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庚子事变中各派系忠君与爱国观念解析

清末庚子事变中义和团出于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感,逐教民、攻教堂、抗联军;统治阶级内部则分化为两大派系,抚团排外派昧于世界大势,他们"恃人心以立国"貌似冠冕堂皇的主张,多出于守旧心理,更有"大阿哥党"乃为一己之私利,拿国运作赌,爱国理应与他们无涉;剿团和洋派从事理出发,或建议或抗争,甚或还有丢掉性命者,然终不能影响清廷抚团排外的决策,他们有心爱国,无力报国。庚子事变中各派爱国之心意境不同,显然有高下之分。     

义和团与关公

关公是京津时期义和团崇拜的神灵群体中出现率最高的神位。团众拜关公属于官方赞许和民间拥戴的结果,关公本人从关羽、关公到大帝、关圣的复合身份,启示了义和团从"草民"和"义民"身份更换的认同。关公多元的身份和处境暗合了义和团在直东和京津时期的境遇转移。晚清宫廷和民间频繁的关戏演出为义和团拜关公铺设好了信仰体系与接受美学的土壤。关公的神学和戏曲传播学地位构成了团众的精神支柱。严酷历史状况下团众的悲情表演,不仅迫使团民还原了其世俗性地位,亦使得关公的正神形象蒙受耻辱,从而为后世中国废除关公的神学地位提供了文化阐释的依据。义和团拜关公现象促进了中国神学体系的革命。     

义和团研究的铺路之作──评介《义和团史事考》

林华国先生积数年功力而成的《义和团史事考》一书，就义和团的源流、实力、庚子战争中的作用以及清政府内部各派对它的态度等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考证，并对当前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发表了看法．掩卷之余，笔者觉得本书在以下三个方面作了新的开拓．一、对毓贤、袁世凯与义和团的关系作出了新的界定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与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并称的三大群众运动之一，其分散性、神秘性和复杂性又使其独具特色．在这次轰轰烈烈的群众性运动中，清政府内部各派人物如既贤、袁世凯等对它的态度如何，自然是人们研究的热点．义和团…     

义和团首领的戏衣

早期义和团的首领多为流民、出家人、巫师和江湖艺人,这些人本身有表演潜质或程度不等地受到过表演训练,具有在公共空间施展表演才能的本领,其中很多首领为戏迷。戏衣具有划分行当的角色定位和身份归属意味,流播于社会则兼具象征性和符号性社会功能,还有公共空间内特殊的仪式性功用,尤其是武戏的戏衣,对以尚武为天职的团民及其领袖来说,无疑是超凡武力的寄托物。义和团的法衣、旗帜同样具有模仿戏曲旗号、服饰的倾向。武戏戏衣对义和团民众的尚武行为及其首领的权力幻想产生过影响力。     

清代前期俄国与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差异之简析

清代前期入华的外国传教士有俄国东正教团、西方的天主教各派,同为基督教,但是他们在华传教的结果却相去甚远。清代前期天主教各派既在中国人中间发展了基督徒,又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俄国东正教团在发展教徒方面没有成功,从一定程度上说,其贡献只限于汉学研究。究其原因,是由于他们在入华传教的目的、方式、活动范围与规划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     

义和团与孙悟空

直东时期的义和团众崇拜孙悟空等神怪,并以之为附体之神灵。孙悟空形象对义和团的影响主要是晚清猴戏普及性演出所致。猴戏的动感状态对儿童少年具有天然的诱惑力。猴戏的舞蹈化动作,同样鼓惑起了团众的动感本能。猴王崇拜的心理还重新锻造了少年团众的童贞气象。美猴王的神怪出身和非凡能耐,促动了团众中少年儿童的超人幻想。团众童子军一系列的打教抗洋事件,再现的恰是现世猴王的叛逆行径。孙猴子七十二变的超凡本领还激化了团众改变自身命运的冲动。孙悟空形象对团众的影响呈现出消极和积极两类因素,其反叛特性激发了团民抗击外侮的志向;孙大圣大闹天宫、戏弄权威的举止,则启迪了团众戏弄官员、虐待教民的行为。孙猴子身上崇高与反崇高的特性皆反映在少年团中的行为之中。＂悟空＂的神圣性和＂猴子＂的戏耍性,拼合出了其高度对立的共同体,此类双面人格锻造了义和团童子军团的双重性格。     

論义和团运动的政治口号

六十年前,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革命运动的重心从山东轉向河北。在山东一带活动的义和团主力乾字团、坎字团于1900年春进入河北,向天津、北京进軍,与战斗在河北一带的义和团汇合,形成了一支声势浩大的革命队伍。当年6月,义和团的革命群众大批地湧入清皇朝的心脏——北京?呔俜吹鄯捶饨ǖ拇笃?掀起了中国近代第二次革命运动的高潮。     

梁启超笔下的义和团运动

梁启超以历史见证人和历史学家的双重身份,专题探讨过义和团运动的前因与后果,并且时叉和团有所评论。梁启起试图从事物之普遍联系乃至近代国际关系的角度来探讨义和团运动的因果关系,而不是孤立地就义和团谈义和团。梁启超关于义和团事件的研究,其主要学术贡献并不在于对义和团运动发生的原因分析得如何详尽,而是就义和团运动所产生的多方面的复杂影响提出了某些深刻的见解,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并不因为其中某些谬见而遮蔽或冲淡。除了对义和团事件发表自己的见解外,梁启超还以"导师"的口吻,就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开列出8个方面的论题。     

清政府的政策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初,清政府基于对它的认识,对之采取了消极限制的政策,其表现是“会匪区别”、“惩首解从”、“改拳为团”等。在同帝国主义列强矛盾尖锐的情势下,清政府出于对义和团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双重恐惧,对义和团的方针一直在武力镇压和“以民制夷”之间摇摆,这从客观上对义和团运动的壮大产生了重要影响。     

唐宪宗之死与唐代后期朝廷的内部斗争

对唐宪宗之死,历来人们把它作为唐后期宦官专权的一个典型例子。实际上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其背景相当复杂。这一事件是唐后期政治史上的一件人事,是当时统治集团內部各派力量冲突,斗争的必然后果。本文力图对此事件的背景进行具体分析,从而勾勒出唐代后期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的基本格局。     

论义和团“扶清”的思想基础

1898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时,一部分义和团组织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随着义和团在北方广大地区迅速发展,这个口号也被各地普遍采用.直到义和团运动被八国联军和清政府基本上镇压下去为止,在近两年时间里,广大团众就是在“扶清灭洋”的旗帜下进行斗争的.     

义和团运动在四川(续)

(二)四川义和团迅速发展的原因四川地处祖国西陲,但在北方义和团兴起后,四川人民闻风响应,开展了广泛的反侵略斗争,配合和支援了北方义和团的发展;北方义和团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后,四川义和团却迅速发展壮大,在清政府彻底变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严禁中国人民开展反帝斗争的险恶环境中,勇敢战斗,掀起武装起义高潮,革命烈火燃遍全川数十州县.这绝不是偶然的.(1)四川义和团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的产物     

晋武帝立嗣及其斗争考论——以齐王攸夺嫡为中心

西晋之治乱存亡 ,与武帝立嗣及由此引发的统治集团的斗争密切相关。在此过程中 ,齐王攸夺嫡问题尤为关键。武帝当政前 ,其继嗣位曾受到其弟攸的威胁 ,故其称帝后即以子衷为太子 ,以断绝攸进位之望。然衷弱智 ,无法理政 ,朝臣屡议废之 ,并提议以齐王为嗣。这触怒了武帝 ,在杨皇后及贾充党与的操纵下 ,武帝不仅确定以惠帝为嗣 ,而且逼迫齐王攸就国 ,致使其愤恨而死 ,同时对拥戴齐王的“清议派”士大夫进行严厉打击 ,激化了统治集团内的斗争 ,留下了无法克服的隐患     

《庚子国变弹词》中的异人形象

李伯元所作《庚子国变弹词》是近代反映义和团事件最为全面、详尽且偏见不强的曲艺类作品。《庚子国变弹词》以全景图方式再现了义和团事件的整个过程,还刻画出了一组性格特别的人物群雕图。其中端王、李来中、张德成三人皆具有异人特征,三人不仅是义和团集团的绝对首领,还寄托了李伯元所阐释出的鲜明个性。在《庚子国变弹词》的世界里,端王成了一代枭雄兼霸主类角色,李来中则是行踪飘忽、来去无踪的羽客类人物,而张德成就成了能掐会算的算命先生类主人公。三个团众首领分别担负起枭雄、羽客和怪杰的形象,延续的是戏曲角色定位的需求,而未曾严格遵守历史真实。三个特异型人物的登场,组成了一幅风云跌宕、诡异莫测的江湖世界图景。如此性格人物的集体亮相,迫使弹词为传统江湖世界的想象空间增添了近代化的新素质。     

义和团运动与义和团战争学术论证会综述

为推动义和团运动研究,中国义和团研究会与上海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了"义和团运动与义和团战争学术论证会".与会学者就"义和团与中西文化"、"义和团战争还是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义和团运动与社会转型"、"义和团运动与民族主义"及2010年学术会议主题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并从扩展义和团研究的视野、运用社会科学新方法研究义和团和开发新史料尤其是档案史料和海外史料等方面为2010年在山东大学和上海大学举行"两地会"形式的义和团国际学术会议提出了许多设想.     

义和团事件:清末反迷信的原动力

因义和团事件的发生,使人们习以为常的迷信问题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从士人到知识界精英,不仅谴责义和团迷信虚妄无用,还指出其误国危害,甚至将迷信当作产生义和团的主要根源,由此显示义和团事件给予人们心理上的强烈震撼.受义和团迷信误国的深刻警示和刺激,反迷信的舆论在义和团事变后形成一个高峰,无论是反迷信的出发点还是其内容,都受到义和团事件的深刻影响,说明义和团事件乃是清末反迷信的原动力.     

对义和团排外斗争的认识——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札记

义和团的评价问题,是近年来史学界引人注目的争论问题之一。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认识和评价义和团的笼统排外斗争。有一种意见认为:义和团对外洋事物一概排斥、毁弃,对洋人“要不加区别地杀完”,将与洋人、洋物有联系的中国人“分为十等,谓之十毛”,十毛之人,“必杀无赦”;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的同时,还带来了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是使近代中国摆脱停滞状态和被奴役地位的“最根本最必须的条件,但它却遭到义和团的殊死     

聂士成部直隶官兵与义和团的矛盾

清廷对义和团的态度因列强的步步紧逼,经历了由剿到抚又变剿的转变.一部分执行清廷命令的官兵尤其是聂士成部在清廷对义和团由剿变抚后仍对义和团实行镇压政策.其中原因既与清廷对义和团的游移不定的政策有关,亦与聂军对义和团的认识有关.     

对义和团排外斗争的认识——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札记

义和团的评价问题,是近年来史学界引人注目的争论问题之一。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认识和评价义和团的笼统排外斗争。有一种意见认为:义和团对外洋事物一概排斥、毁弃,对洋人“要不加区别地杀完”,将与洋人、洋物有联系的中国人“分为十等,谓之十毛”,十毛之人,“必杀无赦”;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的同时,还带来了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是     

义和团的神灵观

义和团所请神灵多来自传统戏文小说,此种选神方法的便捷之处在于戏曲是舞台艺术,具有可感性,戏中英雄为团众提供了直观模拟的对象。义和团崇拜的戏曲人物有四种系列,分为正统神灵和反叛神灵两大类。关羽、岳飞、杨家将等皆属正神系列,而武松、孙悟空、猪八戒等则分别为世俗和神怪反叛式神灵。这些神灵不仅本领非凡,而且富有动感,能直接触及团民的日常生活志趣。团众选神是严酷形势和紧急情况下的行为,因此,其所选择的神灵有人数众多、来路驳杂的特征,但是,此类神灵的反智特性、好战禀赋以及冤屈遭遇,局部意义上反叛了清朝官方和士绅集团拥戴的正神系列,但依然有与正统神灵系列重叠之处。团众选神是时代风云际会促生的产物,反映了晚清至高权力松动状态下意识形态的摇摆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