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说观念的确立——论南宋说话四家之“小说家”对小说观念发展的贡献

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分史志小说观念和文学小说观念两种。史志小说观念产生于汉代,直到清代其表述变化不大,只是对象有一些变化。对我们今天的小说观念产生巨大影响的是古代文学小说观念。古代的文学小说观念产生于宋代,其标志是宋代说话四家之小说家的理论,《醉翁谈录》详细陈述了这一观念。由于说话表演的需要,说话人以人物故事为表演内容,诞生一批名篇,规范了小说叙事文体,使之脱离了史志小说杂录、杂抄的形态;由于表演效果的需要,说话人进行艺术创作,增强了故事的文学性。他们的理论总结,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文学小说观念,并由此逐渐发展成为现代的小说观念。     

论明代小说学的基础观念

"基础观念"是明代小说学中最为基本的思想观念,是构成明代小说学思想观念的内在链结,梳理这一系列的观念,可以寻绎出明代小说学发展的思想脉络;同时,"基础观念"是对明代小说创作的发展产生过直接影响的思想观念,制约和影响着明代小说的发展进程.明代小说学的基础观念主要涉及三个层面一是对于"小说"这一文类的概念厘定;二是对通俗小说文体特性和创作风格的分析和评价;三是为提升通俗小说的"文化品位"和强化通俗小说的"文人性"而作出的理论阐释与评判.     

试论宋代说话人的底本

宋代说话人的底本,不能对等宋代说话资料里称的“话本”,其不一定是用白话写作的,也不是现在所谓的话本小说,更不是白话小说的雏形。根据《醉翁谈录》里的论述和《绿窗新话》的例子,可以确信宋代说话人的底本有两种:一是前人或当代人收集的小说集《太平广记》或者是史书《资治通鉴》等;二是说话人根据说话的需要自己编订的故事集如《绿窗新话》等。认为话本小说(或者直接称之为话本,指短篇白话小说)等同于底本,甚至把“三言”里的部分通俗小说认作是宋代话本(宋代的白话小说)乃至是宋代说话底本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根据《醉翁谈录》和《绿窗新话》里的文言故事,可以看出这些故事就是说话人底本,从而可以推测宋代说话人的底本基本是用文言写作的。     

从宋代官私书目看小说观念的变迁

本文对存世宋代官私书目的小说类作了深入的梳理和分析,并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的小说类进行了合理的比较,切实地探讨了宋代小说观念的发展概况。《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将志怪传奇之书归于小说类,确立了后世书目小说类的基本架构。《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等书目,反映了南宋书目家进一步清小说类畛域的努力,它们所体现的小说观念,较之《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又显示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从《崇文总目》到《直斋书录解题》,尽管还存在一些不一致的现象,但已经在主导倾向上形成了关于小说类的共识。     

援子入史的误读与误判——刘知幾《史通》“小说”辨

编年体与纪传体是刘知幾《史通》中史学系统的正史之体, 正史之余则为非正史, 即用以编撰正史的史料。小说发展至刘知幾时, 仍体现以记言、记事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特点, 被刘知幾援子入史, 纳入史料范畴。故刘知幾《史通》并无论述小说之本意, 刘知幾小说观念未超越以《隋志》为代表的唐人小说观念。《杂述》篇“偏记小说”10类是刘知幾对其泛史料观念的分类体现, 而并非是小说分类。     

纯文学观与近代小说观念的曲折演进

近代诗文化的衰竭和小说文化的张扬,推动近代崇高艺术的发展。小说维度纯文学观的审美超越性,形成其区别于通俗小说的显著的时代特征。对小说本质的认定,是纯文学观终极关怀的突出表现。近代纯文学观的小说维度建构,展示了新小说家追求小说文体独立的文学批评进路,并体现出中国小说观念自身的矛盾和新小说家文体探究的曲折。中国小说观念的近代转型,在祛杂存纯的文学追求中抒写一代学人观念建构的曲折演进轨迹。     

话本小说序跋的小说观念

话本小说序跋在为通俗小说＂正名＂以及＂创作定位＂和＂创作规律＂等方面进行了有效的理论探索,从而在明清之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系统的通俗小说理论体系,并以大量的创作实践充分发展了这一理论,这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明清家将小说"虚实关系"论

从明代中叶到清末,印刷业飞速发展,民间书坊迅速兴起.在此背景下,以家族为中心描写家将英雄及其后代的家将小说日渐繁多,虽屡遭禁毁却形成独树一帜的通俗小说类型.从"虚实关系"理论溯源出发,可以结合家将小说具体作品,从崇尚实录、虚实相生、虚构为主三个方面探讨"虚实关系"理论在家将小说中的运用和发展.明清家将小说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前期明清家将小说有虚构的成分,但大多数内容是"依傍正史".中期明清家将小说出现了虚实关系处理不当的情形.后期明清家将小说只在叙事过程中大体上不离开历史背景,强调故事的传奇性,使读者超越历史直接感受小说中精彩曲折的故事和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形象.     

洛学传承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创作倾向

洛学兴起、传承时期,正是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由发生、发展而至昌盛的时期。这两种文化现象的发展过程在时间上的重合,使洛学传承与古代通俗小说创作倾向有了特定联系。洛学传承大致经历了鼎盛期、衰落期、中兴期、叛逆期和复兴期,而每一阶段的思想精神和理论主张都基本成为其时社会思潮的核心,从而不同程度地影响、作用于通俗小说,导致小说创作倾向嬗变。其具体表现是:一、洛学鼎盛影响并导致通俗小说载"理"倾向;二、洛学中兴影响并导致通俗小说崇尚封建纲常倾向;三、洛学叛逆影响并导致通俗小说世俗化倾向;四、洛学复兴影响并导致通俗小说尚劝戒思想倾向。通俗小说的这些创作倾向一般由小说的题材选取、人物形象、背景情境、情节结构、场面处理等体现出来。描述、说明洛学传承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创作倾向,可发现洛学与小说发展、与小说思想发展有关的规律,揭示出儒家文化传统对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作用与影响。     

《太平广记》的编刻、传播及小说观念

一般认为《太平广记》编成后并没有及时刊印,但实际上它已通过其他渠道传播出来了。晁迥是我们所知最早看过此书的学者。从晁迥到苏轼,再到洪适、周必大等,再到罗烨以及“幼习《太平广记》”的说话艺人,他们都看过《太平广记》,但他们所看之《太平广记》可能有不同的版本。至于宋初《太平广记》编而未刊,虽然史书记载说是因为“言者谓非后学所急”,但笔者以为,可能另有隐情。《太平广记》编刻事件本身对于宋代小说具有重大的意义,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小说观念内涵。《太平广记》里单设“杂传记”一目以置唐传奇,也已显示了小说观念的一大进步。     

中国古代文学中死而复生故事的主题学分析

文章考察了死而复生文学母题的流变。中国古代文学中大量的死而复生故事的出现,是因为古人对生死的朴素认识、鬼神观念、乐生恶死的心态以及宗教观念等多种因素。汉魏六朝时期,人们相信鬼神,一些死而复生的故事不仅被志怪小说如《搜神记》记载,而且同时也被正史收录。六朝志怪和唐人小说中为爱情死而复生的女子,都有美好的结局,死而复生把婚恋悲剧变成喜剧。宋元时追求爱情死而复生的女子结局悲惨,最终又再次死去,表现了小说受宋明理学的浸淫又向道学化的方向转变。晚明和清代也有一些话本、小说和戏剧写死而复生的故事,大多表现爱情受到现实阻碍之后的浪漫畅想。李汝珍《镜花缘》中无继国国民死而复生延续生命,表现出漠视功名的早期道家思想,在死而复生的母题中具有创新意义。     

历史与小说——小说观念发展略论

中国的小说观念在其发展的进程中,长期伴随着历史著作的影子,小说被当作是“史之余事”。究其根源,主要是神话的历史化以及儒家正统观念的要求。以“信”、“实”,而不是以艺术真实要求小说创作,成为批评小说的一大标准。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小说创作开始脱离历史著作而成立。从此,人们对于小说的独立价值开始有了初步的认识。小说评点的出现以及明代文人对话本的编辑、加工和拟话本的写作,标志着小说观念中对小说艺术肯定评价的确立和对小说性质认识的加深。金圣叹在建立中国古典小说美学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      

晚清小说观念的多重定位

当＂救亡＂主题转变为＂启蒙＂的文化策略,小说在晚清被作为改良民智的渠道,承担起开化民智的重任,而被利用的小说却在客观上提高了地位,刷新了视小说为＂小道＂的传统观念;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尤其是西方小说的译介,拓宽了对小说文体的认识,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得到更明确的认可;以报刊、出版业为载体,以稿酬制度为推动,小说在通俗化和平民化的道路上,实现了其商品化,中国小说作家的主体意识得到增强,而主体的这种自觉意识成为中国传统小说观念迈向现代化的直接力量。     

论古今小说观念的同一性

古今小说观念历来不同,前者是《汉志》“小说家”的延展,后者多指虚构性的故事。古今小说观念虽然存在着差异性,小说概念却由古沿用至今。这说明,古今小说观念亦有着同一性,它们分别表现在娱乐性、故事性、通俗性、传奇性等四个方面。     

从两宋蒙学教材看中国古代历史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历史教材层出不穷,古代的蒙学教育亦很突出,两宋时期因社会文化的发达,促使蒙养教育相对成熟,蒙学教材具有典型性.故本文从两宋的蒙学教材入手,考察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的一般特征,并试图找出一些适合当今历史教育界借鉴的东西,从而将今天的历史教育真正变成适合学生身心发展的素质教育.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产生于元代论

说话高度发展于南宋，真正的通俗小说的编写和刊行则是始于元代。目前所见能确定时代的通俗小说刊行本没有早于元代的。元代有着十分有利的通俗小说刊行条件：元代重视实利和重视享乐的社会风气有利于消遣性的通俗文学作品刊行；元代一些杰出的文人被迫进入娱乐业，从事通俗文学活动；元代开始了白话文创作的良好氛围；当然元代的商业、科技、交通、城市等条件也客观上为通俗文艺发展铺平了道路。基本上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产生于元代。     

书刊发行与晚清翻译小说的“后现代”修辞

晚清翻译小说的修辞策略有着较明显的"后现代"色彩。作为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进行交流的中介,当时的书刊发行对这种"后现代"修辞的兴起产生了直接影响。书刊编辑的视野决定了晚清翻译小说对原著及原作者的关注程度,书刊定位使翻译小说经常成为"可写文本",而书刊读者接受水平的差异性则使翻译小说的意义不断"延异"。晚清书刊成为翻译小说实现"双重解构"的重要推手,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直接相关。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这种"后现代"修辞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逐渐被"现代性"规训。     

中国古代涉海小说叙事流变

涉海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类型, 从六朝至明清时期均有诸多相关作品。根据小说中海洋叙事元素的发展变化,可以将中国古代涉海小说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孕育期、发轫期、发展期和成熟期四个时期,其中先秦至两汉时期为孕育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为发轫期,唐宋元时期为发展期,明清时期为成熟期。通过梳理中国古代小说海洋书写发展脉络,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涉海小说经历了从想象之辞到可信知识,从神话到传说到纪实到自觉文学虚构的叙事流变。     

论史书写作对金圣叹小说评点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史书写作以及明代的野史观对金圣叹的小说评点有着重要的影响。他在评点中除了不自觉地将《水浒传》作为史书来看待,还引入史学笔法,由此产生的对《水浒传》以及宋江诸人形象的新价值取向,无疑使中国传统小说人物批评有了新的发展;同时其在评点修改《水浒传》时是在多数虚构的情况下,试图用史笔来对虚构小说进行修改,但又不过分囿于史书的框架,这无疑是中国小说创作与评点的一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