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钱罪犯罪故意种类探析

我国刑法中的洗钱罪并非目的犯。由于洗钱罪行为对象的特定性,使得作为行为犯的本罪存在了间接故意成立的空间。刑法将本罪直接故意的意志追求要素直接规定于法条中,导致成立本罪必须具有一种特殊的目的要素,从根本上导致了我国刑法中的洗钱罪排除了间接故意成立的可能,进而限制了实践中对本罪的打击力度。     

略论盗窃罪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在大陆法系国家,对盗窃罪的非法占有的目的,有着不同的规定和理解.我国刑法虽未明文规定盗窃罪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理论上通常都认为该罪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主观必备要件.本文拟就盗窃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内涵及必备要件略作探讨.     

准直接故意的生命空间——论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的中间形态

学者们根据现行刑法第十四条把犯罪的故意区分为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但是对于其中"明知必然而放任"的情形是划为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却没有一个统一的见解.其实从现有刑法理论体系来看,不论是直接故意说还是间接故意说都无法自圆其说,因而作者认为存在第三种犯罪的故意--准直接故意.     

农民工欠薪问题在刑事立法中的思考

针对目前普遍存在的企业中农民工欠薪问题,采用举证分析法,通过对农民工欠薪问题在刑事立法上的必然性分析,提出农民工欠薪行为应该纳入刑法调整,应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章侵犯财产权中增设故意欠薪罪等措施,以此有效遏制和预防农民工欠薪行为,为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     

英国刑法主观轻率的结构分析

轻率是英国刑法的重要概念.普通法上主观轻率通过Cunningham案得以确立,客观轻率曾经对主观轻率进行过有力冲击,但随着2003年Gemmell ＆ Richards案,主观轻率取得了绝对支配地位.主观轻率的构造,它与我国关于"间接故意"在本质上具有共通之处.英国刑法中的主观轻率理论对于我国刑法间接故意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主观罪过及形态问题研究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很多争议 ,笔者从刑法基本理论的角度入手 ,着重对该罪的主观罪过、犯罪形态问题深入分析 ,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本罪主观方面是一种“非典型的直接故意” ;本罪不存在未遂形态     

打击错误及其认定——对一起典型案例的学理分析

在中国刑法理论中应当明确定位与事实认识错误并列的行为错误。打击错误与因果关系错误、对象错误、手段错误具有本质区别。打击错误的归责必须符合逻辑,且与刑法理论体系相协调,对于打击错误,应当认定行为人构成意图侵害结果的犯罪未遂和实际侵害结果的过失犯罪(如果存在过失犯的规定的话),同时原则上不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我国古代刑法中的犯罪故意概念剖析

在法的发展历史上,犯罪故意概念的产生历史相当久远,是对应于犯罪过失而存在的概念。我国古代刑法中表述犯罪故意的概念,主要在于对犯罪事实或犯罪结果的“有意为之”,并且对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已有相当的认识与区分。在刑事政策上,故意犯罪历来是古代刑法打击的重点。     

片面共犯理论问题研究

片面共犯能否成立,在中外刑法理论上一直存在着争论,概括起来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两种主张.从哲学和犯罪论的角度来看,片面共犯是能够成立的,在实行犯、教唆犯、帮助犯三种共犯类型中只有帮助犯才能成立片面共犯.我国<刑法>应在"总则"中对片面共犯问题作出规定,从而使片面共犯的定罪处罚有法可依.     

"逃逸致人死亡"定罪立法规定之学理质疑

刑法133条将"逃逸致人死亡"作为交通肇事罪的特别加重情节,但从学理角度分析,"逃逸致人死亡"不完全吻合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也不能认定为交通肇事罪的结果加重犯,而应按"故意杀人罪"定罪.     

“纯粹意向性对象”还是“纯粹知觉对象”？——论茵加登与杜夫海纳之争

茵加登在考察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时,明确提出文学作品是一个"纯粹意向性对象",杜夫海纳则把审美对象看作是一个"纯粹知觉对象"。在现象学的框架内,虽然两者都是意象性对象,但是,在对各自意向性对象含义的理解和阐释上则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茵加登把意向对象看作是意向活动的指向者和构成者,而杜夫海纳仅仅把意向对象看作是意向活动的指向者,而否定其构成。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茵加登更深地受到胡塞尔纯粹理性意识的影响,把意识活动看作是智性活动,因而其所说的纯粹意向性对象就被杜夫海纳看作是智力对象;而杜夫海纳则更深地受到梅洛-庞蒂的影响,把胡塞尔的纯粹意识修正为纯粹知觉意识,因而其所说的纯粹知觉对象就是一个感性对象。杜夫海纳就是立足于此展开对茵加登的批评的。概而言之,现实性与非现实性、自律与他律成为"纯粹知觉对象"与"纯粹意向性对象"的最显著区别。     

浅析行为犯的司法认定

行为犯在司法实践中的把握主要在于行为犯自身的理论清晰度,行为犯的完整形态是以"行为"做"骨架"搭建的。因此在实际操作中,行为与物质性损害结果、行为与危险状态、行为的着手与行为的过程是判断的关键。当然,对行为犯深层次的辨别还要考虑法律利益,尤其是一些类似行为。     

论当代文学的“中间人物” 与“人学”话语策略

"中间人物"是"十七年"小说创作中的一个特殊存在,作为一个文学族类,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学的一道亮丽景观,但从现象形态与创作主体角度审视,反映了那个时代作者的一种言说与形象表达,也是当时有见识的作家们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客观认知与艺术解读,是特定历史语境下作家感知生活、表现文学"人学"思想的一种话语策略。重新审视这一现象,或可使我们重新认识那个历史时段文学的创作价值。     

“严打”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严厉打击经济和刑事犯罪”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时期与经济建设紧密相联的重要刑事政策。笔者在充分肯定“严打”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有效性的基础上,尝试运用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刑罚效率观与刑法正义观相结合的方法,侧重研究“严打”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进而认为,站在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战略高度,“严打”应该随着现代法制系统结构的建立而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对汉语道歉语“对不起”的语用分析

对于学习汉语的外国人来说,礼貌语言的非正确使用是一个很容易产生交际障碍的方面,如果在礼貌语言上产生失误,要比语言能力的欠缺所产生的失误更严重,会被认为是人格、品德的问题,有可能导致交际失败。本文以汉语中含有“对不起”的道歉语为研究对象,在考察大量语料的基础上,对影响含有“对不起”的道歉语所使用的语境因素从冒犯行为的严重程度、交际场合以及交际参与者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语用分析。     

班昭《女诫》再解读

《女诫》是一篇写给“诸女”的“家训”。由于“家训”类作品“拟想读者”对于作者的价值选择形成了强有力的制约,这类作品往往倾向于强调个人对社会规范的顺应,以教导子女全身远祸。因此,这类作品不可能表达作者的理想人格。把《女诫》当作女教的圣典是对这部作品的误读。     

两大法系贪污罪立法评析

外国刑法中虽然对贪污罪也是从严惩治,但英美法系或者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对贪污罪的规定有所不同,即使是同一法系国家,其刑法对贪污罪的立法也未必一致。对外国刑法中的贪污罪做出比较分析,有利于更好地对我国贪污罪的立法加以反思,进而使我国刑法对贪污罪的立法合理化。     

对"一事一议"制度的几点反思

农村税费改革必然带来原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解体,而现阶段在广大农村实行的"一事一议",由于流动人口、宗族势力、农民贫穷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实践中达不到理论上的最优解,甚至可能得到一些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找出在实践中影响"一事一议"达到最优均衡的各项因素,并从制度的角度加以分析,是有益的解决思路。     

"与时俱进"范畴的创造及其意义

研究“与时俱进”范畴的创造过程,考察其如何从中华元典中走来,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身的发展路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中,是江泽民将“与时俱进”语词从中华文化类似词组中提升出来,对其进行元典式的发展,即赋予其原创性、经典性、大众性意义,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范畴。     

影响的焦虑与焦虑的影响:对布莱克小诗《飞虻》的三层阐释

互文性批评旨在通过对若干有关联文本的考察,在更深邃、更博大的文化-哲学视野中审视文学问题.本文从重诂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的小诗《飞虻》入手,在三层阐释层面上审视作为强者诗人的布莱克表现出的"影响的焦虑",以及他的"焦虑"对后代作家的再度影响,揭示跨文化、跨时空的语境中,以互识、互证为基础的人类思维的相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