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定何时任南越国揭阳县令

清《揭阳县志》载 :“史定 ,秦时人 ,仕南越 ,为揭阳令。元鼎六年 ,汉兵下番禺 ,定决计属汉 ,武帝嘉之 ,封安道侯 ,邑六百户 ,子当时袭侯爵 ,子孙遂家于揭阳 ,祀名宦。”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第五十三》载 :“苍梧王赵光者 ,越王同姓 ,闻汉兵至 ,及越揭阳令定属汉。”从《揭阳县志》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 ,史定在元鼎六年 (公元前 1 1 1年 )以前 ,已经是揭阳县令了 ,但具体的时间不明 ;而据《史记》的记载 ,也能知道史定在“楼船将军杨仆进入南越地时 (元鼎六年即公元前 1 1 1年冬 )已是揭阳令”了。那么 ,史定到底何时任南越国的揭阳县令 ?…     

司马迁生年补证

<正>关于司马迁的生年问题,归纳起来有两种不同意见:一是王国维(即王静安)为代表的看法,认为司马迁应是生于公元前145年即汉景帝中元五年,一是李长之为代表的看法,认为司马迁应是生于公元前135年,即汉武帝建元六年。 在认定司马迁生年的问题上,一般人认为根据只有《太史公自序》中的两条注释:一条是唐代司马贞的《索隐》,从中可以推出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另一条是唐代张守节的《正义》,据说又能从中推出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145年。 王国维的《太史公行年考》,就是根据对《正义》的理解,给司马迁的生年作了结论的,而李长之的《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则是通过对《索隐》和《正义》两者进行比较辨析之后,拿出十条持之有故、顺理成章的证据,最后才得出结论的,因此,是比较科学可信的。     

古代中缅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中缅两国,山水相连,民族相通,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悠久,胞波情谊深厚。 公元前122年的西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归国,说在大夏(今阿富汗)见到蜀布。这种布也称为“白叠”。《史记·正义》说:“白叠,木棉所织”。《后汉书·西南夷传》说,永昌郡(驻今云南保山市。辖境包括今德宏州在内)有“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再往后到晋朝时期,郭义恭《广志》说:“梧桐有白者,剽国有白桐木,其花有白毳,取其毳,淹渍缉绩,织以为布”。从西汉时期张骞在大夏(阿富汗)见到的蜀布(白叠)到晋朝时期汉族了解到来自永昌郡(驻今保山市)的“桐华布”,都是棉织品。从公元前二世纪末的西汉武帝时到公元四世纪的晋朝时期,中国与缅甸之间便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蜀布”(白     

司马迁生年探源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经过历代学者的考证、争论、筛汰,形成了两种流行的意见。 其一是根据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迁为太史令”句下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注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按照这条注释所示元封三年(公元前一○八年)上推二十八年即汉武帝建元六年(前一三五)乃司马迁的生年。 其二是根据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句下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注“迁年四十二岁”。按照这条注释,从武帝太初元年(前一○四)上推四十二年即汉景帝中     

班马传游侠比异

《游侠列传》是《史记》中一篇著名的人物传记,也是引起争论颇多的人物传记之一.班氏父子对司马迁歌颂游侠大不以为然.班彪称:“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并说:“所以遇极刑之咎也”,指斥极为尖刻.班固称司马迁“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进奸雄”,和乃父同一腔调.在《汉书》中,班固亦立《游侠传》,但在主旨上,和司马迁之《游侠列传》大相抵牾.班固虽吸取了《列传》的大量材料,但对司马迁笔下的游侠却一概持否定态度.     

析老子的道

老子的“道”,是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和最高范畴,是判别老子哲学性质的关键。由于《老子》一书,言简意赅、蕴义深晦,历来对“道”的理解不一,至今仍有争议。本文想就管见所及,对老子的“道”加以分析、探讨。我认为,老子的“道”指的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或总规律。老子是在对这一总规律有一定的认识之后才用“道”这个范畴来表示它的。“道”的本义是人们所行走的道路,引伸为途径、方法、道理、规律。在春秋时期,“道”已经在规律、法则的含义上被使用;如公元前606—前602年间,单襄公借“周先王”的话说:“天道赏善而罚淫。”公元前550年,邓曼闻楚武王“心荡”(心悸),叹道:“盈而荡,天之道也。”公元前524年,郑子产反对祭神祛灾,说;“天道远,     

齐桓公西伐“大夏”考地

据《史记·齐世家》记载,齐桓公曾“西伐大夏”。关于“大夏”所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云:“太原……又谓之大夏也。齐桓公曰西伐大夏,涉流沙。《左传》帝迁高辛氏子实沈于大夏主参……皆此地矣。”顾氏又说:“盖太原、大夏、夏墟……其实一也。”清初胡渭《禹贡锥指》:“太原……又谓之大夏,《左传》迁实沈于大夏,《史记》齐桓公西伐大夏,禹凿龙门通大夏是也。”依顾氏、胡氏之言,齐     

中日两国交往始于西汉末

据《史记》一书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二一九年)有方士“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州,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过去,中日两国学者大都把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同司马迁的记述混为一谈。其实,司马迁的这段记载是可信的。司马迁生于公元前一四五年,他     

司马迁“南游”年岁和有关问题考辨

司马迁“南游”原因有三：一是出自司马迁的自觉自愿，二是由于父隶司马谈之举荐，三是由于汉武帝的恩许。司马迁南游时，年已三十，时在元鼎元年，即公元前116年。南游路绳中的“楚”，实指秦末农民大起义中陈涉所建的“大楚”，包括有大泽乡和都城陈(今河南淮阳)一带地区。南游大约用了三年到四年时间，即汉武帝时，元鼎元年到三年(前116—114年)。     

班固之“实录”论

班固撰《汉书》,为司马迁立了专传《司马迁传》,评司马迁《史记》为“实录”,这为“实录”论立了丰碑。此论包含事、文、义三方面的准则要求:一是“事核”、“事理”,即要求记事真实,善序事理;二是“文直”,“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即传人记事,要求文质相称;三是“不虚美,不隐恶”,即要求传人记事必须达义,美恶如实,不虚不隐,公示于世。班固之“实录”论,承上启下,不只是评司马迁《史记》,还有确立中国史学本体理论的重要的历史意义。     

司马迁学术思想中的“道”“术”观

“道”与“术”在先秦是公共概念。在汉初学术融合的环境下，司马迁通过对道、术概念区别运用表现出：儒家体现了对道的整体性与客观性的全面把握，而道家的术只是对道的片面把握。没有把握道之全面性与价值性的术只是权谋的策略。道还表现出浓郁的价值追求，这使得道的本质可以被个体人所把握与担当。对道的新认识是司马迁儒道融合而归宿儒家的重要思想起点。     

论司马迁的生死观

《史记》所体现的司马迁生死观具有两方面内涵,即:“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作为司马迁人生价值观的重要构成部分,该生死观的形成与司马迁特定的人生经历、命运遭际和史家雄心有密切的联系。《史记》在编辑和描述历史人物的过程中生动而形象地体现出司马迁生死观的厚重和深沉,同时也凸现了这一生死观的伟大历史意义。     

司马迁生年考——兼及司马迁入仕考

司马迁的生年,他本人没有交待,班固写《司马迁传》也未记述,成了个悬而难决的问题。对我国古代这样一个伟大历史家的生年,应该通过考证予以解决。清代考据学大兴,有些学者注意到司马迁生年问题,作过考证。至于近世,考者益众,提出了种种看法,约有五六种之多,而较为合理的看法主要是两个,即: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提出的景帝中五年(公元前145年)说,郭沫若同志《<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认定的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说。近三十年来,我国学者讨论司马迁生年问题,主要围绕着这两说,而各执其一,相持不下。     

西南丝绸之路——佛教文化最早直接传入中国的通道

提起丝绸之路,你一定会想到那条举世闻名的西北丝绸之路。或许你还不知道,早在那条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开辟之前的几个世纪,已经有另一条民间商道在悄然进行着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这就是还不太为人们所知道的西南丝绸之路。而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方面影响巨大的佛教文化最早就是从这条通道直接传入中国的。佛教创立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印度,根据史书记载是在两汉时期顺着侯张骞开创的西域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一般认为后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为佛教初传的年代,而且是经由西域诸国从陆路传入我国的。而实际上,从一系列的出土文物、史书记载、文化遗址、以及民间传说来看,佛教文化最早传入中国既不是在两汉时期,也不是从北方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而应该是由比“丝绸之路”还早三百多年的蜀--身毒(音yan.du,古印度的音译)道传入,即由古印度穿过缅甸再经云南,最后到达四川。一、川滇缅印通道的真实存在《史记.西南夷列传》和《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张骞通西域时说:“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署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     

论我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一、我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分期我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伴着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建立而建立,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纵观我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至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颁布“推恩令”,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时期.在这一阶段中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着重解决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了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建立起统一的秦王朝,使“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他又划时代地废除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创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司马迁曾高度称赞秦始皇的历史作用是“世异变,成功大”.秦朝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创立,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秦朝二世而亡,是由暴政所致,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本身无关,在楚汉之争中,刘邦为战胜     

历史上在北京建都的少数民族

北京至少有 3 0 0 0年以上的城建历史。古文化遗址证明 ,北京地区至少在商末周初时就已经有了城池。《史记·燕召公世家》记 :“周武王之于纣 ,封召公子北燕。”可见 ,从公元前1 1世纪起 ,北京地区就是中原华夏和北方各少数民族交往、融合之地。《史记》作者司马迁称赞说 :“燕     

怎样看待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与高振铎先生商榷

高振铎先生在《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新解》(见贵州社会科学·文史哲版》一九八五年第五期以下简称《新解》,引文不另注)一文中,在列举过去许多学者把司马迁的思想归结为或“受道家思想影响”,或直称其“尊崇儒家”,或“尊崇道家”,或“既重道家也重儒家”等看法后,论述说司马迁的思想既不属于道家,也不属于儒家,更不属于杂家。据此,《新解》明确认为:司马迁的思想,根本不属于先秦学术思想体系中的儒、道、墨、法、名、阴阳等六家中的任何一家,“而应该把他当作两汉时期新出现的史家”。甚至说     

司马迁遭李陵祸及受宫刑之真相辨析

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潜心于他的不朽巨著《史记》撰写的时候,一场意想不到的横祸如晴天霹雳,突然降到了他的头上,这就是“李陵事件”之祸.事情的起因是由于司马迁坦诚地向汉武帝陈说了他对李陵败兵匈奴一事的看法,而独断专横的武帝听不进逆耳忠言,便以“沮贰师”、“诬上”的罪名将其下狱,处以宫刑(又称腐刑).事过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分析这件不幸的遭遇,觉得事情的发展并不就是如此简单,而是有其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历史背景.笔者认为,所谓“诬上”、“沮贰师”只不过是汉武帝利用李陵案件玩弄的幌子和借口,其真正目的在于教训司马迁,因为司马迁作《史记》实录史事,在许多地方揭了汉武帝的短.在此之前,武帝早已怀恨在心,但是碍于司马迁位居史职的身份,无法直截了当地给他点颜色和厉害,适逢此事,于是阴险的武帝计上心来,演出了这幕遮人耳目的丑剧.下面试论述之.     

“述往事,思来者”的“来者”

司马迁《报任安书》:“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对“思来者”一语,目前通行的教材及选本的解释有以下几种:1.王力主编《古代汉语》修订本第三册:“思来者,意思是想让将来的人知己之志。”2.郭锡良等编《古代汉语》中册“……思来者,想念未来的人,即让未来的人了解自己的思想”。     

远隔千山万水 史家所见略同──比较司马迁与希罗多德的生平与史著

远隔千山万水史家所见略同──比较司马迁与希罗多德的生平与史著吴建华（湛江师院历史系５２４０４８）司马迁（约公元前１４５年──前９０年）的宏篇巨著《史记》，被誉为我国“史界太祖”。①无独有偶。古希腊最早的史学家希罗多德（约公元前４８４年──前４２５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