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量刑规范化之操作程序

量刑规范化是解决量刑偏差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合理限制刑罚裁量权、实现量刑公正的必然要求。量刑规范化实质是规范量刑,这就要求有一套规范量刑的操作程序。文章意在揭示法定刑司法运用的基本逻辑,认为量刑规范化的操作程序应当是:首先确定法定刑,而后找准量刑基准,最后判处宣告刑。由于文章是以量刑模式为视角,重在揭示法定刑司法运用的基本逻辑,因而着重从路径选择考虑为量刑规范化提供程序上的参照,强调规范意识。     

AI辅助量刑制度建构的困局与纾解之道

AI辅助量刑系统是当前司法人工智能的典型运用场景之一。然而,在技术跨越式发展的背景下,AI辅助量刑还存在辅助对象与辅助方式不明两大制度建构困局。要破除困局,需要先在宏观制度层面明晰建设发展模式,具体来说应明确AI辅助量刑的统一式发展规划,采取需求式研发路径,并将使用利益主体作为接受度主体;在具体建构层面,我国AI辅助量刑系统应当以技术性正当程序为依托,明确以法院为主要对象,确立智能量刑辅助系统的监督本位,明晰预警为主参考为辅的辅助方式,并在技术开发路径上明确智能辅助量刑系统算法的透明性方向。     

刑事量刑基准之价值判断与构造

量刑基准是犯罪行为量化阶段最为重要的内容,以往的司法实践仅仅将量刑基准作为理论上探讨的问题,量刑基准本质上应当是一个微观的、动态的以及指导性的内容.应当由量刑基准数以及量刑基准数的合理配置作为其存在的形式.量刑基准数作为量刑基准的主要内容,其包含的内容呈位阶式的分布,包含一级量刑基准数和二级基准数、类罪基准数和个罪基准数,这些基准数在合理的原则配置之下,能够为我国量刑的均衡性和合理性作出相应的指导.     

相对独立量刑程序的现实困境与展望——以量刑对象理论为视角

在刑法以犯罪和刑事责任为基石范畴的现代化下,量刑的概念也随之现代化。刑法现代化下的量刑应是指刑事责任的裁量,其蕴含着"量刑对象是犯罪人"这一量刑基本理念。量刑理论对量刑程序改革无疑具有指导意义,量刑程序之设计应当致力于量刑基本理念的实现。从量刑对象理论视角来看,它要求量刑程序应独立于定罪程序,刑事审判应先解决定罪问题、后解决量刑问题。然而,《量刑程序意见》所确立的相对独立量刑程序并不完全符合如此量刑基本理念的要求,该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致使当前的量刑程序改革陷入困境。鉴于此,在被告人不认罪或者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中建立独立量刑程序模式,应是我国量刑程序改革所要努力的方向。     

论定罪与量刑之关系--以量刑程序独立化改革为视角

我国量刑问题经历了从以实体法为主到以程序法为主的发展过程。美国量刑指南建立在定罪与量刑之关系十分清晰的基础上。不廓清定罪与量刑之关系,强推量刑程序独立化改革,效果必然不理想。从刑罚具有的惩罚和教育的功能角度,可以划清定罪与量刑之关系,惩罚功能通过定罪决定报应刑量来实现,教育功能通过量刑决定宣告刑量来实现。各罪报应刑量应由最高司法机关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适时发布司法解释来确定。     

试对计算机量刑进行科学定位

计算机量刑作为当前一种新兴的量刑模式与方法,不仅有助于提高量刑效率,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法官滥用刑罚的自由裁量权,同时也有助于排除那些影响法官公正量刑的人为因素和政治因素,最终推进我国量刑指导制度的逐步建立。然而计算机量刑的出现并非意味着它可以完全取代法官而成为独立的量刑主体,从其实际功能而言,计算机量刑仅仅是法官裁量刑罚的辅助工具或者只是人民法院办公自动化的一种尝试。     

贪污罪的量刑数额与情节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关于贪污罪刑罚的规定有一些不足,其相关司法解释也存在不少争议。笔者针对该法条量刑数额、量刑幅度、刑期设置、量刑情节的内涵、等级梯次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并进行分析论证。     

量刑改革:实践与评析

量刑改革作为新一轮司法改革的重要实践,对其从改革视角进行梳理和审视,对于理解和把握新一轮司法改革的策略、路径可以起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效果.梳理发现,量刑改革呈现出试错机制不断尝试、地方性特色显著、改革整体性渐趋增强的新动向,体现了对实证研究方法的重视,对地方性知识的尊重和对量刑改革应由多方主体共同推进的规律性把握.同时,通过对量刑改革实践的观察,可以发现改革的推进策略和方案设计都存在问题,因此,应当从这两方面进行完善:在策略上,应当更加充分试错,谨慎建构;在内容上,应当建构多元化的量刑程序制度,并完善包括量刑说理和量刑证据制度在内的配套制度安排.     

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保障与规范

量刑自由裁量权的行驶是法官在量刑中的必然现象,不仅直接关系到被告人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整个刑事审判活动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实现。影响量刑自由裁量权的因素很多,文章主要从完善量刑裁量规则的角度,分析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造成行使自由裁量权偏移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量刑自由裁量权的建议。     

论同罪个案间的量刑均衡——由二审对量刑不当案件改判引发的思考

长期以来,刑法学界和实务部门对立法上整体和个案本身的罪刑关系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和研究,强调罪与刑的相当与均衡,而忽视了同罪个案之间的罪刑关系,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同罪个案判决上的量刑失衡,这种同罪异罚现象的存在不仅给涉案被告人及其亲属带来不服,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动摇和怀疑。文章试就该现象出现的原因做一粗浅的分析,同时着重就如何实现同罪个案间的量刑均衡提出笔者的一些拙见。     

立法法与死刑核准授权受权

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授权高级人民法院行使,这一授权根据法律的规定经历了一个从合法而冲突而不合法的过程。但在《立法法》生效以后,直接适用《人民法院组织法》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授权高级人民法院行使死刑核准权的规定,以及各高级人民法院接受这种授权,这一授权受权已经没有法律根据,应通过合法的途径解决这一问题。     

论量刑程序改革中的当事人量刑建议权——以《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为考察对象

量刑建议权是量刑程序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已经得到了充分重视,但当事人的量刑建议权却被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所忽视。当事人的量刑建议权的设置有利于提升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增强量刑程序的理性化、实现量刑裁判的实体公正。因此,有必要建构实现当事人量刑建议权的运作机制及相应的配套措施,确保其落到实处。     

受贿罪量刑失衡问题实证研究

从司法实践看,受贿罪量刑存在严重失衡现象,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既有潜规则盛行的因素,又有错误司法的原因.同时,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本身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是导致量刑失衡的制度性要素.革除受贿罪量刑失衡的弊端,应当通过司法解释限制法官在量刑中的自由裁量权、确立同种数罪并罚的处罚原则和将数额、情节(非量刑情节)作为量刑的基础这三方面上取得突破.     

论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

刑事证明责任内涵应当包含“评价要素”,对于特定事实,证明责任承担者所举证据仅需要达到说服法官相信事实可能成立之程度。分配证明责任应当遵循证据所持、证据距离与诉讼效率等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未将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进行区别对待,对公诉机关和法院的证明责任规定也不尽合理,更未规定证明责任转移规则。为最大程度实现量刑公正,应尝试对我国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进行体系性完善,合理规定控方、被告人与被害人的证明责任,对立功、认罪认罚等量刑事实创设证明责任转移规则。     

量刑规范化的逻辑层次关系解析

量刑的规范化构建是确保量刑公正的法律保障。量刑活动的逻辑层次关系和对具体要素本质属性的共识是确保量刑规范化构建的理论前提。确立量刑证明的事实观、量刑刑罚幅度的价值观和量刑裁量的方法论,有助于深入探索量刑规范化的逻辑层次关系和理论体系构建。以量刑证明事实观引导量刑证据、量刑证明的规范化体系构建,排除量刑请求与量刑证明的直接关联;以价值观为指导,确立刑罚的基本单元和刑罚幅度;以量化裁判的理念确立量刑的计量方法。最后,运用系统论思想协调量刑证明、量刑刑罚和量刑裁量三者的有机统一,实现量刑公正。     

论自由载量权的自由度

由于立法滞后等因素，使自由裁量权必然存在。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院对法院的法律监督和抗诉，还得以法官最后裁判结果为归依。所以在自由裁量权存在的范围内，司法是否公正，就取决于法官的综合素质。     

论诉讼时效完成的效力

诉讼时效完成后产生何种法律效力 ,直接关系到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能否实现。对此 ,文章从诉讼时效的效力状态、范围、时效抗辩权的行使以及诉讼时效完成后的给付、时效利益的抛弃等方面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     

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情节量刑均衡的比较论证

罪刑应当均衡,但是实然与应然的状态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仅看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情节的量刑,轻重没有明显的不妥,但当与其他同等量刑档次犯罪及其情节相比较时,便会发现存在着罪刑不均衡之嫌。是本罪的该情节量刑轻了,还是他罪的量刑重了,亦或其他?这是罪刑均衡理论中需要解决的一个具体细节问题。     

“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情节量刑均衡的比较论证

罪刑应当均衡,但是实然与应然的状态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仅看“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情节的量刑,轻重没有明显的不妥,但当与其他同等量刑档次犯罪及其情节相比较时,便会发现存在着罪刑不均衡之嫌。是本罪的该情节量刑轻了,还是他罪的量刑重了,亦或其他？这是罪刑均衡理论中需要解决的一个具体细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