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永乐《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纂修地及其背景考

明成祖于永乐十二年敕修重要理学典籍《四书五经性理大全》,《明实录》记载其纂修地点为"东华门外"。以往研究未注意此东华门的所在地是当时的京师南京还是北京。明初诸多士人文集中有《大全》修纂于北京的确凿证据。永乐朝敕撰书编纂地点的选定,受成祖行迹、颁布对象及其政治部署等多重因素影响。《大全》定于北京纂修与次年会试、殿试首次在北京举行,具有政策上的配合性,是成祖迁都的重要部署与阶段,均为最终迁都北京起到文化上的宣示作用。     

关于“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注释的商榷

初中语文课本第六册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一文的注解中,释“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为“盘庚迁都,表示怨恨的都是老百姓啊”。其实,这是不恰当的。何以见之?“胥怨者民也”下面紧接着的一句为“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按照课文注释,三句连起来应译为:盘庚迁都,表示怨恨的都是老百姓,而不仅仅是朝廷中的士大夫。这种译法是不妥的。试想,不仅仅是朝廷中的士大夫,意思就是说怨恨迁都的,也有朝廷士大夫,只是不限于他们罢了。而前面已说“都是老百姓啊”,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其实,当时怨恨迁都的力量,主要来自贵族方面。而“百姓”的概念,在战国以前乃指     

也谈韩非的术治学说

1 近几年,国内著文专门论述韩非术治学说的目见两篇:一是《韩非的术治学说不足取》;二是《韩非术论述评》。与这二者在基本态度和具体分类及看法上,笔者均不敢苟同,以下试述。 通观《韩非子》55篇,关于“术”的陈述有60％还多。总其陈述方式概有如下三类: 第一类是直接或间接地论到具体的术。诸如“无术之患也”、“无术之言也”和“有术之君”等。     

渤海以中京显德府为王都时期的商业试探

关于渤海“中京显德府时期商业”问题,是当前史学界正在探讨的新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根据有关渤海历史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作进一步试探。渤海立国(公元698—926年)二百多年中,迁都四次。第一次是从旧国迁都到中京显德府;第二次是公元755年从中京显德府迁都到上京龙泉府;第三次是公元785年从上京     

简谈明代言官与宦官的关系

<正> 明代言官与前代含义不同,不是对谏院官员的称呼,而是对都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的统称。这样明代御史、给事中的职责就比前代重大。统治者在言官的建置上颇费了些脑筋,让他们秩卑、势尊、权重,使其不患有所失而勇于任事。明代又是我国历史上宦官干政严重的一代。虽然太祖当政之时,鉴于前代乏失,曾明文规定宦官只供洒扫奉侍,“不许读书识字”,“不得兼外臣文武衔”,并敕诸司不得与其文移往来。又镌铁牌置于宫门口,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①但率先违犯的就是朱元璋自己。他大权独揽,冷落朝臣,不知不觉间又把宦官视为亲信,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洪武十一年,“遣内臣吴诚诣总兵杨忡名行营观方略。”②到成祖永乐时,由于“靖难之役”中建文帝宫中的宦官有为成祖通消息者,成祖宫中的宦官也有随军作战立功的,所以成祖登基后更加信任宦官,让郑和率船队下西洋就是人所共知的史实。到宣德时更开设内书堂,“选内使年十岁上下者二三百人读书其中”,③让宦官读书习文,为宦官干政进一步创造条件。明太祖、成祖、宣宗诸帝乾纲独断,尚能随心所     

清修《明史》“靖难”书写之嬗变

如何书写“靖难”史事是贯穿清修《明史》过程的重要话题。康熙初年，怀遗民意识的潘耒、万斯同等在《明史》修撰中褒美建文君臣，谴责朱棣夺位、杀戮，对“靖难功臣”也多负面评价。熊赐履在此基础上增润论赞，明指建文君臣失国之咎，肯定明成祖在位之功业。王鸿绪则着眼建文帝削藩激成事变与成祖功业可观，主张成祖为建文帝犯阙逆臣、太祖缵绪肖子。雍正间，杨椿强烈主张推崇建文帝、贬抑成祖，但未被采纳。武英殿本《明史》遵循康熙帝称美前朝诸帝的修史基调，对建文帝和成祖皆做隐恶扬善书写，对臣工则严以纲常褒贬。乾隆帝钦定之四库本《明史》论赞，规避“靖难”一词，虽肯定成祖功业但加重了对其“倒行逆施”的书写，更加凸显对忠君的倡导。清修《明史》过程中，史家个人见解起初有一定呈现空间，最终消融于皇帝择定的书写基调中。     

《敕勒歌》的篇题、作者及产生年代

本文就《敕勒歌》的篇题、作者及产生年代等问题,发表一些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学界。一、关于《敕勒歌》的篇题注释《魏书·高车传》云:“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可见,“敕勒”为北朝种族(或部族)名,又称狄历、高车、丁零。所以《敕勒歌》当是“敕勒族民歌”的意思。但自古以来有一种说法,认为《敕勒歌》是鲜卑族民歌。其根据和理由,是《府乐广题》记载:敕勒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认为既然“本鲜卑语”,就只能是鲜卑族民歌了。然而,据此断言《敕勒歌》为鲜卑族民歌,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对高句丽“回葬”习俗的质疑

目前学界关于高句丽有“回葬”习俗的见解存在一定问题,笔者认为长寿王迁都平壤前高旬丽并不存在回葬之俗,国王应以都城为“家”,死后不可能葬于远离都城的地方,虽然长寿王在生前曾为自己在故都国内城建筑陵墓（将军坟）,但其死后却安葬于新都平壤。同样,国内城的“五盔坟”4号坟亦不是高建武之陵墓。至于用移居唐朝的高句丽上层人物的“回葬”来证明这是高句丽固有之俗,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移居唐朝的高句丽上层人物的“回葬”,是“入乡随俗”,泉献诚、泉毖之归葬于洛阳北邙“旧茔”,是唐人的习俗。     

明代漕运的几个问题——读《明史·食货志·漕运篇》札记

《明史·食货志·漕运篇》记述明代漕运云:“自成祖迁燕,道里辽远,法凡三变。初支运,次兑运、支运相参。至支运悉变为长运而制定。”关于“支运”,《漕运篇》写得很清楚。有的论著却作了特别的阐释。关于“兑运”,《漕运篇》显然记述有误。有的论著却不加考辨,而沿袭了《漕运篇》的错误,从而对“兑运”、“改兑”及“长运”诸问题,也作出了不确切甚至错误的论述。为弄清史实,现逐一考辨如下。一、关于支运自永乐初会通河疏浚后,南方漕粮概由运河北运京师。《漕运篇》云: 时淮、徐、临清、德州各有仓。江西、湖广、浙江民运粮至淮安仓,分遣官军就近     

福建历史学会廈門分会筹委会第一届科学討論会綜述

一、关于郑樵: 提交讨论的有关郑樵研究的论文有六篇,另外还有调查报告一篇。内容涉及郑樵的史学思想、政治态度、经济思想、社会关系以及若干史实的考订等方面。争论的问题如下: (一)“会通”思想的含义:有人认为,郑樵所谓“会通”,不仅是史料的编纂、时代的相续,而且已经初步提出要求探寻社会历史的变迁法则。他所说的“今天下之理,通古今之道”,就     

凉州论氏家族事迹考

自公元699年赞婆、弓仁附唐,居家凉州,后历诚节、惟贤兄弟,论氏家族三代从戎,战功卓著,仕宦显赫。安史之乱,诚节率诸子及其家僮,扈从肃宗还京。朱泚之乱,惟贤恪勤贞固,始终不渝;惟明仗义勤王,扈驾巴梁。本文对唐代凉州论氏家族三代百余年间事迹作了较深入的探讨。     

杨廷和与嘉靖初年的政治革新

杨延和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并在明武宗正德年间与明世宗嘉靖初年出任内阁首辅,是嘉靖初年的元老重臣。他在嘉靖初年进行的政治革新,取得了积极成效并对明朝中期政治有重大影响,对此应予以充分肯定。     

沈德潜与“格调”说辨析

尽管在已有的相关研究中,沈德潜诗歌思想常常被不言而喻地定位为“格调”说,但从其对自己诗歌思想的描述,对“格”、“调”,以及“格调”等概念的使用,对诗歌“复古”“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所谓其言有物也”,而非体格声调、兴象风神的强调,以及对明诗的价值判断等方面看,沈德潜与“格调”说实有巨大差异。沈德潜对明诗,对明代的“格调”,所持乃反思态度,而非一脉相承。     

从《新刻韵学大成》看明代丛书刊刻一现象

明代刊刻了大量的丛书,这些丛书一方面保留了很多珍贵的文献资料,一方面又存在着某些明人刻书陋习。本文对收在《格致丛书》中的明代韵府类书籍《新刻韵学大成》的真实面貌进行探求,证明《新刻韵学大成》和《韵学事类》实为同一部书,从这一点引发出明代刊刻丛书的弊病———“变幻名目,割裂首尾”。     

放性行文绘浮世--陈继儒文学研究之二

陈继儒的文学著述典型地反映了晚明人对生命本体的体认.他的致用之作可见其心系民瘼的救世情怀,他的谋生之作体现出晚明山人藉诗文而维系生活并驰名天下的轨迹;他的娱性之作呈现出其早年的出世之想、中年的适世之情、晚年的娱世之乐。     

朱彝尊的明诗研究

朱彝尊的学术最典型地代表了清初学术带有总结意义的学术史趋向,其诗学也具有浓厚的学术史特征。近年的朱彝尊诗学研究多集中于他对唐宋诗的态度,本文试图在浙江诗学的史学传统中把握其明诗研究的特点,并在与钱谦益《列朝诗集》的对比中分析朱彝尊《明诗综》的文献价值和批评特色,认为朱彝尊的明诗批评扭转了明代以来以选诗树立门户、标榜趣味的习气,将诗歌总集的编纂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成为清代诗学走向学术化的标志。     

朱元璋对台阁体形成的基础作用

明代台阁体是威权政治的产物,由儒家叙事传统与皇帝威权结合而产生。明王朝缔造者朱元璋,以祖训和大诰的形式,为后世子孙垂宪立法,直接影响了明初文学的走向,在洪武时代就形成了台阁体的潜流。     

正统论与黄宗羲的史学

黄宗羲的正统论受到欧阳修的影响。他提出正统至元代断绝,为了正中国之统,主张重新编纂《宋史》。正统论还影响了其学术思想,体现为反对《明史》设立道学传,并强烈排斥佛教。     

晚明诗家谢肇淛——兼论《小草斋集》的藏传

谢肇淛是晚明一位重要的文学家、诗人.考订谢肇制的生世、仕历、著作,着重研究了他的明末刻本<小草斋集>、<续集>,指出这个刊本的价值.谢肇淛的诗论和诗歌,在晚明独树一帜,诗歌具有风韵婉逸的独特风格,与竞陵、公安有别,在晚明闽诗重振风雅中起了重要作用.     

袁宏道后期诗文理论述评

万历28年袁宏道退居柳浪湖后,其诗文理论与前期相较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本文通过对比袁宏道前后期关于“真”的内涵的界定、审美追求、创作实践等三个方面的变化,大体勾勒了其后期诗文理论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