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大象》的伦理价值及其现实意义

《易·大象》在《易传》中被公认为典型的儒家作品,其内容丰富而深刻,尤其是它所蕴含的伦理价值更为后世所津津乐道.以故我们从人生追求、自我修养、为政思想、明慎用刑等几个方面,对《易·大象》的伦理价值作一简要分析,同时兼及它的现实意义.     

《大象》德义述

孔子祖述先圣,观《易》象德义,作《大象》传。《大象》拟象喻德,言不言之教,申自然之理,立仁义之道。《大象》德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合外内之道。古之道术,精粹尽在《大象》。内圣外王,修齐治平,利用厚生,正德惟和,全体大用,无所不备。《大象》为孔子儒学关于道德修养与教化的经典陈述,儒学德性文明的人文理想,在《大象》中通体呈现。     

《文心雕龙》的《周易》批评

传统上,人们往往视《易》为卜筮或哲学著作,《文心雕龙》却鲜明地揭示和剖析了《易》的文学特点及其文学性意义,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第一次,因此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文心雕龙》尊《易》为最能体现宇宙天地精神之经典,为"哲人之骊渊也"。在此基础上,《文心雕龙》取法《易》之"大衍之数",确立了其《文心雕龙》的体制;本乎《周易》的自然之道来建构《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文心雕龙》还第一次精辟地阐释了《易》的丽辞范式,及《易》旨远辞文、言中事隐的美学特征,充分肯定了《易》对规范文章创作的巨大意义。     

《周易大象解》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及其局限

王船山是我国明末清初的一位著名思想家,遍注群经。其中《周易大象解》代表了王船山《易》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对孔盂思想多有继承发展,从而丰富了我国的传统文化,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仍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     

《庄子》早期流传情况一辨——从《淮南子·修务训》注文谈起

《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文涉及到《庄子》篇数的记载,且不同版本中有"三十三篇"、"廿三篇"两种异文.后世多以此作为《庄子》在汉代已有不同版本流传的依据,但通过对〈庄子》成书过程及《吕氏春秋》高诱注文相关记栽的考察可知,异文均为"五十二篇"之讹.汉代流传的《庄子》当为五十二篇系统之本,在没有其它证据的情况下,不能以《淮南子》高诱注文为依据来说明《庄子》在汉代已有不同版本的流传.     

《孝经》成书时代新辨

关于《孝经》的成书时代问题,主要有先秦成书说和汉儒伪撰说两种看法,其中"汉儒伪撰说"并不可信。《魏文侯孝经传》应视作魏文侯《孝经》之传,与前人所理解的魏文侯《孝经传》有所不同,《吕氏春秋》所引"《孝经》曰"并非注文误入原文。以《魏文侯孝经传》及《吕氏春秋》为突破点,《孝经》的成书上限当为魏文侯之时,下限当为《吕氏春秋》成书之时。     

《乐经》考疑

《乐经》之名虽然后起,但《乐》书早在先秦时期已经存在.《庄子》关于《乐经》的记载,确实可信,不是毫无根据的凭空虚造.庄子生活在战国中期,也就是说,至少在战国中期有过“六经”成说,《庄子》才会有相关记载.从上古乐官制度看,《周礼·大司乐》应该是古本《乐经》孑遗,顺此考察,《乐经》文本的最终形成时间,当在公元前613年至公元前479年之间.所谓的《乐经》散佚,其实是名佚而实未佚.     

《周易本义》简介

《周易本义》（李红著）于2009年3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共分三编：上编是《周易》经文,以传世通行本与马王堆帛书本逐卦对照,附以《彖传》、《象传》和《文言》;中编是《系辞》、《说卦》、《序卦》、《杂卦》。以上两编均有白话译释。下编则“是参悟《易》道和《周易》入门的知识”,有《悟（易）本相》、《读（易）举隅》及《读（易）入门》三篇。这三篇更能看出作者的见解。     

《家语》与上博简《诗论》

《孔子家语·好生》与《说苑·贵德》皆有孔子论《诗·甘棠》的文句,都应是本于上博简《诗论》。《好生》兼引其中一、二两章,《贵德》则仅及其中一章。这说明《家語》的文句绝非袭自《说苑》,否则不会有《说苑》所沒有的內容。《说苑》所以能征引《诗论》,应该是采用前人传记,而《家语》所以能引到刘向未引据的《诗论》文句,究竟是通过怎样的途径,是很能发人深思的,这至少是可视为其来源较早的证据。     

《芮良夫毖·小序》与《毛诗序》的书写体例问题

清华简《芮良夫毖》开篇四十字系先秦"诗序"遗存,其诗学性质与《毛诗》"小序"相当,可以称为《芮良夫毖·小序》。序文的主要部分采撷或化用诗篇文句组织而成,其中对于诗篇的说解,不仅仅深入诗篇文本,而且对于诗篇的创作背景也有交代,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诗篇。这种书写特征在《毛诗序》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考较《芮良夫毖·小序》与《毛诗》"小序"的书写体例,讨论早期"诗序"的若干特点,对于先秦时期《诗》学传承的勾勒,乃至进一步探讨《毛诗序》的形成过程大有裨益。     

评析《旧约·撒母耳记》和《卡斯特桥市长》中人与自我冲突的主题

本文在与“圣经”原型的对照中,作者从另一个视角分析了托马斯·哈代《卡斯特桥市长》中的主人公边克·亨察尔悲剧:人束缚于来自自我的弱点——嫉妒和野心。《圣经》作为西方文化遗产对西方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卡斯特桥市长》可视为圣经文化产物之一。对《旧约·撒母耳记》中扫罗与大卫的故事和《卡斯特桥市长》中亨察尔与伐尔伏雷故事比较研究,使我们不难看出人与自我的冲突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     

《周易》与中国文学的形成

《周易》是上古占筮之书,中国哲学的开山之作,但在其经、传中却也孕含着中国早期文学的一些胚芽。本文通过梳理钩沉,从《周易》的文学表现样式、表现手法、文学批评诸方面论述了其对中国文学形成的影响。     

论《长生殿》对《牡丹亭》的借鉴

《长生殿》的“三易稿”使作品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这又与《牡丹亭》不无关系。洪昇对《牡丹亭》的评价恰恰印证了《长生殿》对《牡丹亭》的借鉴。这种借鉴具体表现在剧情结构、爱情主题、通变手法、细节描写等方面。这种借鉴不是照搬照抄,而是时时体现出作者的创新。     

《易》与《诗》中的鸟

《诗》之兴是一种隐喻,《易》之象与其有着相同的艺术功用,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最古老的象征系统。《诗经》中的鸟类兴象与图腾崇拜、生殖崇拜的内在关联,早已被前人证实,验之于《易》,同样契若合符。可见,《易》与《诗》一样,都是以形象来表达意义,运用的是象征表现方式。     

《归藏》与清华简《筮法》、《别卦》

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中有两篇属于《易》类的书,分别以《筮法》和《别卦》为题收入2013年底出版的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四辑中。就卦名、次序、写法等内容来看,《筮法》与《别卦》确与《归藏》密切相关。     

帛书《周易》与通行本《周易》卦名异字考

本文通过马王堆汉墓出土之帛书《周易》与通行本《周易》的卦名用字相异这一现象进行考释,说明帛书《易》成书时日较早,当不晚于战国,且其卦爻辞用字各有特点,多异体而假借(通假),战国时各国文字多异,繁杂不一,所以编撰于此时的文献,在用字上也不可能求同而划一了。     

早期拓跋鲜卑基本史料比较研究——《魏书》与《北史》《通典》《文献通考》关系辨析

自两晋至明清,不同历史时期的史学家对早期拓跋鲜卑有详略不同的记载。《魏书·序纪》最早系统地记述了拓跋鲜卑早期历史,是研究拓跋鲜卑早期历史的基本史料。《北史》《通典》《文献通考》关于拓跋鲜卑的内容是以《魏书·序纪》为蓝本的后代史家记述,没有补充新史料,只能作为二手资料使用。     

安大简《诗经》“侯六”“魏九”浅析

通过分析《毛诗·魏风》《唐风》诸篇的诗旨和安大简自身的特点,认为安大简《侯》《魏》两部分内并无“误置”现象。又从战国初期的历史背景出发,并结合诗旨、春秋战国时期的“用诗”特点,赞成安大简《魏》之所以抄写《毛诗·唐风》中的诗篇,当与战国时期魏国国力强盛、占有晋国故地相关。由于抄写《唐风》诗篇的部分被称为“魏”,因此,抄写《魏风》的部分就不能再称为“魏”,必须改题。从《毛诗》诸国风的命名逻辑看,“侯”极可能是地名。不过,若考虑到安大简的特点,“侯”为爵位也未尝不可。从安大简《侯》《魏》的特殊安排看,它无疑是一个改编本,其底本与《毛诗》应该非常接近。     

王夫之的《周易》研究

王夫之研究《易经》颇有独到之处,其在《周易》研究中引入传统训诂,又不拘泥于传统训诂方法探求词义以及随文释义等方面做出了不同于《易》学诸家的解读异彩。     

帛《易》源流蠡测

今本《周易》为王弼所传东汉费直古文易本,考之竹简本,今本与竹本大体相似,证明了今本确为古文《易》本无疑。而帛本《周易》应为汉初田何所传今文《易》本。理由有二:一,从时间上说,帛本经传的抄写时间应在文帝或文帝之前,基本可界定在高祖至吕后执政的二十余年间,这符合汉初传《易》“本于田何一家”的史书记载。二,从学术归属上看,帛《易》以“乖”代“睽”、以“礼”代“履”作卦名,显然受到《序卦》“睽者,乖也”、“履者,礼也”的影响,此与汉初田何一系“训诂举大谊”的学风也很相似。田何所传今文《易》本,包括“今义”和“古义”两方面,“今义”指以“德行”“仁义”谈《易》的内容,“古义”指以占筮及阴阳灾变谈《易》的内容。帛书经文卦序与京房《易》八宫卦序的密切关系,及帛本《易传》中大量孔子论阴阳五行、占筮梦兆的语句,都反映了马王堆帛本《易》可能为史籍所载田何弟子周王孙所持“古义”的传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