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研究

本文着重阐析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之间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关系,并对目前中国的社会资本现状进行了分析.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目前面临着现代社会资本相对短缺等问题.政府治理过程中应进行传统社会资本的转换,培植现代社会资本,并且通过新型治理、民主观念的树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促进社会资本和政府治理之间的良性互动.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特征与目标模式

第一,行政体制改革：善治与社会和谐。现代化的发展、和谐社会的建设离不开高效、协调的政府管理。治理理论认为,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公共事务的解决之道在于“多中心治理”,即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多中心治理强调的是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及主体间的协同与合作。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是这样界定的：     

变化社会的治理思考

变化社会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在变化社会中,剧烈的社会变迁、复杂的国情、竞争者的压力,造成了整个治理体系上的压力.构建一个有利于政府主导、传媒发展和社会参与的公共治理体系,是变化社会实现善治的关键.只有当政府治理力、传媒发展力和社会参与力达到一个相对均衡的状态,变化社会才可能实现善治.     

中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持续性:影响因素与政策优化

在社会整体转型时期,“政府创新”日益成为现代政府正确履行职能、强化责任担当、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途径和策略.进一步加速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特别是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的持续性将成为检验其成功与否的重要评价指标.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持续性受到诸多内生和外生因素的影响,通过对众多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案例的比较分析,可以概括出创新的成本与收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创新主体的能力、权利中心的稳定性、创新的制度环境、创新项目的可扩散性、公民与社会组织的有序参与等方面的因素及其相互间的关联、互动,在推动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持续发展上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只有通过加强政府创新的顶层设计,不断推动经济发展,创造更加宽松的创新制度环境,以科学的绩效管理来提升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等方面的政策优化,才能在多元合作共治中逐步形成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长效机制,从而增强其社会治理创新的持续性.     

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上再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发展的视角,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评价体系可以构建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项二级指标的测评体系.结合新时代的特点,要克服未来的困难,政府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     

地方政府创新中的参与式治理趋向:以广州为例

地方政府创新在相当程度上是地方政府为缓解外部压力的必然反应,但由于缺乏持续性的动力,导致地方政府创新不可持续.从广州市政府近年来的管理创新实践来看,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与公民社会的成长推动了地方政府创新,并呈现出参与式治理的发展趋向.这个过程中显现出的政府改革与公民社会成长之间的互动格局可能既有助于化解地方政府创新缺乏可持续性的难题,又可能在改善治理绩效的基础上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     

近30年中国地方政府的改革与变化:治理的视角

近30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带动了政治体制的深刻变化,中国地方政府已经成为地方治理的首要主体,通过自身的改革和调整,基本适应并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地方治理的主体在增多,治理空间在调整,治理问题也在增加.地方政府原有的治理方法、手段和技术难以应对这些新的变化,因此地方政府必须进行改革和创新.对于中国这个改革中的大国来说,地方政府的改革和创新具有积极的意义,值得继续支持和鼓励.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的演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比较及启示

本文从政府治理公共社会事务政策工具产生与演化轨迹的视角,重点剖析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进程中政策工具的演化逻辑.虽然中国与西方国家治理食品安全风险的起点各不相同,但政策工具演化发展的轨迹却基本一致,皆经历了从强制型工具为主演化为强制型工具与引导型工具相结合,并最终趋向于强制型、引导型、自愿型三类工具相互融合的动态演化过程.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政策工具演化发展的共同特征,其本质体现了一个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关系的变迁史,而差异性主要由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体制、社会发展所处阶段与所面临的食品安全风险的不同而产生.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体系的完善既要科学把握全球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普遍性,又要从本土的实际出发,促进并努力实现政府、市场、社会主体间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政策工具的均衡与匹配.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变迁的过程分析--基于资源配置视角

治理是研究社会关系的新理念,强调随着资源配置结构的复杂、多元、动态化,社会治理结构从政府单极统治走向网状水平发展.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单位不再只是资源配置的主体,其他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推动国家"社区建设"理念的提出,从而鼓励社区非营利组织、社区公众和政府一起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之中,形成网状社区治理结构.尽管政府在新的治理模式中依旧处于主导地位,但模式也体现了国家-社会关系的转变.     

治理能力与社会机会——基于世界治理指标的实证研究

社会机会能够提高人类的发展水平,促进社会成员个人发展质量的提高.社会成员对社会机会的广泛共享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本取向,也是政府治理行为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通过对各国政府治理能力和社会机会水平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治理能力的提升有助于社会机会的扩大,能够促进全社会成员共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     

作为理性的科学与作为信仰的宗教

科学是理性的,宗教未必是反理性的,宗教所提供的不仅仅是对人心的关怀,还提供一种心与物的和谐之境。信仰真空中的作为个体的人或作为类的人都无所畏惧,也缺乏担当,敬畏之心可以使人无限膨胀的私欲适当收敛。理性与信仰、科学与宗教,完全可以和谐地相处,为这个世界的心,物特别是心与物之间做出合乎长远利益的安排。     

童贯曾任"宣抚使"而非"宣徽使"

童贯在宋徽宗政和年间曾担任陕西等地的"宣抚使",而<宋史·贾炎传>及<大金国志>却误作"宣徽使",这是两种不同的职官,应予以订正.     

经济自由及其代价与限度

经济自由的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而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在于拓展人们的自由。这里的自由分别指形式自由和实质自由。实质自由的有效增长依赖于人们拥有平等的形式自由,形式自由则依赖于政府对个体权利的保护。但政府有可能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利破坏形式自由的平等性,最终损害人们的实质自由。因而探求自由的价值、代价与限度的过程,也是寻找政府行为守则的过程。     

太空文明时代与文化守正创新

人类本体论应是时空合一本体论,在时空维度中,当今世界文化发展已经从"大陆文明"、"海洋文明"发展到了"太空文明"时代。在这个新的时代中,应重新评估以儒学为重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全面深入地认识其特质和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寻找准确的属于中国的文化价值立场,实现文化的守正创新。     

试论道德价值及其实现

道德价值是指在社会生活中,道德是否满足主体(人或社会共同体)的需要、是否同主体相一致、为主体服务的一种关系状态。它具有鲜明的属人性、主体性,体现着主体自身的尺度。道德价值的内涵十分复杂,既包括手段价值,也包括目的价值。道德不仅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承担着规范、约束、塑造和引导社会、人生之重任,而且是人与社会发展的"度量衡",表征着一个社会、一个人的发展水平和程度。道德具有实践品格,道德价值是人们在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生活实践中生成的。道德价值的实现,主要取决于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如何充分发挥道德的"约束"与"服务"功能,使二者实现和谐和统一;特别是如何成人成己,创造性地提升自我,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     

以伦理看待发展

自由可以成为发展的维度,伦理为什么不可以?伦理既是发展的条件,也是发展的重要内涵,它应该和自由一样成为人类新的发展观的重要内涵。伦理对于发展的“工具性价值”十分丰富。伦理的不断提升也是发展的题中之义,美好的伦理(如仁爱、和平、公义、宽容、合作、勤奋、节俭等)本身就是人与社会不断发展的重要体现。     

作为异质性的经济学

关于经济学性质的讨论由来已久,但始终未有令人信服的结论。这里在区分同质性和异质性的基础上,通过对同质性经济学和异质性经济学关系的把握,重点探讨了作为异质性的经济学的性质及其重要意义。     

高职院校优化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及其对策探析

师资力量不足、就业难和生源质量低下等因素成为制约高职实现优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经济增长和发展与国民幸福快乐的相互关系

增进国民幸福、快乐乃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终极目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是实现国民幸福、快乐的必要手段;国民幸福、快乐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精神动力。     

林文庆与孙中山及辛亥革命

出生于新加坡的杰出海外华人林文庆博士曾为中国的教育和革命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但由于各种原因,他几乎已经被中国历史所遗忘.虽然林文庆一向提倡和注重教育救国,并不认为革命是当时中国的首选,但由于他与孙中山之间深厚的个人情谊,使他在不自觉之中亦逐渐参与到了革命活动中.在很多时候,与其说林文庆是在参与辛亥革命,倒毋宁说他是在帮孙中山的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