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商人类学的兴起和发展

20世纪90年代后,工商人类学成为应用人类学中增长最快的分支在欧美迅速发展,21世纪初在中国也逐渐兴起。本文从工商人类学的学科基础、近年来推动工商人类学研究和发展的学者、组织机构、开展的学术活动、代表性期刊、最新的论著和本土化研究等维度对工商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进行了综述。尽管具有学科交叉性质的工商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还面临理论范式突破等诸多挑战,但中国工商人类学的发展开端良好,在一大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中国工商人类学研究者的积极倡导下,必将推动有中国特色的工商人类学的发展,并逐渐成为国际工商人类学的新力量。     

人类学中国乡村学派的崛起——《乡村人类学》献辞

人类学以其"以人为本"的学科性质对人类回溯自身的认识历程有特殊意义。在其诞生一百多年间,都是西方的人类学家们对原始简单社会的异文化进行研究。中国学者费孝通力挽狂澜,着力于自己民族的人类学研究,由此拨转了国界人类学的大方向,开拓了人类学中国乡村学派,此后这一研究脉络不断丰富。《乡村人类学》一书的出版即是作为中国乡村学派出现和崛起的记录和见证。     

加速发展中国人类学

人类学是研究人的综合性学科。中国人类学从无到有，在本世纪３０—４０年代达到了先进水平。其中，北京大学做出了重要贡献。５０年代人类学中断了。到８０年代开始恢复，至今还处于重新起步阶段，与国际学术水平和国家社会发展的要求都有很大差距。本文简述了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重点论述了加速发展我国人类学学科（特别是其中的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的必要性。     

论教育人类学的学科性质与研究方法

教育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形成于20世纪中叶。教育人类学有不同的流派。以美、英为代表的"文化—教育人类学"强调经验研究,注重田野工作和民族志撰写。在我国,教育人类学与民族教育学有密切的关系,但两者在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上有明显的不同。这种不同主要来源于作为其学科母体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与综合运用各学科的方法对少数民族教育进行研究的民族教育学不同,教育人类学并不局限于少数民族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更注重田野工作等传统人类学方法的应用。     

人类学研究之于"和谐关系"

人类学在西方的学术框架中属于基础学科,在大学里也普遍设置了人类学系。在我国,人类学是正在发展中的学科,在学术界、大学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紧密相连,因此,了解学科的历史,准确地把握人类学的焦点问题,才能更好地展望学科的发展。笔者受《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之托,约请云南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4所大学的学者做了这一组笔谈。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教授是国家重点学科民族学的学术带头人,也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成员,他认为人类学的理论性存在问题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并批评了人类学的"反理论性"趋向。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从国外民族志与田野调查的发展得出结论:人类学的主流研究取向是以国外社会的实地调查为依据的研究,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必须转向海外和国外研究,使中国从一个民族志的田野变为民族志的主体。事实上,国内的一些博士生已经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蒙古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认为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主题是讨论"关系",或者是研讨"和谐关系"。笔者简单地概括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现状,指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对田野调查、族群与区域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研究取向4个方面进行思考。当然,本次讨论是极为有限的,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及同行们更多地关注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     

人类学国外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人类学在西方的学术框架中属于基础学科,在大学里也普遍设置了人类学系。在我国,人类学是正在发展中的学科,在学术界、大学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紧密相连,因此,了解学科的历史,准确地把握人类学的焦点问题,才能更好地展望学科的发展。笔者受《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之托,约请云南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4所大学的学者做了这一组笔谈。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教授是国家重点学科民族学的学术带头人,也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成员,他认为人类学的理论性存在问题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并批评了人类学的"反理论性"趋向。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从国外民族志与田野调查的发展得出结论:人类学的主流研究取向是以国外社会的实地调查为依据的研究,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必须转向海外和国外研究,使中国从一个民族志的田野变为民族志的主体。事实上,国内的一些博士生已经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蒙古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认为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主题是讨论"关系",或者是研讨"和谐关系"。笔者简单地概括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现状,指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对田野调查、族群与区域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研究取向4个方面进行思考。当然,本次讨论是极为有限的,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及同行们更多地关注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     

迈向21世纪的中国人类学

人类学在西方的学术框架中属于基础学科,在大学里也普遍设置了人类学系。在我国,人类学是正在发展中的学科,在学术界、大学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紧密相连,因此,了解学科的历史,准确地把握人类学的焦点问题,才能更好地展望学科的发展。笔者受《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之托,约请云南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4所大学的学者做了这一组笔谈。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教授是国家重点学科民族学的学术带头人,也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成员,他认为人类学的理论性存在问题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并批评了人类学的"反理论性"趋向。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从国外民族志与田野调查的发展得出结论:人类学的主流研究取向是以国外社会的实地调查为依据的研究,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必须转向海外和国外研究,使中国从一个民族志的田野变为民族志的主体。事实上,国内的一些博士生已经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蒙古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认为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主题是讨论"关系",或者是研讨"和谐关系"。笔者简单地概括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现状,指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对田野调查、族群与区域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研究取向4个方面进行思考。当然,本次讨论是极为有限的,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及同行们更多地关注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     

主持人语话

生态人类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因而也是一门充满争议的学科。不仅国内学人对该学科的性质、任务和范畴众说纷纭,而且在国外也是如此。甚至该学科的名称也其说不一,有的叫生态人类学,有的叫生态民族学,有的叫环境人类学。研究涉及到的范围更是相互渗透,相互交错,有的学者将研     

论人类学的产生和发展

目前关于人类学所使用的学科名称有多种,在各国不尽相同,引起认识上的混乱。本文从人类学的产生和发展阐释不同名称的含义以及使用不同名称的历史背景,说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讨论了人类学上的文化概念,展望当代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前景。     

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相关概念辨析——兼谈学术流派与国家传统的关系

英国人类学的传统很大程度上是由功能学派的理论和实践所塑造的。与美国四分支的"文化人类学"相比,英国人类学总体来说对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的关注更为突出,并因此在很多时候被称为"社会人类学"。尽管很多学者在使用中有随意切换的倾向,但"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英国社会人类学"和"英国人类学"绝非同义语,辨明其间的差异、弄清混用的原因对于深入研究来说很有必要。     

曾国藩的“学”与“术”

"学"与"术"兼备是曾国藩的重要特点。曾国藩的学问是以通识之学和躬行实践为特征的"士大夫之学"。曾国藩既能"躬行践履",又能"涵养本原",做到了本末兼修,体用兼备,在"学"——"术"——事业的模式下,以"诚"为"术"之本,以醇正之学,化成其贞正之术,终以成就其事业、事功。     

本土人类学小说对批评的挑战——兼评赵宇共小说《走婚》、《炎黄》

以《走婚》和《炎黄》为代表的本土人类学小说在对神话、仪式、符号、地方性知识等的“还原性”书写中,深刻地传达出对华夏文明根脉的寻找和反叛现代性的强烈冲动。这样的小说不仅需要学者水准的专业知识,更需要人文知识分子的智慧和对人类精神困境的深刻关怀。本土人类学小说大致可分为考古寻根派、“地方”派和人类学笔记等三种类型,它们遥相呼应了西方的文化寻根热潮和“新时代运动”,对现代人有精神治疗的作用。     

关于中国语言学史的几点思考

中国古代语言学虽然是在经学中发展起来且为经学服务,但同时又是独立于经学的一门学科。其名称经历了由"小学"、"文字之学"、"字学"到"语言文字之学"的变化。中国语言学史很有分期必要,我们从"并观语言文字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外在环境,以各个时段的主流语言运动为参照点"这一标准,将其分为五段。     

《人类学是什么》--从人看人到看文明

王铭铭先生的《人类学是什么》一书中讲述了人类学主要研究的两大方面即:人类的体质特征和文化创造,而认定文化人类学是人类学的核心。本文将从针对书中的一些观点,及我个人的角度入手进行分析,继而阐述一些对"人类学是什么"这一问题的见解和思索。     

美国经济人类学与中国研究

长期以来,对中国研究一直并非是美国经济人类学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同时,中国学术界对于这一在大洋彼岸兴起的边缘学科也非常地陌生,仅有零星的少量论作问世。本文首次对这些"特例性"的学术行为与观点,作了全面系统的回溯,并对经济人类学中国化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思考与梳理。     

人类研究对语言学家的启示

语言学的研究和发展离不开其它学科的影响，特别是作为研究人的科学的人类学更是功不可没。文章简要介绍了人类学研究对语言学家提出的历史性要求以及在此基础上诞生的人类语言学的一些概况．此外，通过语言和思维、文化间的相互关系的分析，表明了人类学本身具有的多学科综合研究的特点也给语言学带来新的推动力量     

文化人类学田野作业若干问题研究

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的田野作业是文化认识活动的重要方式;对“田野作业”与“田野调查”作了概念的区分;对学科调查与行政或企业调查作了方法论的区分;并对于观察研究中的客观性、异文化的困扰及调查中的文化互动等问题作了讨论。     

从政治经纪人到发展经纪人 ———人类学经纪人研究回顾及展望

在人类学中,经纪人泛指在两个单位之间进行调解并从中介活动中获益的行动者。政治人类学与发展领域的人类学学者先后对经纪人的角色和功能给予关注。文章首先从经纪人存在的社会基础、权力体系与经纪人的关系、经纪人的企业家精神等方面回顾政治人类学有关经纪人的研究;而后从发展经纪人的理论基础,其存在的结构性支撑、主要功能以及发展经纪人与其他行动者的特殊能力和策略等方面回顾人类学家有关发展经纪人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对人类学经纪人研究在我国的应用予以简要分析与展望。     

田野中的"历史现场"--历史人类学的几个要件分析

历史人类学作为一股新的学术力量近年来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它使得传统的历史学研究增大了"现场感"和"共时性",使得传统的人类学研究增强了"厚重感"和"历时性",它们之间具有学科上共同的基础要件。     

迈向实用主义启蒙的社会人类学

通过学科史的回顾,文章力图论证一次新的学科转向的可能性。此种转向的理论倾向是实用主义的,也即,在认识到社会世界的复杂性之后,仍然相信某种普适性理解的可能;同时,作者提出地志学转向作为具体进路。地志学转向力图恢复人类学对于世界物质性的关注,强调:社会空间与地理空间在经验中是融合的,个人是栖居在特定世界中的。此种实用主义味道的地志学既克服了现象学把人类学简化为琐碎故事、直觉体验的弊端,从而保证了"彻底解释"的可能,也充分地承认了现象学所强调的身体感知、意念投射对于理解社会的那种浮现性质的重要地位。此种转向既是一种社会本体论,又是一种认识论,同时也是对民族志和田野工作的重新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