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缅边界谈判中的“麦克马洪线”问题之再认识

在当代中国陆地边界划定、勘定史上,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至60年代初的中缅边界谈判,无疑是具有"率先垂范"意义的成功样板,遗留下丰富而深刻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当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国内学界对于其中非常敏感的"麦克马洪线"问题的处理方式,即一方面坚持中缅之间的"麦克马洪线"是不具有任何约束力的"非法条约线",我们不予承认,另一方面,又主张在已经明辨了历史是非的基础上将其视为"传统习惯线"而作为双方划界、勘界的重要历史依据(因为其与我们一贯主张的"传统习惯线"是基本重叠的),一直存在有"仁智互见"的不同认识。笔者认为,中缅边界谈判在解决该问题时,所遵循的"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和"互谅互让"之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对于同时和此后进行的13场中外边界谈判,均有传承和借鉴意义,但是,其具体的处理方式,并没有改变中国政府不承认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一贯立场,并不构成中印边界谈判之"遵从先例"的法律和事实约束,而仅仅是"特殊情况特殊处理"的非典型个案。     

以“优惠教育服务贸易安排”扩大中印教育合作

本文论证了扩大中印教育交流的必要性,并对中印教育交流合作的现状做了介绍和分析,指出目前中印教育关系滞后于两国关系当前发展和今后的需要,然后提出建立“中印优惠教育服务贸易安排”,以加速提升中国和印度在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     

尼赫鲁政府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单边主义及其对1954年《中印协定》的解读

印度尼赫鲁政府认为,1954年与中国达成的《中印协定》已全盘解决了中国与印度间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而该协定及其谈判均未涉及边界问题,因此中印间不存在边界问题。尼赫鲁政府对协定的这一解读是其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推行单边主义、施展外交谋略蓄意制造的,其目的在于将印度关于边界问题的单方面主张强加于中国,将其对"麦克马洪线"以南争议地区的侵占合法化。     

论《诗经》中“兴”的“起情”作用

论《诗经》中“兴”的“起情”作用杨滨《虞书》上说：“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这大概是我国文字记载中年代最早的对于诗歌创作的本质及作用的认识了。所谓“志”，据闻一多在《歌与诗》一文中的论证，“志”在汉语发展史上大致经历过由记忆、记载到怀抱（情...     

印度崛起视角下的“东向政策”:意图与实践——兼论印度“东向政策”中的中国因素

21世纪以来,随着印度的崛起,其“东向政策”发展到了新的阶段,首要意图已经从谋求经济利益转变为战略利益空间的扩展,经济利益与安全因素仍然是“东向政策”新阶段的重要意图.印度崛起背景下,“东向政策”在地理范围上不断扩展,合作领域也在不断深化.印度实施“东向政策”有制衡中国的考虑,但是“东向政策”在战略上更多的是对中国的“软制衡”而不是遏制中国发展.印度“东向政策”对中国的软制衡,也取决于中国怎样应对“东向政策”,中印可以通过“安全互构”的方式建立战略互信,中印应理性看待对方战略利益的扩展.     

中印文化交流：历史、意义与对策——“中印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6年10月25日,作为“中印友好年”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主办了一次范围小但规格高的全国性“中印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30余名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四川、西藏等省市区重量级研究机构的资深专家学者与会。印度驻华大使馆公使罗国栋先生拨冗莅会讲话并回答了部分与会学者的问题。与会学者主要围绕“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印文化交流:经验与教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印度文化的嬗变:传统与现代”、“增强中印文化交流与中印关系:问题与对策”等三个议题展开研讨,着眼于探讨文化交流在未来中印关系中的地位和作…     

现实的证据和应当的证据——我国证据理论中“二性说”与“三性说”之争引起的思考

一目前,诉讼法学界关于讼诉证据的性质或特征的争论,主要表现为所谓“二性说”和“三性说”之争,而且争论主要在刑事证据的范围内进行。在这里,本文首先就这两种观点及其论证做些必要的分析。不管是“二性说”还是“三性说”的论者都认为“客观性”和“相关性”是我国诉讼证据(或刑事证据)的基本特征或本质特征,而且论证基本相同。从他们的论述中可以发现,无     

老子之“道”和《薄伽梵歌》中的“原人”比较

《薄伽梵歌》是印度教宗教哲学的圣典，数论和瑜伽是其核心内容；《道德经》是道家思想的核心。“原人”和“道”在这两部经典中是核心概念。本文概括和确定两个概念的丰富内涵，并从本体论性质、本体论的意义及相关的人生论三个角度对两个概念和各自所属思想体系进行比较。所探索的问题和结论，有助于开拓《道德经》文本解读的空间，对进一步揭示以中印古代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内在特质有所启发。     

浅论“邓小平理论”的理论基础

一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在实践中提出，并逐步上升为一种理论程式的。而“理论程式”必然对相关和相同属性的社会实践具有普遍的指导性。理论程式的“指导性”是通过其运行的基本原则表现的。因此，考察这一“理论程式”运行的“基本原则”，以及这一“基本原则”的理论基础和科学性，是揭示“理论程式”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前提。 “理论同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实践中形成并运用的基本原理。它有三个层次：一是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因此，理论符合于现实是理论正…     

“五服”与“三代”：从中国婚姻法禁婚范围的变迁看“性别”与“姓别”

从清末变法开始，中国婚姻法的禁婚范围经历了一个从“五服”到“三代”的转变。中国传统社会自周代以后奉行“同宗不婚”的周礼，对中表婚则听民自便，法所不禁。1930年《中华民国民法典·亲属编》按照男女平等原则，将中国传统亲属分类——宗亲和外亲——改为西方式的血亲和姻亲，五服之外的宗亲和三代以内的中表亲能否结婚便成为问题。本文通过考察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婚姻自由原则与民间“同宗不婚”之礼的矛盾和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优生政策与婚姻自由原则在中表婚问题上的冲突，指出这些矛盾冲突的根源在于中西亲属分类凿枘不入，中国亲属分类是建立在社会性的“男女姓别”基础上，而不是生物性的“男女性别”基础上，传统社会“同宗不婚”和“中表为婚”是由于亲属制度重内轻外而非重男轻女造成的。     

八大未提“毛泽东思想”原因再探析

对于八大未提“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是研究八大历史不能回避的问题，也是海内外学者关注的一个焦点。对于这个问题，许多论著已经推倒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强加在刘少奇、邓小平身上的所谓“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状”，澄清了海外学者对中共八大的种种猜测和讹传。但是...     

科学发展动力研究——兼论“任务带学科”

1958年12月中国科学院在京举行的地理专业会议上,科学院领导在讲话中提出“要以任务带学科”.三十年过去之后,1988年12月全国高等师范院校《中国经济地理教学研讨会综述》仍然认为“任务带学科的原则是正确的”地理学界多数人对此深信不疑.当然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基础研究“不能以任务带学科”;“任务带学科”是我国过去教改中存在的“一种偏向”.看来“任务带学科”还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评德国史学界有关“特有道路”问题的争论

“特有道路”问题一直是德国史学界过去争论的焦点。该理论形成于 1 9世纪初 ,到一战时达到顶峰。二战后 ,“特有道路”由积极概念转为消极概念 ,被当成是所谓“德国灾祸”的历史温床。战后的几十年中 ,关于“特有道路”的分歧继续存在。自由派从社会结构理论出发 ,论证了结构不稳定和非均衡性发展造成“德国灾祸”的逻辑过程。而保守派则在历史主义史学传统的基础上 ,吸收了自由派的某些合理因素 ,否定“特有道路”与“德国灾祸”之间的内在联系。     

“南亚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

20 0 4年 9月 1 5日至 1 8日 ,由中国南亚学会和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共同主办的“南亚问题学术研讨会”在四川省峨眉山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研究南亚问题机构的 8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 ,并提交有关学术论文 30多篇。与会专家学者主要围绕中印经济比较、印度经济发展前景、印度新政府的内外政策、中印关系、印巴关系、南亚安全等问题 ,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关于中印经济比较　学者们一致认为 ,无论就经济增长速度和总体经济规模而言 ,中国经济都超过了印度经济。同时 ,学者们对国外学者提出的有关“印度经济将超过中国”的观点极为重视。学者…     

从“市场经济的哲学”概念谈起

丘挺、张先贤主编的（市场经济的哲学研究卜书，顾名思义研究的是市场经济的哲学，而不是泛指市场经济哲学。该书把研究范围界定在运用一定的哲学观念和方法分析具体的市场经济问题，把涉及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研究的理论问题从哲学的角度加以论证。这部书研究的是“市场经济的哲学”，体现在其“内容提要”的阐述：本书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经济学结合”，从以下两方面阐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哲学基础：（－）论证马克思主义学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联系；（二）坚持唯物史观、认识的唯物论、认识的辩证法，探讨市场经济同哲学…     

"事实"与"规范"的关系:一个哲学问题的政治-法律含义

“事实”与“规范”的关系既是现代哲学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实践问题,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具有重要的政治—法律含义的哲学问题。从讨论“事实”与“规范”的关系(或“事实性”与“有效性”)的关系入手,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了他所谓的“商谈的民主理论”和“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并设法在这个新的基础上批判资本主义现实、辩护社会主义理想。厘清哈贝马斯的政治—法律理论的复杂论证,研究这个产生于特殊语境的理论的可能的普遍意义,有助于我们思考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当代审美文化理论中的“现代性”话题

当代审美文化理论中的“现代性”话题王德胜一、“现代性”的启蒙话语“现代性”（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的问题，从始至终都是与启蒙、理性、主体性等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这么说，所谓“现代性”的问题，其实正是启蒙、理性、主体性等所遭遇的自身意义与价值问题。而所有这...     

统一而治殊：论顾炎武的“混合体制论”

顾炎武在《郡县论》中提出一种著名的改革理论，即在郡县制的框架内引入封建制的自治原则，形成“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混合体制。对于这种混合体制论的意义，当代学者通常把它视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论，或者视为地方分权论或“地方自治论”，认为其目的是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实现平衡。本文的观点是，顾炎武的混合体制论不只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论，也不只是地方分权论，还是处理“一统”与“治理”之关系的理论，特别是处理“一统”与“治理”之矛盾的理论，其中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统一而治殊”。本文的目的是论证这种观点，并进一步探讨“统一而治殊”的内在含义和思想来源及其实现机制和制度条件。     

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论纲

本文较为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文章首先分析了搞清这个理论问题的重要性及艰难度，接着从历史角度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基本观点及思想深化轨迹，并突出阐述了邓小平的贡献，然后从逻辑角度概括了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方法原则和社会主义的定义，最后又从现实性和未来的角度透析了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的认识疑团，揭示了21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光辉前景。     

“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成功实践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提出的用“一国两制”基本方针实现祖国统一的设想，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产物，也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从“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提出和成功实践，使我们从一个侧面更深刻地认识到，２０年前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提出要归功于实事求是只有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人们才能掌握并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基本原则，作为认识和解决问题、判断是非的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