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王朔小说反思文学观念

中国新时期文学,出现了多元化的创作格局,但在文学观念上仍未彻底摆脱革命现实主义加浪漫主义的政治化严肃传统,文学的真实性和生活的真实性保持了较大的距离.王朔小说的出现,一方面使我们看到了文学生活的另样图景,另一方面也唤起了我们对文学观念的理性审视.本文通过对王朔小说创作策略的探析,揭示了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学观念嬗变.     

论鲁迅小说中的医学话语

表面上看,鲁迅先生弃医从文,力图更加借重文艺改造国民性,但在其小说中,医学话语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核心命题。此中既有技术层面的形态,更有精神层次的再现实践。而且,鲁迅不仅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其实他本人在小说中也作了一些拯救的尝试,并指出这些疗救的艰难乃至无望。更引人注意的是,这种医学话语也有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对冷热的辩证理解与对流试验。     

论莫言乡土小说狂欢化的话语策略

和诸多乡土作家一样,莫言始终关注着乡土大地的苦难,不同的是,在莫言的作品中,沉重的历史和现实苦难往往隐含在狂欢化的叙事背后。狂欢化的感官描写、狂欢化的杂语写作等话语策略与苦难主题的结合,使得莫言的乡土小说成为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综观莫言的创作,狂欢化的艺术世界奇谲瑰丽、丰富繁缛,展现了其作品厚重的文化美学品格。     

鲁迅小说对启蒙话语的勘测

鲁迅在小说中展示了社会变迁中各种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除了揭示传统社会话语结构中统治者话语对民间日常话语的控制与剥夺，启蒙话语与原统治者话语的斗争以及启蒙话语与民间日常话语间的裂痕．还显示了对启蒙话语本身的警惕。鲁迅对启蒙话语的反思与勘测，也揭示了被遮蔽多时的中国文学自近世以来所面临的困境。     

论小说话语的两种基本的言说方式

小说语言作为一种叙事话语有两种基本的言说方式 :叙述和描写。这两种言说方式的根本差别在于 ,叙述是事件的告知 ,描写则是场景的展示。小说的叙事性质决定了叙述是起主导作用的言说方式。在某些小说中 ,描写可以占有远远超出叙述的篇幅 ,但就其叙事功能来说总是辅助性的。描写从表面上看是叙述的中断 ,但事实上描写是叙述的中介、过渡 ,或者说就是叙述的一个异在的组成部分 ,其叙事功能集中到一点就是在小说里造成一种图式化的画面感和身临其境的幻觉。     

传统叙事的持守与偏移:论国家话语中晚清新小说的叙事特征

晚清新小说家不仅具有鲜明的传统文化本位主义立场,在叙事立场和价值选择上保有文学的传统叙事维度和宏大价值旨趣,而且以一种想象逻辑实现着对民族国家形象的建构.叙事主题的道统色彩、叙事文本中人物形象的类型化、章回体叙事结构模式的广泛运用,以及对史传传统与历史叙事的偏爱,都体现出晚清新小说浓厚的传统叙事特征.由于晚清特殊的历史情境和社会文化场域,晚清新小说家在文本叙事中还体现出对传统叙事的突破与偏移,如主题的多义性和复合性、反讽揶揄调侃的叙事手法、叙事文本情节的跳跃与断层、叙事人称和视点的转换等,在叙事逻辑上呈现出对传统叙事的复杂态度与多重抉择.晚清新小说在叙事上承袭了较多的传统规则,虽然不成熟且存在明显不足,但其在"传统"根基上所生发的"新"向度仍然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与文论史意义.     

“人学”话语与“人民”话语的纠结——“新时期”初期小说的启蒙认同困境及其叙事表征

尽管＂新时期＂初期小说以＂写真实＂话语和＂人学＂话语呈现出向＂五四＂启蒙精神的回归,但在＂新时期＂特定历史意识和文化逻辑的制导下,其启蒙认同的建构却又显示出不同于＂五四＂启蒙文学的文化心理机制和叙事表征。     

拉斯普京小说《活着,并要记住》的话语结构与翻译

伴随翻译理论的深入化和翻译实践的广泛化,翻译学科同其他学科的交织和联系日益紧密。在此以文学翻译理论为基础,以文学修辞学理论为辅助,以小说文本为例证,深入浅出地分析了小说翻译过程中值得注意的语言结构问题及其翻译。     

论文化话语的文学生成路径

文化话语的叙述能力和传播能力直接关系到文化软实力、文化影响力的强弱。文化话语的生成母体是相应的文化资源,文化话语在文化产业或文艺作品对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开发过程中生成。文化话语的最佳生成路径是借助文学媒介来实现。从文学内容到文化认同,是文化话语生成的母体性、再生性元路径。文化话语场是文化话语形成后的存在方式,一系列形态各异、内核趋同的文化话语场最终构成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化话语体系。     

转型期文化的内部解构——新市民小说论之二

传统与现代的冲突 ,是转型期文化的内部结构。这个文化冲突贯穿于当今思想界、文学界的各个领域 ,构成诸多的思想论争。本文对新市民小说进行了文化批评 ,分析了小说主人公们价值选择的多向性和矛盾性 ,用艺术形象揭示了这一转型期文化的内部结构。生活的逻辑告诉人们 :思想解放虽然是转型期文化的主导方向 ,但并不能彻底否定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中那些合乎人性要求的内容 ,依旧对现代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这就形成传统与现代既相互否定又相互肯定的复杂关系 ,并在这种肯定与否定的互补中推进新文化的建设。对新市民小说进行的这种文化批评 ,打破了长期统治思想文化界的单向思维方式 ,为文化选择提供一个更加符合历史要求的思路     

艰难的啮合——谈合作化小说叙事话语的裂隙问题

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合作化小说叙事中被嵌入了强势的主流权力话语,致使合作化小说叙事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文学创作的审美特性,文学自身的主体性被剥夺而处于被政治意识形态压抑和规训的状态。但是,这又不能一概而论,在赵树理、周立波等少数作家笔下还是能够发现其小说创作中潜隐着与主流话语相龃龉的＂民间＂话语。从而在合作化题材小说叙事话语中呈现出了一定的复杂性与＂潜在＂的张力结构。     

论小说话语信息差

人物对话是小说话语的一种基本表现形式 ,这种双向交际活动中的信息差以小说假定语境中人物对话之间信息输出与接收的不等值为表现形态。信息差所输出的美学信息中蕴含着对某种“既定现实”颠覆和解构的美学功能。从信息差的生成 ,到读者的读解阐释及至美学信息的转换 ,有赖于话语张力场的调控 ,张力场使人物话语信息差中的不平衡、不对等 ,在作者与读者这一对交际关系中呈现出可接受的平衡性。     

优游在虚无与现世之间——张爱玲小说的主题话语张力

张爱玲小说的主题话语在虚无与现世的冲突与调和中体现出巨大的艺术张力。在张爱玲的创作中,现世的根本性表现是绝对细节化的,而虚无体验则是整体性的,其作品在虚无与现世之间的摇摆中表现出极大的震撼力。     

经济权力与商界小说的话语实践

近20年来,中国商界小说空前兴盛并彰显出表现现实的独特能力,从话语与权力关系的角度来考察,这一现象的产生是权力"合谋"的结果,其中经济权力的介入至为关键。经济权力的影响与渗透首先借力于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和商人阶层的崛起,其次是通过大众媒介干预社会审美趣味,此外还表现在对作者创作的实质性操控上。这推动了商界小说由文学场域的弱势话语向强势话语的转向,伴随这种转向,商界小说在社会权力结构中日益凸显其话语力量。     

对《红楼梦》的男性话语的解构

本文针对《红楼梦》的父权制话语进行女性主义的批判 ,以阐明在这部引人注目的中国古典作品里 ,女性用自己的言语和口吻说话的空间是根本不存在的 ;并提供新的证据证明 :倘若我们不仅仅满足于男女”平等”的抽象谈论的话 ,就应该让大众听到女性的呼声或女性的内心。     

“人民”话语中的“个体”言说困局——“新时期”初期小说的启蒙认同困境及其叙事表征（之二）

＂新时期＂初期,在新的历史意识的推动下,作家们开始重新建构＂文学＂和＂人＂之间的关系。在＂归来＂作家的笔下,＂人民＂成为一个不可置疑、不可分析的元话语。作为一种新的伦理样式和评价原则,其内部渗透着浓郁的革命伦理和政党伦理。＂知青＂作家则重构了以个体生命体验为核心的＂人民＂认同。＂人民＂褪去了主流政治话语曾强加于它的油彩,成为这一群体的带有民粹主义、理想化色彩的生命和精神寄托。在＂新时期＂初期小说中,＂人民＂主要是在＂精神返乡＂的意义上发挥其政治功能、道义功能或精神寄托功能。这种理想化、抽象化的＂人民＂话语昭示着＂新时期＂初期小说中个体化启蒙叙事的内在困境。     

东北沦陷时期家族小说的主流话语与叙事模式

东北沦陷时期的家族小说在对东北传统家族生存态势的描写中反省民族本体的家庭制度;反思封建家族制度及其伦理、揭批民族苦难的根源成为其主流话语。“女性自我抒写”家族叙事模式的创造,不仅表明了“女性意识”在男权化“文明历史”中的叛逆性崛起,更显示了东北作家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突出贡献。     

论黄咏梅小说《契爷》的话语蕴藉

小说的艺术魅力在于它的话语蕴藉的意义丰富、余味无穷.黄咏梅小说<契爷>的丰富社会话语蕴藉和女性话语蕴藉,是以含蓄的蕴藉形态表现出来的.可贵的是,黄咏梅作为一个年轻的女作家,能够超越女性的身体写作和欲望叙事之外,反思女性与历史、社会和时代的关系,在更广阔的背景去考察女性作为一个独立主体的精神成长史.从女性性别平等的诉求中,我们看到年轻一代的女性作家对性别关系处理的理性和宽容的态度.     

论艺术传达的构成与发生

艺术是一种传达活动。艺术传达包含情感传达与美的传达 ,又分为内传达与外传达。传达的始点是内传达 ,其发生源于审美感知与体验 ;外传达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创造主体的传达期待。在艺术传达过程中 ,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不是简单的谁决定谁。在内传达时内容呼唤形式 ,在外传达时形式展现、生成内容     

话语考古学与语言的物化--福柯与语言问题

语言通常被视为表象观念的一种工具,现象学存在主义运动突破这种看法,在注重语言的表象功能的同时,开始关注语言的自身维度。在结构———后结构主义运动中,尤其是在福柯那里,语言的自主性和自足性则获得了片面的强调。福柯通过话语考古,为我们揭示的是语言或陈述的独特的存在维度。这其实表明的是语言的空前扩张及其物质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