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监管体制理论分析及启示

从各国金融监管实践看,一国金融监管采取何种体制,直接影响其金融监管的效率,因此,金融监管体制的选择十分重要.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的金融监管体制模式主要有机构型监管模式、功能型监管模式和目标型监管模式,这三种不同的监管模式各有优缺点.中国应从自身实际出发,选择最适合国情的金融监管体制模式.     

苏、中两国建国初期法制建设比较

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 ,国家行政管理运作中法律保障意识是否得以树立起来 ,需要从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背景中去思考。法律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怎样把握 ,国家行政管理机构运作在一定历史阶段是否可以弱化法律保障 ?在这方面 ,苏联、中国两国建国初期的历史教训是深刻的。     

从行政在当代的地位、作用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当代人类政治生活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行政在国家体制中的地位、作用的不断提高。在传统社会中,政治与行政在结构上是一元化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现代社会国家体制的结构和功能开始分化和专门化,行政体制逐渐成为与政治体制相对独立的结构。国际市场的形成与竞争的加剧,国际交往的频繁与复杂化,使国家行政权力日益扩大,     

国外金融预警制度对构建我国地方金融预警系统的启示

对地方金融风险的防范与控制仅局限于审慎监管是远远不够的,作为金融监管的有效补充和延伸,应建立我国地方金融风险预警系统.了解不同国家的金融监管体制,并从金融监管体制、对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理机制等方面进行分析,对我国建立识别和度量地方金融风险的科学诊断工具--地方金融风险预誓系统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重点

(一)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应当选准并把握住改革的战略重点,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使改革取得最大的效益.如果不分轻重缓急,无目的地全线出击,或是颠倒了主攻方向,那就难以达到改革的目的.国家的政治体制从广义上来说,包括权力体制、政府体制、政党体制、法律体制、政协体制、政治性群团体制及武装力量体制等.以上几项,归根结底可归纳为两部分:一是权力体制、一是行政体制.权力体制的主要作用是以一定的方式,在需要的范围内(大至全国,小至基层单位)集中起并控制住管理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政治权力,并授权施政部门使用这些权力;而行政体制则是执行权力体制的任命和委托,运用这一集中起来的权力从事具体的     

苏、中两国建国初期法律建设比较

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国家行政管理动作中法律保障意识是否得以树立起来，需要从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背景中去思考，法律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怎样把握，国家行政管理机构运作在一定历史阶段是否可以弱化法律保障？在这方面，苏联，中国两国建国初期的历史教训是深刻的。     

金融监管的经济学分析

纵观世界金融监管的历史，一国金融监管体制、监管方式的变化无不与该国经济、金融环境变革有关。每一次经济危机、金融动荡或金融危机都会暴露原有金融监管制度的漏洞，由此带来金融监管的变革。本世纪３０年代经济危机打破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完全竞争市场经济的神话，表明市场失灵，由此预示国家于预时代的到来，在金融领域则表现为世界金融监管历史的开始，从此各国纷纷加强对本国金融业的严密监管。如美国１９３３年国会通过的《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就从法律上明确了银行业和证券业的分离，英国虽然没有这样的明确规定而建立了综合银行服…     

如何优化金融监管：以我国金融业的集中抑或分业监管为中心

金融危机后各国更为深刻地意识到金融监管对于一国金融业兴利防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从国外的经验看,集中监管削弱了对不同监管目标的追求力度,统筹协调的效果也不如预期,而且＂超级＂监管机构难免贴近当前政治和政府,有违设立独立、专业监管机构的初衷。遵循金融监管的内在规律和中国实际的要求,坚持并完善分业监管体制具有应然性和合理性,它有利于在专业和相对独立的基础上优化金融监管,并可与问责制相结合,落实角色责任,强化监管效果。     

浅析金融监管体制

金融业经营体制的变革必然要求变革金融监管体制,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将是任何国家必须面对的问题。适应国际金融发展的大趋势,探求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重新构建我国稳健、合理、高效、安全的“一元制”金融监管体制及配套措施。     

我国政治沟通中的信息失真刍议

从政治科学的角度看,政治沟通于一国政治生活,就好象是生命有机体的神经系统,它联系着国家政治机体的每个细胞,对国家政治生活起着协调、平衡的作用。政治沟通的状况直接关系国家决策的科学化和人民群众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因而任何国家政治制度的建设,都包括了政治沟通体制的建设。     

行政国家的叙述话语

从本质来看,行政国家标志着行政规模的膨胀和行政权力的增强,并由此带来其与民主责任、政治控制之间关系的制度性重塑;从历史语境来看,行政国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政府干预经济和高效管理的合理寓意;从思想渊源来看,行政国家建基于宪政体制框架,但沿用技术理性追求民主价值,两者内含着结构性冲突;从现实状态来看,行政国家实践是民主技术化困境的集中体现;最后,化解这一困境的方式,在当前公共管理中表现为多方位的全球政府改革浪潮.     

传统荒政的公共性与行政国家成长的再审视——基于“官僚制实践困境”命题中的行政伦理

在政治与行政融合的表象下,传统荒政之演进内含官僚制通过构建和完善赈济灾荒的公共行政体系,达致提升荒政的行政效能和表达政治价值诉求的合理化过程.但时至近代,国家能力下降和近代化因素的引入却使其内含的传统公共行政的价值观念受到再审视,甚至发展为对整个官僚制体系遵循的行政规范的全面修正,亦使官僚制自身的演进陷入巨大挑战之中.因此,仅就行政国家成长中的“制度设计”而论,这关涉是否能在“重塑政府与社会关系”或“在社会成长中再造政府”的过程中重新定义政府(国家),使政治和价值问题再度回到公共行政的核心位置.此过程即从官僚制生长的政治、社会、组织与管理背景揭示了中国传统公共行政体制自身具备的变革逻辑.     

公民行政参与的困境与出路

公民行政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也是对行政权力的有效控制.公民行政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政治和宪政制度的重要尺度.为此,既需要通过法律为公民行使行政参与权提供制度保障,也需要通过行政参与机制的科学构建为公民搭建有效的参与平台.鉴于我国公民行政参与在立法上滞后、实施上虚置、保障上乏力等困境,应当从促进公民社会发育、转变政府职能、构建行政参与程序和保障机制入手,寻求公民行政参与的出路.     

创新体制优化预防腐败的宏观制度环境

我国转型时期的腐败大多为体制性腐败,预防腐败必须创新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腐败重心由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的重要原因。在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确立的今天,体制创新的重心也应转向政治领域。重点要理顺国家权力体制,规范国家权力;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规范政府权力;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司法公正;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增强反腐工作的效能和合力。通过优化宏观制度环境,更好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90年代行政体制改革战略地位的理论回顾与思考

通过简短回顾我国行政体制的发展历史,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与现状出发,分析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对行政体制改革的要求和促动,并深入研究了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     

中国封建社会地方行政体制比较研究

中国封建社会地方行政体制的演化，突出特点是紧紧围绕着中央政治权力展开。各朝在地方行政体制上虽各有特色，但总体上行政层级呈递增趋势，地方职权呈递减趋势。基层乡村组织各代虽有变更，但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宗法性和政治性。封建社会从秦至清的二千余年间，地方行政层级基本上在二级至四级之间变换，而以三级时间最久。发展的总趋势是由“外重内轻”向“内重外轻”演变。行政职能中只突出政治职能，而弱化经济、文化和社会职能。行政体制的废立全凭君主意志，缺乏容观的指导原则。行政体制的核心是中央集权制，扼杀了行政活力。     

关于我国行政区划构建问题的探讨

合理划分国家的各级行政区域对一个国家的行政管理、民主政治、经济建设、民族团结等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完善，迫切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它的合理与否关系到国家行政管理层次和国家政权体制的确定，也有利于进行资源的重新配置。     

制度设计与民主转型的理论分析

制度是可以人为设计的,相对于早期民主国家制度自然生长的发展模式而言,第三波民主转型的国家必须进行有效的制度选择,在宪政体制上形成制度性妥协,最大限度地减少转型期出现的各种政治冲突与不确定性.处于转型期的政治设计主体必须同时考虑三种最基本的制度安排,即立法与行政间的关系、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     

转型期行政权力运作中的不虞效应及其防范

当今的中国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要发挥自己的重大作用.就必须解决好自身的种种问题.因而.正确把握社会转型期行政权力的特征,特别是防范行政权力运作中的不虞效应,不仅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也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一、转型期行政权力及其主要特征行政权力作为国家政治权力的一部分.是国家一切行政现象的基础.要弄清楚行政权力的含义及特征,就不得不从行政权力的产生及演变情况说起.行政权力萌芽于原始社会的管理权.是伴随着国家权力的产生而产生的,迄今为止大至经历了传统行政权力和现代行政权力两大类型的发展,及至现在又出现了一种新趋势即“行政国家”现象.     

宪政模式转型与近代英国崛起

中世纪英国的宪政模式是司法型的,国王权力在司法领域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在政治领域却不受限制.而伴随着近代早期英国国王所代表的行政权力强大,司法领域越来越难以约束和规范国王的权力.最终,英国通过将中世纪司法机构的议会改造成近代立法机构的议会,来实施对国王行政权力的政治规范和约束,并完成了代议制型宪政模式建构.司法型宪政模式向代议制型宪政模式的转变,标识了近代英国宪政模式的转型.宪政模式转型完善了英国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也就为近代英国的崛起奠定了体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