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昼《水浒传》批评思想的现代阐释

明代学者叶昼假托李卓吾之名评点的《水浒传》，长期以来被误认为李卓吾评本，目前对叶昼的《水浒传》批评思想研究得还不够深入。本文试图就叶昼对《水浒传》的创作思想、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人物形象及其个性的分析，进行深入而客观的阐释，从批评理论上肯定叶昼对《水浒传》研究的巨大贡献。     

李卓吾的女性观与明代社会——以“出世丈夫”为线索

在近代学术研究中,李卓吾因其思想“离经叛道”而受到广泛关注,并形成了迄今仍然占主流的李卓吾解读研究的“解放史”观路径。细致地考察其女性观,可以对上述主流观点提出质疑与批判。李卓吾大加称颂学佛女性为“出世丈夫”,他心目中的“大丈夫”形象,依然是传统社会所设想的“理想男性气质=自立、志向远大”,他又将“无法自立”“优柔寡断”等负面特质赋予“妇人女子”,这虽然超越了单纯以生理性别划分高下的看法,但并未改变他对“男性气质”的推崇。李卓吾所描绘的孔子形象显示,其“出世”概念指人要学道就当出游四方以求道友,然而在当时条件下能够出游的只可能是衣食无忧的士大夫男性而已。李卓吾并未意识到,自己的主张看似超脱流俗,但其实与传统社会分工“男主外,女主内”的理想图式不谋而合。     

试论李卓吾对《水浒传》的评点

我国古典长篇小说《水浒传》,自问世后,就被封建反动统治阶级及其御用文人看作是“诲盗逆书”,受到各种歪曲、毁谤和摧残。长久以来,从事《水浒传》研究的,往往言必称金圣叹,甚至于对金圣叹挖空心思诬蔑歪曲《水浒传》的评点文字也加以美化,硬把金圣叹看作是“同情农民起义”的文学评论家,称他作“封建文化的贰臣”、“封建政权的叛逆”,等等,而对于在士大夫文人中间第一个大胆肯定这部小说的明代的杰出思想家、通俗小说评点家李卓吾(公元1527—1602年)和他对《水浒传》的评点,则几乎被湮没,很少有人加以研究和重视。关于李卓吾是否评点过《水浒传》,他评点的是哪一部《水浒传》,他是如何评点这部小说的,以及他对《水浒传》的评点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应占什么地位等,这在我国学术界是有过不同的意见的。这篇文章想就李卓吾对《水浒传》评点的一些问题,谈谈个人的粗浅看法,希望得到读者和专家们的指正。     

李卓吾小说创作论评述

明季,思想界呈现出异常活跃的局面,小说理论也随之有了一个大的发展,出现了较全面的小说创作论,主要标志之一便是李卓吾对《忠义水浒传》的评点。 署名李卓吾的小说评点多系伪托,只有《水浒》评点确实出自他的手笔。然而,李评《水浒》也有两种刊本,孰真孰伪,迄无定论。据我们考证,容与堂所刊百回本为卓吾评点真本。(参见拙作<水浒传>李卓吾评本真伪一辨》,《南开学报》1981年第3期)本文主要就容本评点中李卓吾提出的小说创作理论加以评述。     

论《维摩经》对李卓吾思想及文学批评之影响

明末著名思想家李卓吾深受佛学,尤其是《维摩住经》的影响,这全面表现在他的思想、行为及文学批评之中。《维摩诘经》对其人生方式的影响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恣意任性,游戏人间的狂放态度;二是怀入世之心,言出世之语,行世间之事一是强烈的教主情结。而卓吾思想与《维摩诘经》的联系,较为显裕的有：“佛、魔不二”论及“人间净土”论两点。在文学批评上,卓吾的批评活动同样深深带有《维摩信经》的印痕,这从《水许》批评中的“游戏”说,“佛、魔”税及《杂税》等论述文艺的有关内容中可略见一斑。本文认为劳分析李卓吾思想性格的形成及其文学批评的特点,从《维摩诘经》的影响入手,是一个最为直接而切近的着手处。     

关于《李卓吾先生祠记》及其作者

《滇文丛录》(《云南丛书》之一种,秦光玉辑成于1938年,194 5年印成)有《李卓吾先生祠记》,在所见及的李贽研究资料中未有收录此文者。该文出自李贽弟子陶 之手,兹将全文加标点抄录于下。李卓吾先生祠记陶　 先生去姚距今四十年,其卒于长安又距今十六年。余纵观守是邦者,凡有德     

歪曲和指责、无益于开展正常的学术争鸣——评杨玉圣同志《读美国史纲》札记(三)

黄绍湘著《美国史纲(1492—1823)》(以下简称《史纲》)于1987年5月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通报第41、42、43期上,见到杨玉圣同志评《史纲》的短文,不久,该通报第44期上,又连续登载杨的《美国史研究的反思与改革——《读美国史纲札记(三)》(以下简称《杨文》),细加研究,其内容涉及研究美国史的理论原则问题,为了澄清是非,择其要者评批于后,并就教于读者。     

《水浒全传》李贽评也属伪托

现存署名李贽批评的《水浒》主要有两种:容与堂刊一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和袁无涯刊一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传》。前一种,经戴望舒、靳岱同、王利器等先生的力证,多数人已相信为叶昼的伪托。对于后一种,人们也做过一些考证,鲁迅早在五十年前就指出其为“伪托”;1954年,何心在《水浒研究》中对此本作伪的过程做了推想;1979年,王利器在《〈水浒〉李卓吾评本     

是“开展正常的学术争鸣”吗?——读《美国史纲》札记(四)

黄绍湘教授的《美国史纲(1492—1823)》(以下简称《史纲》)出版后,笔者曾先后写过3篇松散的读书笔记,结合《史纲》的读与评,就我国的美国史研究状况阐述过自己的一些看法,很可能对有关前辈有所得罪。最近读到黄教授的爱人——毕中杰先生的长篇专文:《歪曲和指责,无益于开展正常的学术争鸣——评杨玉圣同志〈读美国史纲〉札记(三)》(以下简称《歪曲和指责》)。在黄教授看来,《歪曲和指责》一文乃“简练揣摸,据理力争”。是也?非也?     

李贽对历史人物的价值认识

评价历史人物,是一种认识活动.这种认识过程,是通过两个层次即事实性认识和价值性认识来进行的(参看拙文《评价历史人物要遵循认识规律》,载《华中师院学报》1982年第4期).对历史人物所进行的价值认识,是一个历史的认识,它是具体的,是发展变化的.我国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李贽,在他评价历史人物的专著《藏书》、《续藏书》里,对战国至元的八百名历史人物,以及神宗以前明代的四百名人物进行了品评.他宣称要"颠倒千万世之是非",以"予李卓吾一人之是非"为标准,去重新评价历史人物.李贽到底是以一种什么价值观去评价历史人物的,他的价值认识具有什么特点?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些探讨.一李贽在《藏书》和《续藏书》中对历史人物的事实性认识,主要是根据以往的官修史书;其价值性认识,则主要渗透在大大小小     

由“句吴”说到干国的历史与族属

一史载周族古公亶父之子太伯、仲雍南奔荆蛮,“自号句吴”,至其十九世孙寿梦时“称王”,始为强国。然而,“句吴”究竟因何取名,其含义是什么?史家争议颇大。有的说是地名,《史记·吴太伯世家》刘宋裴骃《集解》引宋忠语谓:“句吴,太伯始所居地名”;有的认为“吴”是国号,而“句”则为夷语之发声,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称:“句音钩,夷俗语之发声也,亦犹越为于越也。”《左传》“宣公八年”孔颖达《正义》也说:“句吴,句或为工,夷言发声也”;东汉赵晔《吴越春秋·吴太伯传》:“古公卒,太伯、仲雍归赴丧毕,还荆蛮,国民君而事之,自号句吴。吴人或问:‘何像而为句吴?’吴太伯曰:‘吾以伯长居国,绝嗣者也。其当封者,吴仲也,故自号句吴,非其方乎。’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有余家,共立以为句吴。”如此,则     

《湖北大学筹建水浒研究资料与咨询中心》

笔者于武汉获悉,胡北大学正在筹建《水浒》研究资料与咨询中心,由著名《水浒》与金圣叹研究专家张国光总负其责。这个中心将广泛收集海内处出版的各种《水浒》版本以及评论资料,《水浒》评论家李卓吾、金圣叹等《水浒》评著,研究李卓吾、企圣叹的沧著也在收藏之列,该中心对于《水浒》研究的专著也予以收藏。     

以民为本 广开言路——读《子产不毁乡校》有感

《左传&#183;襄公三十一年》里记叙了子产反对毁乡校一事。文中有这样一段话：“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日：‘毁乡校,何如?’子产日：‘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者否。其所善者,或击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报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数也;不如小决使道：不知吾闻而药之也。’”在这段话中,子产详细地阐明了为什么不毁乡校的道理,充分展示了一名政治家广开言路、集思广益、以民为本的宽广胸怀。     

王夫之王霸论浅析

王夫之上承孟子,尊王贱霸,认为王道即是行仁政,其不过是恻隐之心的扩充与推致;而霸者不过是假仁义之名行利欲、富强之私。因此人君要成就王道就必须推己及人,以德服人,而天下之大乱就是因为不能明辨王霸之优劣,并把王霸之别释为公私之异。在此基础上,王夫之引入情,认为王道本乎人情,并从理、情、势三方面论证仁政必然能成就王业。他还认为孟子对具体如何成就王道,以及作为治道层面的王道,论述过于疏阔。在王夫之那里,王道不是一个完全向三代的回溯,而是一个开放的未来态。     

训诂笺识

二句见于《左传·昭公二十年》所载伍员奔吴故事。故事说楚大夫费无极忌贤妒能,诬陷伍奢欲与太子建叛变,使楚平王拘捕伍奢之后,又设圈套置伍氏父子于死地:“无极曰:‘奢之子材,若在吴,必忧楚国。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来。不然将为患。’王使召之,曰:‘来,吾免而父。’棠君尚谓其弟员曰:‘尔适吴,我将归死。吾知不逮,我能死,尔能报。闻     

对《齐物论》中“吾”的解释学解读

一般地 ,“吾丧我”被理解为《齐物论》的主旨 ,“吾”之境或与之相关的“物我”问题是文本中的最高问题。对“吾” ,《齐》文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说明 ,只表明了“吾”的外在样态———“为是不用而寓诸庸”、“两行” ,此时这种外在样态的发出者“吾”显得很神秘。《齐》文存在“吾”和“我”两个空间 ,而以生存论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 ,同样存在着两重境域 ,一是如上所说“我”的 ,一是在“我”之先的 ,而后者 ,是否就是“吾”呢 ?本文在回顾《齐物论》的主旨之后 ,给出了一种解读“吾”的视角     

张汤新议

张汤(?——公元前115年),西汉武帝时杜陵(今陕西长安县东南)人,由“刀笔吏”到“致位三公”(《汉书·张汤传》,以下凡不注皆引此),以“务在深文,拘守职之吏”和“痛绳以罪”而震慴一时。自司马迁《史记》把张汤纳入《酷吏列传》以来,封建文人对张汤的评价,多半是毁骂加鞭挞,把他称为“酷吏”、“酷吏之魁”。例如明朝李贽在《藏书》内,不仅把张汤列在《贼臣传·残贼》一节,还大骂张汤是“坏尽”的“猾贼”,“害天下不小”(见《史纲评要》174页)。我认为这些看法是片面的。     

《嵩山文集》校勘札记

《四部丛刊续编》所收宋人晁说之集《嵩山文集》系影印曹溶之藏本,惜其为抄本,难免有讹误之处。而《四库全书荟要》所收晁说之集《景迂生集》虽同为抄本但因皇帝御览,有馆臣校勘,故抄写较精。今以《四部丛刊续编》本《嵩山文集》为底本,参校《四库全书荟要》本、《四库全书》本《景迂生集》,发现《嵩山文集》讹误之处34条,遂加考订,议其是非,以期略有补焉。     

吴禄贞死于谁手?

长期以来,吴禄贞被刺流传着三种说法。一说是因个人之私仇而被人杀害;二说是为清政府所干掉;三说是系为袁世凯收买吴的部下所干的丑恶勾当。 主张一说的主要为载涛等人,他于1964年著文驳斥了袁世凯和清廷派人刺杀呆禄贞的说法,并指出,“据我所知:既非袁之所为,亦非清政府所干,仅系由于个人的私仇,致酿咸适逢会的凶杀而已”(载涛:《吴禄贞被刺真相》)。 主张二说由清政府派人刺杀吴禄贞者,有陈铴璋、李剑农等人。陈在所著《细说北洋》一书中写道:“清廷恐吴将来有变,乃任吴禄贞为山西巡抚,藉以联络。可是吴不为利诱而动摇,进而截留清军运往湖北之军火,并弹劾荫昌误国大罪。清廷既不肯明令责斥吴禄贞,又深恐其举兵发难进攻北京,不得已只出于下策,于宣统三年(1911)以金钱收买被吴黜退之部属第十二协协统周符麟及标统马蕙田,在九月十六日深夜刺杀吴禄贞于石家庄正太铁路站房之办公室内。而后割取吴之首级,逃京献功。”李剑农在其所著《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一书中亦写道:“清廷见吴的行动有异,乃阳任吴为山西巡抚,阴遣人刺杀之于石家庄。” 然而第三说的主张,吴禄贞系为袁世凯所刺的人论证较多。起先,他们多半也是主观推论,如《大同报》所载之《民国春秋》就曾大书特书道:“袁世凯使人暗杀吴禄     

容与堂刻本与贯华堂刻本——兼论金圣叹为什么不满意李卓吾

对于《水浒传》的评价,金圣叹与李卓吾截然相反。这是为什么呢?假如我们把明人李贽的容与堂百回本《忠义水浒传》评本与清人金圣叹的贯华堂七十回本《水浒》评本加以比较,便会发现更多的问题。我的这篇文章不准备论述李贽与金圣叹在批评《水浒传》时的相同之处,只是结合《水浒传》中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绪,比较一下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