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的瞻对事件

瞻对为四川省西部的一块藏族聚居地,明朝时即授印归附朝廷。瞻对居民甚勇悍,常以抢劫骚扰地方。至清朝乾隆初年,甚至连过路的驻卡清兵亦时常遭劫,乾隆皇帝于是下令调兵征讨。始料未及的是瞻对土司拼死抵抗,经一年激战,清军陷入此"弹丸之地"不能自拔。此时的乾隆皇帝与参战将士也欲想罢兵休战,从而姑息了土司班滚的逃脱。瞻对事件的直接结果导致邻近土司无视朝廷,接踵而来的便是第一次金川之役的爆发。     

乾隆时期新疆边境地区台塘研究

清朝统一新疆后,转入对新疆的治理,其中边境地区台塘建设尤为重要。在康熙、雍正两朝治理基础上,乾隆时期清朝在新疆遍置台塘,展拓至西陲边境地区,建立了较完整的交通体系。本文系统地梳理乾隆时期新疆边境地区台站体系的构建及其在边疆治理中的作用,同时也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     

明清柳州“城-郭”民族空间的分布与演化

通过分析明清时期柳州外来移民与土著民族在空间上的分布特点、对立与融合状态,揭示明清外来移民在柳州不断向附郭西南扩展其生活、生产空间的历史演化过程.柳州城郭的民族空间分布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明代民族的“城-郭”对立阶段和清乾嘉后“民-夷”融合的混居阶段.清中叶后的马平县基本消除民族矛盾,形成以汉族为主体、各民族融合的社会结构,其中广东客家移民因具有聚族而居的文化特征,适应了清初马平县的民族对立,推进了移民与土著的文化融合,其客家民居反映了清中叶以来客家人为主的外来移民与土著民族相互交流、影响的历史印记.     

乾隆时期巴尔蒂斯坦(小西藏)与清朝关系初探

巴尔蒂斯坦,我国汉文史籍中亦译为巴勒提、巴尔替、罢蒂,等等,波斯文及乌尔都文史籍多以波斯语名称Tibet-i-Khord相称,译为"小西藏"或"小图伯特",当地一些波斯文手抄本则径称其为TIbet.该地在唐代为大勃律,与我国有过密切的关系.但长期以来,我们对该地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本文据乌尔都文史籍和作者的实地考察,对该地作了简要介绍,并据有关满文档案和国外史籍,对乾隆时期该地与我国的关系作了初步探讨.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行人”、“行人部落”

吐蕃统治时期在敦煌设置了主要由落蕃唐人组成的行人部落和丝绵部落,吐蕃文分别写作Rgodkyi sde和Dar pavi sde,二者由驻扎于河西地区的吐蕃中翼擘三(Phyug tsams)千户管辖,也被统称为擘三部落。行人即军士,行人部落系军事部落,主要负责军事行动,规模较大,有上、下二部落。丝绵部落则主要负责农桑生产。公元820年在敦煌成立了阿骨萨(Rgodsar)和悉董萨(Stongsar)两个独立军事部落,取代了行人、丝绵部落。之后又成立了另一个独立军事部落悉宁宗(Snying tshom)部落,这三个部落也总称为行人三部落。     

云海深处的“神秘部落”

帕米尔高原的杏花村,人称“桃花源”,在海外颇有知名度。这个知名度是由许多谜构成的:英国人写的《人在高原》一书断言,人在4000米以上地区将无法生存。而杏花村人却在海拔五六千米、空气稀薄的冰雪高原上活得潇洒自如,甚至还出现了不少百岁老人。这到底为何?西部人说,这里大部分地区是天上无飞鸟、地上无寸绿的“生命禁区”,偏偏杏花村是莺飞草长、风景如画的“桃花源”。这又如何解释? 前不久,我国一支探险队考察了此地,并了解到一系列鲜为人知的趣事。 杏花村地处我国古代被称为“石头城”的新疆塔什库尔干县境内,四周全是摩天的冰川雪岭。飞机在这里只能望山兴叹,马和牦牛成了主要交通工具。 考察队在离开“石头城”的第四天,在几位塔吉克族向导的带领下,来到坎得尔达板,只见冰峰直插云端,不见峰顶,脚下是万丈深谷。坡陡路滑,马     

先秦“五行”说述论

＂五行＂学说是先秦学术的重要内容之一。战国时荀子即批评思孟之＂五行＂,但对＂五行＂所指之内容为何,学界看法并不统一。其实,先秦的＂五行＂说有四义：其一,《尚书》中之＂五行＂,指的是金、木、水、火、土五种具体的物质;其二,五行之＂相生相克＂说,指的是五种物质互相依赖、互相制约的关系;其三,邹衍之＂五德终始＂说,指的是把五种物质的基本属性提升至道德高度,进而为政治模式提供一种解说;其四,思孟学派之＂五行＂说,指的是仁、义、礼、智、圣五种德行。这四种＂五行＂说在时间上存在先后关系,思孟学派之＂五行＂说受到前两种＂五行＂说之影响,又影响了它之后的邹衍之＂五德终始＂说。     

“散吉拉”和柯尔克孜族部落系谱

柯克克孜族民间流传的“散吉拉”作品集中体现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由三位“散吉拉奇”（部落系谱的传诵者）传诵的不同内容的“散吉拉”透露出柯尔克孜族部落民族史上某些共同的学术信息。     

探访“莽人”部落的神秘生活

在我国云南东南部的原始森林里,有这样一个十分类似好莱坞大片《阿凡达》中土著居民的莽人部落。他们世代靠采摘野果和狩猎为生,有着浓厚的有衣共穿,有食同享的原始共产主义遗风,平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由于很少有人能深入大山腹地对其进行专门探     

从姓氏源流看果洛藏族的宗教文化习俗

自古以来,自称为“董氏”的果洛藏族就居住在被称作“玛域”的黄河源头。在藏文文献和口碑资料中,“董氏”往往与当地的阿尼玛沁雪山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给果洛藏族的姓氏增添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它给阿尼玛沁雪山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文章依据藏文文献和口碑资料,就果洛藏族的姓氏源流及其与宗教文化的关系展开讨论,认为果洛藏族姓氏的渊源有着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且其历史久远,与藏族族源一脉相承;果洛藏族的阿尼玛沁山神崇拜习俗,是祖先崇拜的一种反映,这种文化现象不仅是藏族社会早期部落制度的一种辐射,也成为历史以来维系黄河源头社会秩序的象征。果洛藏族的姓氏源流及其与宗教文化的关系,既是果洛地区藏族古老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文化习俗的沉淀,也是其部落文化和宗教信仰兼容性的折射。     

明末清初图们江内外瓦尔喀研究

清初著作记有东海瓦尔喀 ,学术界多谓是东海库尔喀或牡丹江虎尔哈之异称。本文对瓦尔喀诸问题进行探讨 ,提出新看法 :( 1)东海瓦尔喀是指明末清初分布在图们江内外的女真人。 ( 2 )他们是明初建州斡朵里部、建州兀良哈部、毛怜兀良哈部以及狭义“女真”的胤裔。 ( 3)特别对安楚拉库瓦尔喀进行了研究 ,提出其地域在今和龙市境 ,是明初第三毛怜卫胤裔 ,纠正了乾隆时绘制的《战迹舆图》标注于阿勒楚喀之误。 ( 4)对建州部、乌拉部剽掠瓦尔喀进行了分析 ,提出努尔哈赤把瓦尔喀强行掳掠到建州 ,实际是使流落各地的支系骨血归宗。这一行动充实了建州女真的军事实力 ,促进了农业发展 ,为其统一女真诸部 ,建立后金政权 ,奠定了基础     

非洲矮人原始部落亲历记

<正>并非幻想的旅行童年时代,小矮人的故事使我入迷,常常在梦中畅游“小人国”,后来从报刊中知道,当今世界上真的有“矮人国”,它就在非洲茫茫的原始丛林中。于是,到“矮人国”一游又成为多年来埋藏在心底的愿望。梦想终于变为现实。前不久,我受命带领一个农业专     

论“狄”的衍化

狄起源于戎的分支犬戎.狄人在新石器时代生活于渭河上游,以后随着人口繁衍而向与泾水汇合下游的关中平原迁徙,从戎狄中分离出来的周、秦在处于渭河下游的关中平原建立政权后,狄人则被分割成渭河上游部分和渭水汇入黄河后不断东迁部分,其中东迁的部分-白狄与赤狄曾在周、春秋、战国时的历史中产生过影响而被记入史册,并在春秋战国中原争霸中向南融入平原人当中,成为用人、秦人和汉人的一部分;向北迁徙部分成为匈奴的组成部分;仍在渭河上游生活的狄人则作为戎人的分支,归入秦朝的统治范围,在羌人兴起后则又成为氐羌组成部分,并在羌内附的过程中逐渐融入汉人当中.     

清代索伦部名将海兰察

本文考察了乾隆朝名将海兰察一生的军事活动,并就相关问题,特别是索伦部为祖国的统一事业作出的贡献提出了一些认识。     

印度东北地区部族分离主义运动探析

印度东北地区位于南亚和东南亚的连接点,其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该地区包括阿萨姆、那加兰、梅加拉亚、特里普拉、米佐拉姆、曼尼普尔6个邦以及所谓的“阿鲁纳查尔邦”。①按印度官方统计数据,该地区总面积为255037平方公里,占印度总面积的8%;人口为3741万,占印度总人口的3%。②该地区也是印度部族的主要聚居地区,大约有200个表列部族。③自印度独立以来,该地区的一些大部族为了从国家政治中心获得自治(成立单独的邦或独立建国)而采取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包括政治斗争、武装叛乱乃至恐怖主义活动等。这种分离主义运动与部族冲突、宗教矛盾交织在…     

图理琛使团出使土尔扈特部之使命探析

图理琛使团出使土尔扈特部,正值清与俄国、土尔扈特部、准噶尔部关系极为微妙的时期。康熙为平定准噶尔部,对土耳扈特部和俄国分别推行了绥服与和平的政策。这些策略甚至到了乾隆年间还显示出其深远意义和价值。而1712年派往土尔扈特部的图理琛使团,便是这种外交政策的一个具体表现。     

蒙古鄂尔多斯部首领满都赉阿哈剌忽事迹考辨

满都赉阿哈剌忽是明朝中期蒙古鄂尔多斯部的重要首领,他出身于西方的卫拉特部落。正德年间,因反抗达延汘失败,他被迫和亦不剌一起进入西海。他在西海为蒙古开辟了新领地,为藏传佛教东传创造了条件。     

唐代弱水西山羁縻部族探考

今四川西北岷江、大渡河上游地区,曾被称为“弱水西山”,是唐朝与吐蕃长期争夺之地,本文所要探考的,主要是唐前期和唐中期该地区实行羁縻府州及都护府统治时期的部族分布及其社会经济、文化及人口发展情况,认为唐代中后期的“西山八国”,基本上是由唐前期弱水西山六十八羁縻州部族所建,他们是现代嘉绒藏族的先民。     

纯粹的卡里斯玛及其传导性:当代康区及果洛地区藏传佛教转世喇嘛的心景

本文旨在对当代康区及果洛地区藏传佛教在复兴背景下纯粹的卡里斯玛(genuine charisma)现象进行一种社会学的研讨,其关注的焦点是当代我国境内藏传佛教的转世喇嘛的内质及其集体功能.在理论层面上,这篇文章质疑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观点,他仅将卡里斯玛看作个人人格魅力,并且认为它经历着一个日常化(routinization)及最终消亡(denuse)的过程.作者基于对藏族深具魅力的转世喇嘛及其与寺院制度共生关系的认识,提出了在藏文化情境中,纯粹的卡里斯玛不仅是以个体人格为中心的现象,更关键的,它还是古老宗教体系集体性的表现.这类佛教里的纯粹卡里斯玛,不仅其再生得到了藏传佛教寺院制度的支撑,甚至还可以在希望获得它的人们身上传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