说修"真"悟"道"的体验.其接受的内在契合根据,则在于全真之"心游不离身游"的"游"观,这就使得感性的现象界最终又归宿于内在的体验和开悟,于是"道成肉身"的宗教体验也就有可能契合于审美体验的"主客泯灭"、"物我两忘"."全真乐道"的优游之乐虽不离弃感性之"身",但却是以否定世俗情感价值和世俗之乐为前提,这样,王重阳等对柳词的接受内核实际内在着一种"否定论美学"的指向.金代全真道士词人对柳词的接受,具有揭示金词词史格位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