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干涉还辽"与远东国际关系的变化

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后，俄国为阻止日本吞并辽东半岛，联合法德两国出面干涉。日本知难而退，放弃辽东半岛。这一事件反映了帝国主义之间在侵略中国问题上的斗争趋于激烈，同时也给远东国际关系带来了深刻变化，日俄争夺东北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从三国干涉还辽和李顿调查团的比较看国际干涉

三国干涉还辽和李顿调查团是两幕异曲同工的历史丑剧.前者俄、德、法三国扮演了倾向中国压制日本的角色;后者调查团五国则打扮成一副不偏不倚的"中立"面孔.结果是发人深思的,俄、德、法仅三国能迫使日本退还赃物,而国联当时有四十几国竞不能制止日本的侵略.对西方国家两次关于中国问题的国际干涉作客观的比较,可以看出在国际干涉的背后掩盖着的利益关系.     

论美国对拉美三国与台湾当局“断交”的干涉——一种“新门罗主义”下的霸权护持分析视角

在当代国际社会中,霸权国虽处于体系顶端但仍有护持霸权的本能,其维持霸权的主要目标是通过遏制"崛起国"来保持双方的相对权力差距,"非武力干涉"由此成为霸权国时常采用的手段。2017年以来,拉美三国(巴拿马、萨尔瓦多、多米尼加)与台湾当局"断交"事件引发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国会的粗暴干涉。以结构中单元互动进程所引发的压力作为自变量,对美国干涉拉美三国与台湾当局"断交"行为的生成机制进行剖析可以发现,美国干涉行为的实质是美国在拉美地区"霸权护持利益"与美拉关系、中美关系两组结构性矛盾交织互动的结果,不仅会危及台海地区和平稳定,也无助于台湾"参与国际活动"问题的解决。     

“奇幻”的现实主义与“怪诞”的现代主义

卡森·麦卡勒斯是20世纪美国"南方文学"最重要的女作家之一。其写作风格深受南方"怪诞"文学传统及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奇幻现实主义"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奇幻"与美国南方文学中的"怪诞"来挖掘两者的相似性和继承性。     

论高拱的治辽方略——以明隆庆五年“辽左大捷”为中心的考察

明嘉、隆时期,东北辽东地区东有土蛮各部劫掠,西有建州女真侵扰,局势岌岌可危。为扭转这一局势,高拱采取的治辽方略是：大力推行边政军事改革,以提高明军的防御作战能力;破格任用张学颜巡抚辽东,使其与总兵李成粱协同守边,共同御敌。可以说,这是高拱取得辽左大捷的两个决定性因素。故此,明清及近现代的政治家、史学家给予了肯定性评价。     

“结构理论”的结构——肯尼思·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解析

198 0年代以来 ,肯尼思·华尔兹创立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虽然一直在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然而 ,人们对这一理论却始终抱有许多错误认识。本文指出 ,华尔兹的理论本质上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结构决定主义理论 ,而是一种关于无政府状态中的国际政治的系统理论 ,这一理论在强调“结构”的作用的同时 ,并没有排斥单元层次变量的重要作用 ;华尔兹理论的实质可以被概括为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决定论 ,而这一理论的主要缺陷就是其演绎逻辑上存在着过分简单化的倾向。鉴于冷战后世界政治局势发生的巨大变化 ,本文在最后部分还特别探讨了华尔兹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重提现实主义的超越性——从“现实主义冲击波”与对几个文本的解读谈起

“现实主义冲击波”引起文坛对现实主义的讨论后,阎连科小说《受活》的出现又激发了人们对现实主义超越性的兴趣,但很多情况下,我们对现实主义的讨论是混乱的,要么是在理论的圈子里兜风,要么是由于理论界定出现了问题而失去了讨论的大前提。因此,结合具体的创作活动,在合理的理论框架内对现实主义超越性的重新审视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现实主义：直面现世的“社会批判”——论茅盾作为一种现实主义文学形态典型代表的意义

本文从现实主义形态学视角认知中国新文学巨匠茅盾 ,探讨“社会批判”型现实主义文学的独特价值 ,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两个层面揭示茅盾作为此种文学形态典型代表的意义 ,由此确立其在文学史上无可置疑的领衔地位。     

“新写实”小说与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嬗变

“新写实”小说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文学思潮,它以世俗化的新“写实主义”,疏离政治,视点下移,使现实主义文学从崇高跌落到世俗,以凡俗众生为叙述主体,选择下层百姓的世俗生活作为表现对象,展示人们的琐碎生活和生存烦恼,还原了生活原生态。“新写实”小说促进了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社会转型期的嬗变,表现出从典型化转向世俗化价值取向,以作家主观情感的隐匿,颠覆了被长期奉为经典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     

论联合国维和行动与和谐世界的构建——一种结构现实主义的视角

联合国维和行动是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项重大创新,它不但促进了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而且对构建和谐世界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符合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多极化、多边主义有利于构建和谐世界。作为实践多边主义的最佳场所,联合国在构建和谐世界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继续积极开展联合国维和行动。结构现实主义是当今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为分析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对构建和谐世界也有重要启示。     

地域人文传统与现实主义文学思潮——论“浙江潮”对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思潮的引领意义

＂浙江潮＂引领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思潮,取决于浙江作家对世界文学新潮的敏锐感知与把握,也根因于积淀深厚的地域人文传统对现实主义的精神呼应。其引领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新文学各个时期都有显著表征,集中体现在对各种重要的现实主义文学形态的引领作用。     

会唱歌的“结构”——欧洲近代小说“框架式结构”源流简论

"框架式结构"作为组织情节的一种手法,在欧洲近代小说的诞生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它的形式来源很可能是流传到欧洲的古印度、古波斯故事集。本文一方面阐述框套法这一可能的源头,一方面努力说明在《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等欧洲著名"框架式结构"故事集中,还存在着的另一个源头即欧洲结构传统对它的影响。另外本文还试图进一步分析"框架式结构"在文学史中有两个阶段的流变,一是在欧洲近代长篇小说产生过程中,"框架式结构"所起到的促进作用;二:是当其产生之后,"框架式结构"通过两个方向上的演变(同"漫游式结构"相联系;自身演变为情节的一部分)而得到的新的发展。     

农村土地流转中“差序格局”的形成与破除——基于交易“差序格局”和第三方实施的分析

农村社会的信任格局形塑了要素交易的人格化特征,政府介入则使之逐渐非人格化。为剖析该转变的内在逻辑,利用江西和辽宁两省的转出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土地交易"差序格局"的形成及政府主导对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信任"差序格局"内嵌于农地要素的配置方式,政府主导有助于促进交易的非人格化。经验结果表明:第一,信任水平与交易对象正向匹配,交易外生性的提高则降低了信任的交易匹配效力;第二,政府主导土地流转提高了交易的外生性,但仍受限于信任的内生匹配作用;第三,外生性交易有助于显化土地流转的价格和契约的规范性,政府主导强化了该效应。为此,需着力破除城乡互动壁垒,拓宽农村社会网络边际和提高要素的流动性;发挥政府在农地租赁市场中的规范构建、平台搭建及规则维护等职能,同时约束政府的公共理性和寻租行为,协调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的双重机制。     

“德国问题”与早期欧洲一体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为什么走上联合道路

在欧洲历史上,欧洲联合的思想由来已久,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却没有走上联合之路,这是因为德法两国没有实现和解。二战后,美国为了复兴西欧,为了解决＂德国问题＂,才有了＂舒曼计划＂,德法才逐渐实现了和解,才有了早期欧洲一体化。     

两汉至三国时期朝鲜半岛“三韩”的历史

两汉至三国时期,朝鲜半岛中部以南地区主要分布着韩人,韩人内部又分为马韩、辰韩和弁辰,也称为“三韩”。“三韩”是农业民族,因此就决定了他们的社会政治结构和人口规模,但是一直到三国时期韩人都没有产生能够统一各部的政治力量。韩人分布区有丰富的物产,其中弁辰生产的铁,促进了韩人与周边民族的交往,在与周边民族的交往过程中发生了民族融合,因此韩人民族融合呈现出多源合流的发展趋势。     

“一带一路”倡议对欧洲的机遇与挑战

本文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欧洲的影响。文章介绍了“一带一路”倡议的起源和目标,并概述了欧洲在倡议中的地理、历史和经济位置,详细讨论了“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的机遇,包括经济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文化交流的增强以及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推动,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欧洲的挑战,包括经济竞争压力、政治价值观的差异和安全与法律问题;通过案例研究分析了匈塞铁路项目、亚得里亚海港口项目,展示了这些项目在欧洲的实施情况以及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总结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欧洲的总体影响,并提出了欧洲应对挑战的建议。     

“中央通讯社”与抗战时期中国报业格局的嬗变

"中央通讯社"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国家级通讯社,它的兴办及经营,对于民国新闻业的传播格局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随着"中央通讯社"实力的壮大,民国时期中国新闻界打破了自近代以来重大新闻需依赖外国通讯社的失衡状态。"中央通讯社"所确立的"专业化""社会化"的服务理念,促进了国内新闻传播业发展的平衡,刺激了中国地方报业的勃兴。文章通过挖掘史料,对"中央通讯社"在中国报业演变中所发挥的复杂作用,进行了重新地定位与评估。     

“V一临时量词N”结构中“一”的省略与保留

通过对具体语言事实的静态与动态考察，对“V一临时量词N”结构中“一”的省略与保留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揭示该结构中“一”的省略与保留的制约因素。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抗战电影界的精神走向——一种“苏联话语”变为“中国话语”的心路历程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抗战时期,从一种“苏联话语”变为一种“中国话语”,这样的心路历程,对中国电影知识分子和中国现代电影的精神发展走向来说,无疑具有相当重要和关键的文化追寻意义.在绝大多数文艺知识分子的精神境域中,其所采用的“现实主义”基本原则,都是这种在斯大林主义指导和涵盖之下所产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基本理念,而很少采用马、恩的那种“现实主义”原则.就中国的电影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在动用“现实主义”这一概念规范自身的思想和制作行为时,其实动用的也是斯大林主义的那种“现实主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