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的《春秋》大义

《红楼梦》乃曹雪芹的"哭泣"之作,他在小说中确为"千芳一哭,万艳同悲"之女儿们的人生悲剧而哭,而且属于感情深、哭泣痛者.但曹雪芹深以为悲痛者,又远不止女儿们的人生悲剧.曹雪芹所悲者,有身世、有家国、有人类社会,其在《红楼梦》中所再现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人身陷其中而又不能自拔的悲剧.曹雪芹并没有把再现如此的悲剧为小说的宗旨,而是在探寻悲剧之因和从悲剧中走出的路子.曹雪芹以女娲所炼的补天之石为小说的引子和线索,显然是有寓意的,这一寓意中更多的是积极意义的探寻.所以,曹雪芹有孔子"挽狂澜于既倒"的使命感,《红楼梦》寓有《春秋》大义.     

《红楼梦》作者问题论争探源

《红楼梦》作者问题论争探源王庆云红学百年，关于《红楼梦》作者是否为曹雪芹的问题，至今仍是疑案之一。自新红学创始人胡适先生的考证以来，红学界多认同或进一步论证《红楼梦》作者为曹雪芹，而提出疑义、继续探谜、挑起论战者考为他人者又难以坐实，因而论争的焦点或...     

从秦可卿尤三姐看《红楼梦》的成书及版本

曹雪芹原有《风月宝鉴》一书,后在其基础上改写成《红楼梦》。从《风月宝鉴》到《红楼梦》,作者有一个思想认识的提高过程,在这一改变过程中,作者并非完全抹去所有的痕迹,以至形成秦可卿形象的分裂。《红楼梦》有抄本和印本之分。抄本中的尤三姐更接近曹雪芹塑造的原始形象,这是因为抄本更接近原本,也更能确切地表现作者的思想意蕴。     

“为闺阁昭传”说质疑——兼谈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目的

指出"为闺阁昭传"是对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目的的误读,并非曹雪芹的本意;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有对人生和社会深刻的哲理思考,他比较自觉地运用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认识和解读封建社会,全书充满了《易》的理论和思想。     

论脂评

脂砚斋是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关系密切、情投意合的人,其辈位稍高于曹雪芹。脂砚斋对《红楼梦》的评点,对后人研究《红楼梦》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红楼梦》的文化命义

曹雪芹创作《红楼梦》体现了他重要的重情尚真的"情教"思想,他的创作重点在众女儿身上,寄托了他的情教理想。同时作者自己又封号"绛洞花主",认为自己是护花王子,呵护体贴着青春女儿们花朵般的生命。可到头来"千红一哭,万艳同悲",所有花朵都凋零了,进了葬花冢,给人感觉即使这部作品是悲剧,也是富含美的悲剧,是饱含情的悲剧,是令人惋惜的女儿们的悲剧。《红楼梦》不仅仅是一部爱情悲剧,而且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社会悲剧,更是一部提倡情教文化的杰作。     

花窗·故事

正古人不仅对门窗及其装饰纹样有所讲求,对窗纱的选择也是颇为讲究的。《红楼梦》第四十四回写贾母来到潇湘馆,见到窗纱已旧,便说:"这竹子已是绿的,再拿这绿纱糊上反不配。"凤姐儿就说:"……库房里有各式折枝花样的,也有流云福花样的,还有百蝶穿花花样的……",接着,贾母又介绍了一种珍贵的"软烟罗纱",它有四种颜色,一种是雨过天晴,一种是秋香色,一种是松绿色,一种是银红色,若是做了帐子,糊了窗屉,远远看去犹似烟雾一样,就拿这银红色的给潇湘馆糊窗户。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大观园中富人权贵们生活的奢华与讲究,同时也能深切感受到作者曹雪芹在窗户与窗纱颜色搭配上的深厚美学功底。     

20世纪曹雪芹家世研究综述

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是以其家族百年兴衰史为原始素材的,因此研究雪芹的家世就成为作品研究的条件之一。20世纪,关于曹家发迹的起因,曹雪芹祖父曹寅与康熙的关系,他的父辈以及曹家彻底败落的原因,都得到深入的研究,为《红楼梦》文本的研究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当代《红楼梦》评点“四家评”综论之二——周汝昌与冯其庸的《红楼梦》评点比较谈

周汝昌与冯其庸的《红楼梦》评点既有相同之点,又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将二者对曹雪芹的思想艺术成就、《红楼梦》本旨论、人物论、结构论、笔法论等方面进行更全面的比较研讨,应当有助于读者对《红楼梦》的理解和鉴赏,有助于读者对当代《红楼梦》评点的感受和评价。"周评"与"冯批"各自在《红楼梦》评点原则、政治历史说、思想艺术超前说等方面有着值得言说的话题内容和话题价值,比较研究其优劣得失,将有益于进一步探求《红楼梦》"四家评"的学术意义和鉴赏学价值。     

绕开脂批看可卿

研究曹雪芹和《红楼梦》,首先是要尊重曹雪芹和《红楼梦》,尊重曹雪芹对《红楼梦》的最后修改。脂批扰乱了人们对可卿的正确解读,研究秦可卿必须绕过脂批。秦可卿不是病死,而是非正常死亡。不能说作者写的秦可卿是个败笔,她的形象在《红楼梦》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红楼梦》与《姑妄言》

曹去晶在南京生活和创作《姑妄言》的时代,正是曹寅父子任职江宁织造、由显赫一时走向抄家没落的时期。同为辽阳人的曹去晶与曹寅父子有所交往,当非无稽之谈;而曹雪芹与曹去晶相识,并在南京或北京读过《姑妄言》的手稿或抄本,这也是极有可能的事。《红楼梦》“大旨谈情”,而《姑妄言》“大旨讽世”;但在思想和艺术上二书有诸多异同之处,从中不难窥见《红楼梦》受《姑妄言》的影响,以及《红楼梦》对《姑妄言》的继承和创新。     

《红楼梦》在日本

乾隆五十八年(1793),"南京船"运载<红楼梦>由长崎港进入日本,自此<红楼梦>开始了它在东瀛日本的生涯.在这两个多世纪间,<红楼梦>在日本的流行情况如何?日本学者文人如何受容<红楼梦>这部堪称中华民族文化瑰宝的著作?日本红学的发展情况如何?文章就明治前后、大正、昭和时期<红楼梦>在日本的流行情况作了一番考察并对<红楼梦>在日本的流传情况作一简单介绍.     

论《红楼梦》的重复美

《红楼梦》中重复现象很多,曹雪芹继承前人小说创作中运用重复手法的经验,并加以创新,在《红楼梦》创作中进行有益尝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从《红楼梦魇》看《红楼梦》对张爱玲的影响

《红楼梦魇》是文学家张爱玲情节化操作之外的特例，这部关于《红楼梦》的考据和评点专论，是她穷毕十年精力的后期作品。张爱玲对《红楼梦》及研究的“疯狂”是其这部学术专论的表征，而她与《红楼梦》及其作者之间的文化传承关系是这部专论的非学术隐义。张爱玲与曹雪芹文人品格的共性，源于他们共同的末世之感；张爱玲继承了《红楼梦》对悲剧本原的演绎方式，将《红楼梦魇》作为自己的间接诉情文本。《红楼梦魇》的完成过程，是张爱玲消解其对时代与人性的悲剧感，表达情感最后归宿的过程。同时，《〈红楼梦魇〉自序》为审视张爱玲与《红楼梦》及作者的情感渊源，考察她与曹雪芹在精神特质、审美传达等方面的契合，深入研究张爱玲的创作意识和文本意义，提供新的考察视角。     

史才·诗笔·议论——《红楼梦》文备众体的特点

"实录"精神、典型化原则、春秋笔法、史传手法显示了曹雪芹的良史之才;渗透在意境营造、人物刻画、环境描写等环节中浓郁的诗意,使《红楼梦》堪称诗化小说;精辟、独到的议论反映了作者的创作理念,展现了人物个性,揭示了作品丰富的思想内涵,可见史才、诗笔、议论构成了《红楼梦》文备众体的特点。     

俞平伯其人写《红楼婪》研究

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领域的得与失和他的个性气质有密切关系。通过对俞平伯的散文小品、新体诗、旧体诗创作等的考察，以及俞平伯的朋友们对他的分析评价，可以看出俞平伯始终是一个"晚明人"。这种气质和素养使俞平伯能够对《红楼梦》的艺术有深度的把握，因而具备了胡适所不可能有的文学视野，做出了杰出的研究成绩。但俞平伯在思想气质方面又与曹雪芹存在差异，因此他不能在《红楼梦》的思想性方面有深度的感知，而始终停留在比较肤浅的层次。俞平伯主张作家的个性决定作品的性质，这一文学观运用到对俞平伯自身的分析上同样有效。     

论《红楼梦》人物塑造的群体性

《红楼梦》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这在中外小说史上都是罕见的。究其原因,虽与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事繁人多的特点有关,更与作者善于表现人物的复杂关系及其在不同场合中的矛盾心情,善于描绘千姿百态的人物画卷及创造艺术意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红楼梦》重视人物塑造上的群体性、整体性原则,具有一石多鸟的艺术魅力。     

从“黄粱梦”到“红楼梦”——论《红楼梦》的幻化时空与叙事结构

《红楼梦》中的五个重要梦幻与“黄粱梦”有着深切的历史渊源。“黄梁梦”最早见于《列子》,经过唐传奇、元戏曲、明代拟话本小说和清代笔记小说的发展和演化,形成了独特的幻化时空和哲学内涵。曹雪芹将“黄粱梦”纳入到《红楼梦》的叙事中,在黄粱梦的基础上进行巨大转换,使《红楼梦》形成了独特的幻化时空和天人合一的宏伟结构,这种叙事结构体现着曹雪芹深刻的哲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