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知行合一"说之特质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基于自我生命体验提出的命题。在这个命题中,“知行合一”被定义为“知行关系”的“本体”,试图确立解决“知行关系”的基本范式,并表现出形上性;“行”之为“知行合一”基础的确认,提出了把握“知行轻重”的参考答案,并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知行合一”中的价值诉求,反映了阳明对“知行合一”应用意义的期待,体现了超越性和理想性;“知行合一”的多重性表明“知”“行”不是静止的合一、抽象的合一,而是动态的合一、具体的合一,凸显“知行合一”的最佳模式是“知行相适”。不过,“知行合一”之所以为“知行本体”,之所以“以行为本”,之所以蕴含“价值诉求”,之所以表现为“多重合一”,乃是“心体”使然。因此,王阳明“知行合一”是由“心体”主宰、孕育的“知”“行”运行系统,是“心体”这一道德智慧的深切投射。质言之,王阳明“知行合一”是以“心体如此”为核心,以“知行本体”“以行为本”“价值诉求”“多重合一”为基本元素构成的有机理论体系,因而成为中国哲学史上处理“知”“行”关系的典范,并在理论和实践上表现出丰富且积极的启示。     

习近平关于“知行合一”重要论述的深刻内涵、理论贡献和实践路径

“知行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重要命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知行合一”在新时代的重要价值,将传统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赋予“知行合一”以新时代真“知”、真“行”、真“合”、真“一”的新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行合一”重要论述,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认识和实践关系的理论,创新转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知行观,丰富发展了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关于知和行关系的相关论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要继续坚持知行合一,用科学的理论指引知行合一,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互动中推动知行合一,用自我革命保证知行合一,用人民至上标准检验知行合一。     

船山知行观与知行统一SSCI

知行关系是我国古典哲学中最重要的基本范畴之一．也是历代大哲尤其是宋明理学家最热心讨论的理论问题。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和程朱的“知先行后”说。而船山关于知行关系的理论．正是建立在对各种知行关系理论的批判继承基础之上的,在此过程中,船山对知与行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深入的探讨,从而把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略论王阳明的道德教育原则和方法

王阳明是我国明代的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他在确立了“吾心”为宇宙的本体的基础上,倡导“知行合一”说,在晚年又阐发了“致良知”说.王阳明哲学思想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良知”既是宇宙的本体,也是认识的本体,道德的本体.“致良知”既是认识的途径,也是道德修养的方法.“知行合一”,既是关于知识与行为的问题,也是解决如何实践封建伦理德原则的问题.王阳明作为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和历史上所有的具有远见卓识的人物一样,不但极其注重自我修养,而且十分重视道德教育的作用.在他几十年的教育生涯中,总结出一系列符合他的哲学思想的道德修养原则和方法.这些原则和方法在其教育实践中是行之有效的.今天它对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创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开创积极、健康的社会风尚,仍具有不可否定的借鉴意义.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五要素论

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中，包含了入世经世论、批判继承论、亲履实践论、道德修养论和主观唯心论等这五个要素论。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中包含的这五个要素论，长期以来影响着中国乃至日本等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思想界，至今仍能见到影响发展的轨迹。本文拟就王阳明“知行合一”内涵的五要素论作一论述，并求方家指正。 人世经世论──王阳明出身官宦世家，在青少年时代，王阳明就熟读过孔孟之道，也深研过当时盛行的程朱理学，同时，王阳明对佛经过学也十分爱好，曾有遗世人山之意。后来，王阳明认识到：佛老是异端虚无寂灭之教…     

“知行合一”——王阳明的成圣之教

“知行合一”是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提出的一个命题,此命题自提出之日起到现在,人们一直争论不休,他的学生、同时代学者都曾与他反复探讨过这一命题.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以“销行以归知,终始于知”来概括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并为后世学者所接受.近现代唯物唯心之说盛行后,人们又进一步把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认为“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是典型的“销行以归知”的唯心主义,而“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则含有唯物主义因素,这显然是片面的断章取义,为我所用的手法.如果我们把“知行合一”说放到王阳明的整个心学体系中,放到阳明的生命历程中去理解,那么,唯物唯心的说法,“销行以归知”的说法,都应该重新商榷.因为这些说法都是从认识论知识论的角度来理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并不是为了探讨认识论上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不是为了解决认识论问题他之所以提出“知行合一”说目的是净化人的心体不使一念不善存于新中解决人的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的问题他的“知行合一”说实质上是一种成圣之教一种道德律令下面就从这一角度对王阳明“知行合一”说做一疏解.     

Intention and Action——A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Wang Yangming' s Doctrine of “Uniting Knowledge with Action”

“知行合一”被看作王阳明标志性的哲学观点之一.王阳明有关知行合一的思想比较复杂,它由很多命题构成.文章着重讨论知行合一这个命题所包含的一个一般性的哲学问题:在道德行动中,意向与行动究竟是什么关系?通过逐一分析王阳明的相关论述:好恶属行,念动是知亦是行,意是行之始,知是行之始,我们发现,在意向与行动的关系问题上,王阳明的理解已经涉及作为行动的意向、作为善良意志的意向这些层面.前者有将有意识的行动与用以行动的意向融合的倾向,后者则注意到意向与意欲或意愿的联系.由于王阳明在使用“意”这个名词时并未自觉地意识到其不同面向,在其论述中产生了一定的混乱或自相矛盾.王阳明的思路是:假设人都有行善的善良意愿,从而使得行善就变成听从或顺应自己内心召唤的简单之事,对于当代道德哲学、行动哲学的相关讨论不无启发,也许行动的最终源泉既不是理性计算,也不是感性冲动,而在于行动者固有的美德.     

王守仁“知行合一”说新探

王守仁是我国明代著名的哲学家。在他的著作中,有关知行关系问题的论述占有相当大的份量。他的这一学说曾在我国哲学史上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占有很突出的地位。如何分析和评价“知行合一”说,的确是我国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王守仁的哲学思想,从总体上看,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无须疑问,但能不能由此而全盘否定“知行合一”说呢?我认为是不能的。在哲学史研究中,绝对的肯定和绝对的否定都是错误的。在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中,到底哪些是其精华,哪些是其糟粕,它在人类认识发展史上起过什么样的作用,等等,这些问题是值得我们进一步认真探讨的。我想就此谈点粗略的见解。一知行关系问题,是我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所要解决的乃是人们的认识、知识和人们的行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自春秋时期的伪《尚书·说命》第一次把知行作为一对哲学范畴,提出了“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命题之后,对我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到了宋明时期,知行关系问题成为哲学战线上激烈争论的中心问题之一,相继形成了一些较为系统的学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两宋时期程颐、朱熹的“知先行后”说和明代王守仁     

船山知行观与知行统一

<正>知行关系是我国古典哲学中最重要的基本范畴之一,也是历代大哲尤其是宋明理学家最热心讨论的理论问题。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和程朱的"知先行后"说。而船山关于知行关系的理论,正是建立在对各种知行关系理论的批判继承基础之上的,在此过程中,船山对知与行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深入的探讨,从而把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并     

王阳明“致良知”说之真义及“良知”之结构研究

在人的结构中,“良知”的地位究竟如何呢?有两条线索可供我们来思考:一个就是孟子的“良知”,“良知”即四端,这是从性的本原来讲,是人的结构中的先验层面;一个就是《大学》的格致系统,王阳明早期循朱子讲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良知”即是从“心意知物”的“知”转化而来。     

论贺麟对斯宾诺莎思想的吸收与改造

贺麟以斯宾诺莎哲学融合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轨迹从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1.认为斯氏《致知篇》的全部宗旨合于王阳明的致良知,把西方理性主义的认知方法与中国“能近取譬”的伦理方法相结合。2.吸收斯氏之身心平行论,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命题阐发出一种新知行合一论。3.用朱熹的理观法解释斯氏之“从永恒的范型下观认事物”,即在物中直观到此物的理念、此物的本质以及此物与宇宙大全的关系。4.重视吸收数学方法与逻辑演绎,其最擅长是“绎理”方法即得自于斯氏“据界说以思想”的方法论。     

文道同一的阳明美学

本文以剖析王阳明对“文”（文学艺术）“道”（生命精神）基本关系的重新阐发为主题,论述了阳明文论与美学的基本思想。本文认为王阳明文论与美学思想以知行合一、体用一源的哲学为基础,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美学以象外之象为艺术意境的观念,主张在艺术与人生道通为一的境界中展开对生命本真状态的体认。由此把艺术与人生的统一性更推进了一步。     

“知先行后”与“知行合一”异同论

朱熹的“知先行后”说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是中国古代唯心主义知行观的最高发展。它们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有某些差异。因此,比较“知先行后”与“知行合一”的异同,对我们总结知行关系问题上的思维经验教训,是有意义的。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体究践履”

知行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古老的课题.历代哲学家对知行的含义及二者的关系,争论不休.宋代以后,理学家有关这个问题的探讨更是盛况空前.程朱把知看作独立于心之外的客观精神本体,把行看作人对客观精神本体的体验,提出“先知后行”的命题.“陆九渊将知从主观之外拉回主观之内,认为心即理,知就在人心中.不过,同程朱一样,他也认为知在先,行在后.王阳明是主观唯心主义者,他的知行观自然不同于程朱,然而也不同于陆九渊.他的主观唯心主义较之陆九渊更为彻底,不仅认为心即理,而且强调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他认为,陆九渊的知先后行论,将知与行划分为认识的两个阶段,有滑向心外有物、心外有理的危险.他认为,所谓知,就是人生而具有的良知;所谓行,就是去恶正心,回复良知.二者密不可分,即知即行,即行即知.二者是统一的,统一于良知本体,不存在知先行后或先行后知的问题,不可将知与行割裂.为此,他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命题:     

理的性化与性的理化

天理人欲俱赅于心,而有静动之别,是理为生而静之天性也,欲为感于物之情动也,感而动之性欲也,故《五经正义》以自然之性与感动之情别之也。王阳明援引《大学》强化知行合一,从先秦将理纳入生性之中,到明代完全以理知为一性行,这中间是一个整体过程,即性理知行合一的实现。     

王阳明心学的知觉观点

王阳明心学是儒学与佛学交融的杰出代表。阳明心学中“物”的概念很大程度汲取于唯识论“境”的思想,而心学中“心”的含义与佛教中“识”的观念亦有一定渊源。本文结合佛教唯识的思想,以阳明心学中“知觉”观点来探讨“心外无物”、“南镇观花”、“知行合一”等命题,将阳明心学中“物”与“理”统一于知觉观点。在此基础上,对良知学说偏重道德方面的传统解释提出自己的看法,良知本体作用不仅体现在“尊德性”,也体现在“道问学”方面。     

论王阳明美育思想与当代大学生人格建构

王阳明心学中宝贵的荚育思想对于当前的学校教育,特别是大学生的人格．教育,具有一定积极的作用。体现在王阳明重“格物”、“致良知”,强调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精神,对于思想政治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心理暗示--王阳明心学的方法论

王阳明心学体系的魅力和灵魂正是其对心理暗示的应用,它一反朱熹“格物穷理”的方法,运用心理暗示的手段,构建他的“心为本体”的哲学理论,企图从根本上变道德修为的外在强加为内在的心理自觉,进而达到“知行合一”的理想境界。心理暗示在王阳明的心学体系中具有方法论的作用。     

南轩的理学思想

张南轩是胡五峰的大弟子,也是五峰之后湖湘学派的学术领袖。南轩在理学本体论、修养功夫论等方面均有相当的理论贡献。南轩又极其重视义利关系的研究和阐发,其在此方面的论述,既是对孔孟以来儒家核心人生价值目标的继续和发展,同时也对南宋时期士大夫树立远大理想,匡扶人间正义等,有重要的诱发和劝勉作用。在知行关系问题上,南轩同样有自己的真知灼见,既可能是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先导,同时也避免了像王阳明那样的神秘主义似的偏颇之弊。     

脑机接口与知行合一新形态

作为一个哲学命题的“知行合一”有其专门的含义,哲学家们也探寻了种种通达这一目标的人文途径。脑机接口的研发和使用为知行合一的达成提供了一种不以身体为中介的新技术手段,这就是通过脑机接口介导的“以想行事”(“运动想象”与“实现行动”的技术性一体化)来实现“我思即我行”。人脑与脑机接口联结而成的新型的知行合一系统为我们重新理解“行动”“行动主体”等概念提出了新的哲学需要,也对知行交互中的控制问题、错位问题、归责问题和功能极化问题等提供了新的哲学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