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的人民的时代”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再书写

新中国成立后,文学描写的重心,由知识分子历史地向工农群众转移,书写知识分子的空间十分有限.而知识分子又由于被改造的命运,只能作为被改造的对象出现在文学描写的世界.这相对于现代文学来说是一种再书写,这种再书写一方面是对现代文学书写知识分子传统的延续;同时它又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是当代中国特定时代的产物.     

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的上海

中国现代文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分别拥有过不同的中心点,而上海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地点的历史地位是十分稳固的,因而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都不应该忽略上海的地缘因素。上海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和地位,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气息、风貌和特质。上海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的基本意义,在于它体现着一定时段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生态,代表着一定时段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路向,反映着一定时段中国现代文学的生命基质,这些特定的因素使得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新文学呈现出了它所特有的自然质地、基础形态和发展模式。     

韩国的鲁迅研究状况

近来韩国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越来越关心,并且研究者也越来越多。许多中国文学研究者认为如果不了解鲁迅就不能了解中国现代文学,所以开始注重对鲁迅和他的作品及文学思想等方面的研究。 一、朝鲜朝对鲁迅作品的介绍情况 1910年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强占朝鲜之后,中国就成为朝鲜独立运动的根据地。那时在中国活动的朝鲜独立运动的爱国志士、文学青年开始向朝鲜介绍鲁迅和他的作品。根据《鲁迅日记》记载,曾经跟鲁迅交往的朝鲜人士有李又观、金九经、柳树人等”。大约1925年以后,鲁迅受到了朝鲜朝的许多作家和文学青年的敬仰和爱戴,而且当时的鲁迅作品的朝文译本也已被一般读者所接受。 鲁迅作品中最先被译过来的是他的白话处女作《狂人日记》,译者为刘树人,1926年刊登在《东光》杂志上。《故乡》由李陆史在1936年翻译,刊登在《朝光》杂志上。以后又收入他的诗集《青葡萄》中。《阿Q正传》、《伤逝》、《头发的故事》等也先后被翻译介绍到朝鲜。     

晚清至"五四":一种现代认知机制的生成及其对文学的重组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国从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诞生的文学,受时代语境的影响,追求西方现代性曾一度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主要价值导向。自晚清开始,很多作家都近乎自觉地与"西化"知识分子的论调保持一致,把中国的现代性焦虑以及知识分子的自我身份想象添加到新文学的构成之中,由此,中国文学的文化逻辑、叙事模式、话语策略、情感结构等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自我成长的意识形态——重读《家》、《山峡中》和《故乡》

巴金<家>、艾芜<山峡中>和鲁迅<故乡>的主人公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中国现代文学自我建构的内蕴.通过细读三部作品,可以见到中国现代文学自我的成长包含浓厚的意识形态内容,以及其中意识形态与个人体验的复杂关系.中国现代文学自我的成长故事,就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企图重新发现和获得生存方式的故事,企图重建现代生存意义的故事.     

中国现代文学中知识分子的二难处境

现代文学中存在着一个悲剧人物形象系列 ,他们大多是受“五四”新思潮洗礼过的知识分子 ,但都在自我价值的实现与传统伦理道德的两难抉择中选择了后者。这一现象实质上表现的是“五四”以后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理矛盾和文化冲突 ,体现了传统文化在知识分子人格中的深厚积淀 ,同时与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现实处境密切相关     

文学市场化走向与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书写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不仅是个时间概念,而且还含有文学市场化运作的现代化内涵。文学作品可以作为商品为读者所购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较之于古典文学的本质性差异。19世纪以来新型传媒的出现,为现代作家提供了更大生存空间和施展才智的舞台,文学生产逐步成为一个知识、资本与市场同构的过程。经济因素的注入改变了原来的文学观念,现代作家敢于大胆的言钱。文学市场化部分地影响了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选择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面貌。以经济的视角重回现代文学的历史场域,作家的文学书写无论是生存方式,还是生活方式,都彰显了一种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     

类型与指向:新文学大众化分析

大众作为一种激进的力量在近代以来得到重视。他们是激进革命的主要参加者 ,因此就出现了一种大众化运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激进的知识分子们认识到了这种情况 ,于是也掀起了文学大众化运动 ,以期为社会革命服务。在中国先后出现了三种文学大众化 ,即情感大众化、文化大众化和思想大众化     

共同话语与文本互动：朴殷植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交流

韩国近代著名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朴殷植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交流主要包括人际交流与文本互动两个层面。朴殷植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通过笔谈、作序或发表报刊文章等形式进行了政治观点和思想观念的沟通与交流,推动了中韩共同话语的构建。与此同时,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对朴殷植文本进行参考与改编,促进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韩国叙事的丰富与发展。朴殷植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交流在中韩近现代人文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价值。     

儒家伦理与现代文学中的反城市话语

反城市话语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存在的一个基本主题。本文重在分析反城市话语与儒家伦理之间的关系:其一,现代文学中的反城市话语起因于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念;其二和儒家的消费观念有密切关联;其三是基于儒家传统对都市繁华场中的声色及色情的恐惧;其四和传统的政治体制有紧密联系;其五,现代文学的反城市另一深层原因是文人们在社会地位的被边缘化;其六,反城市话语还归因于儒家传统田园文明的审美观。     

试论《现代》杂志的文学共生性

20世纪30年代上海《现代》杂志以商业利润为目的,推行兼容并蓄的编辑方针,从而出现多种文学流派、文学样式共生的现象。本文结合时代背景,分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各种原因,并指出《现代》杂志的文学共生性在30年代现代文坛的意义。     

"东方的哈佛"——圣约翰大学简论

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一所大学,曾经寄托着万千学子的憧憬和梦想,享有"东方的哈佛"之美誉,无论在上海城市史上还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都占有突出的地位.本文简要论述了圣约翰73年曲折的办学历程,归纳分析了圣约翰大学的特色和传统,最后将圣约翰大学成功的奥秘归结为四个一,即一个睿智的校长,一群出色的教师,一套严密的管理体制和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     

论新文化语境下"鬼"的文学存在

在科学逐渐昌明、现代意识勃发的“五四”社会趋势下,“鬼”文化在现代文化中的遭遇、现代作家新的文化态度以及表露于启蒙与审美不同层面的文学纠葛等话题对传统民间文化的“现代”生存都是富有探讨意义的。     

论中国古代文学欣赏的非"懂"性

"懂"是现代文学理论范畴,是理性主义的产物。中国古代文学欣赏不以"懂"为标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把"读"和"解"进行了区分,"读"和"解"都属于文学欣赏活动,但"读"比"解"更具有根本性,没有"解"仍然可以欣赏,并且不影响欣赏的性质,但如果只有"解"而没有"读",即对文学作品的感受和体味,那就构不成欣赏。中国古代的"解"主要是文意上的,它与现代文学理论中的"懂"具有根本性的不同。     

现代学科分类中的“文学人类学”

从现代学科分类情况来看,"文学人类学"主要被放置在人类学、比较文学、文艺学三个学科里,成为三个学科的亚分支,这反映了"文学人类学"目前的现实状况及地位。本文无意争辩学科从属的问题,而是从知识话语学角度探讨现代学科分类体系对"文学人类学"可能造成的遮蔽性。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增生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对晚清文学知识考古式重返,把现代文学起点推到晚清,拓宽了现代文学疆界,并从对现代起源的关注转向如何想象并谈论中国"现代"的方式,引发了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论断对晚清现代性想象的释放,引发十七年文学"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探讨,使其在"革命中国"的阐释中具有了知识范畴的独立性和类似"乌托邦"的价值品格。而寻找中国现代性的努力暗合了中国作为大国经济崛起的"现实",这种承认的政治让现代性变成政治正确的概念而空洞化,重新落入西方思维模式中。对论断的反思是研究者超越时代限定并使现当代文学学科与研究者获得独立品格,走向成熟的关键。     

勘探“人民文学”的“现代人学内涵”

以工农兵为本位的“人民文学”形态是在历史曲折中形成的 ,创作主体与对象主体的角色意识经过错位与置换 ,导致“人民文学”的现代人学内涵的失落或潜隐 ,有必要重新勘探与阐释     

穆木天:从“现代”走向“现实”的诗人

穆木天20世纪二、三十年在代理论和创作上的转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从"现代"走向"现实"的一个特例。以穆木天生平、创作与理论主张为基础,可以看出穆木天的转变不但与其东北诗人的情感有关,而且,这种转变还包含着不同文化语境下诗人创作的权利。     

"白话"与"文学":胡适文学改良主张再认识

要准确评价胡适文学改良主张的意义,充分理解其深远持久的影响,乃至深入认识新文学的性质,就必须对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概念之基本内涵加以仔细认真的辨析。白话的上升与新的"文学"观念的形成、国语运动的深入和"现代"意识的萌发有着内在联系,白话本质上是一种现代语言。对白话作为文学语言的地位逐步自觉的确认过程,也是文学观念、价值取向发生深刻裂变,文学格局进行重大调整的过程。由对"白话"概念的整体考察可以感知"五四"文学革命的丰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