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化自然”与“审美呈现”

“自然人化”有两个基本向度：向外,指人对自然的征服即外在自然的人化;向内,指文化向肉体的积淀即人性的生成,也称为人化自然。自然人化与人化自然,本质上都是人性的理性展现。只有在审美中,理性与感性,道德与肉体,个体与社会,历史与现实才能得以完美结合,人性才能得以完整的呈现。审美是人化自然的象征性展现,当人性偏向于人的自然性时,审美形态偏重呈现出优美形态;当人性偏重于精神性时,审美形态就偏向于“崇高”形态。审美形态的多样性正是复杂人性的整体性表现,优美与崇高作为审美范畴只是多种审美形态的家族相似性能指符号。     

崇高与荒诞:人性深度之美——《白鹿原》审美意蕴之四

历史走过的地方有生命,更有人性。《白鹿原》塑造了践行仁义之理的主人公白嘉轩、传统文化培育的人格代表朱先生,将传统道德下的人性之美、人性之善、人性之淳表现得淋漓尽致;刻画了虚伪阴险、贪恋权势的鹿子霖、贪婪狠毒的革命投机者白孝文、自甘堕落、放纵情欲的田小娥,将个人的欲望与特定的传统文化环境产生激烈的矛盾和冲突造成的人性之恶无情地展示出来;描写了走不出封建宗法礼教的白嘉轩、生性叛逆善恶交织的鹿兆谦,抛弃了形而上学的人性论观点,在历史和时代的变迁中看人性,突显出人性的复杂多面性。《白鹿原》以对封建文化濡染下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重性的深入剖析,在人性深度上呈现出崇高与荒诞相统一的审美意蕴。     

“诗言志”中“志”的政教与审美二重性的折变——试论“志”的本质内涵

传统的诗学命题"诗言志",其核心在于"志"。"志"在三个阶段有不同的内涵:上古原始祭祀中诗谣存在的群体意向带有宗教情感;春秋时代诗志与礼乐政教紧密结合,在实用主义笼罩下折射出的人格人性之美及其冲破藩篱的个人情志;战国至汉愈益张扬的情与志的冲突与融合。由此得出,"志"是以人格人性为原核,以理性为向导的一种情感心理,其政教与审美的二重性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中通过不断冲突融合而逐步建立、巩固起来的。     

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基础：审美人性的复归

马尔库塞为了找到20世纪20年代初欧洲工人运动转入低潮的原因,试图从构建完满丰富的感性人性入手,以培养出不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操控的自由主体为目标,走上了一条审美政治解放之路,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体现出来的乌托邦式的未来观为他提供了最有力的理论支持。马尔库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一文中重新解释了《手稿》,重新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奠基于审美人性的复归之上。他揭示了人性中包含异化和超越两种向度的可能性,而这两者之间必须通过人的此在本身的存在——“劳动”作为中介进行联系。马尔库塞将人性中的情感解放的哲学起点定位在劳动的哲学概念上,在人性的内部寻求异化劳动的根源,从而放弃了对私有制结构的深入研究。他把人性定位在劳动中自由、自觉的人类审美精神本能,缺少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生产实践底色。《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开启了马尔库塞以后的“人性—美感—爱欲—游戏—新感性—新左派—审美之维”的政治美学研究路向,其美感政治学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境遇中人的生命与资本流通之间的张力问题研究具有时效性。     

“如何活”难题的审美纾解

在其主体性实践哲学中,李泽厚对“如何活”难题深表关切,于是将人性能力的充分发展当作纾解这一难题的选择方案。人性能力作为人性的至要决定因素,基于文化心理结构,涉及认知、道德与审美三个维度。人性能力的提升,有赖于四重性审美参融,取决于以美启真、以美储善、以美立命与以度创美这四种动态关联行为。人性能力的充分发展,自当成就人类主体性,助推人性的完满实现,上达人之成人所能取得的最高成就。     

从《审美教育书简》看席勒的审美现代性思想

现代性包含了两个基本层面,一个是社会(启蒙)现代性,另一个具有反思、质疑和否定性质的审美现代性。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一书中,把古希腊审美世界中表现出来的完整人性作为审美现代性批判和反思启蒙现代性的一个标准和参考系,在这个参考系下,席勒不仅仔细的分析了现代性异化的具体表现和原因,而且指出了带有解放性质的审美游戏是达到人性完整的途径。     

论席勒的“审美假象”——兼谈艺术的本质问题

席勒把艺术的本质规定为"审美假象",由此把艺术和实在对立起来,试图通过艺术的理想性使人们摆脱现实生活中物质欲望和权力机制的束缚,修复人性,实现人的平等交往和自由。席勒的"审美假象"论是对现实和人类文明弊端的深刻批判,但其美学上的激进主张恰恰折射出其社会实践层面上的保守立场。     

城里“人”与“诗意的栖居”

这是一个因农民进城而出现的问题——城市化问题。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城市化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传统的乡村社会在中国城市化的潮流里将逐渐淹没。然而城市化不等于必然就要去除文明和文化,去除感情和人性,去除审美和诗意。如果说,城市化对许多人来说是无奈的选择,那么,通过世俗的个性化的创意方式,建构新的“城市诗意”以达“诗意的栖居”,则应是城市化了的人的理想选择之一。     

《审美教育书简》中的美学思想——美论与人性

《审美教育书简》是席勒最重要的美学论文。它从席勒的时代现状入手,把美学问题与改变人性分裂的现实联系起来进行探讨,确定美是拯救人性的唯一手段。它从人性的分析开始论美,得出人的三种冲动：感性）中动、理性冲动、游戏冲动;这三种人性冲动决定了三种人：感性的人（自然的人）、理性的人（道德的人）、审美的人（自由的人）。游戏冲动结合了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使人成为审美的人,最终成为了道德的人。因为美是游戏冲动的对象,即活的形象,所以美可以使人性完整,使人成为真正的人。这种美论是一种伦理美学的思想,是针对法国大革命的暴力手段而形成的美的人性改革手段。它虽然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是具有伦理的理想性和前瞻性。     

席勒美学的现代性意义——重读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

《审美教育书简》不是一部系统的理论著作,但通读全篇,感到仍有一个"隐系统"存在于其间,它对美与艺术的本质、人性的本质、人性与其时代、社会之间的关系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其中心问题是人的全面和谐的发展,其核心则是使艺术和审美从科学与道德领域区别开来的审美游戏本体论。     

“传奇不奇”——沈从文与张爱玲的文学审美追求比较

沈从文与张爱玲的作品风貌相去甚远,然而他们却有着近乎一致的文学审美追求——"传奇不奇",即在看似传奇的人物和故事中书写永恒的人生和人性。这在沈从文的作品中表现为一种神话的建构,而在张爱玲则表现为一种人性神话的解构。     

“情”—“理”的历史哲学形态

"情"与"理"均为人性,是伦理道德的重要人性前提和精神因子。西方道德哲学以"理性+意志"为人性结构,形成了以理为主、情理二分的传统,并且理性主义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中国道德哲学立足于血缘文化,形成了以"情"为主、情理合一的情理主义伦理形态。两种传统都彰显着在人类精神文明史中的独特魅力。但是由于人性本身是知情意的有机统一,现代社会中理性的张扬甚至独霸导致的现代精神文明之痛:伦理认同和道德自由的分离;现实世界和意义世界的分离,再次确证了道德哲学应当立足于情理统一的人性基地。     

对历史人物的"人性阅读"

在历史文化散文建设中,创作和批评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文体探索。"人性阅读"是王充闾历史文化散文总结的有效创作经验。以现代文化审美观,对历史人物做灵魂拷问,发掘历史文化精神,从而提升当代人的文化人格,体现了作家鲜明的文化自省精神和高度的审美转换艺术。"人性阅读"是基于人性的客观性、复杂性、多变性,以及文学深入地、艺术地表现它的可能性而确立的。     

“京派”作家群及其人性观照的审美追求

"京派"文学的历史研究和批评认识,已经有了许多成果和辩驳,但从一些常见的批评文字和文学史著述中发现,仍然有值得研究讨论的问题和余地。首先是"京派"文人圈子和"京派"作家群的关系;其次是大多数"京派"作家,尤其是废名、沈从文、芦焚等作家体现了特别的乡土特色,但"京派"作家真正深层的价值认同是在艺术和生活审美中追求人性关怀的文学立场和人文情怀。在追求人性自由、生命美好这一整体的审美精神中,又各自体现出不同的个性化追求和艺术特色。他们把对生活的审美情怀和生命的积极乐观,灌注在自己细密而蕴藉的作品文字里,赋予文学诸多优美和深沉的东西。而且这种共同形成的不自觉追求和人文情怀,可能融化在所有"京派"作家的生命价值和审美创造里。     

对“真实电视”现象的认识

"真实电视"之所以成为"真实电视",赤裸裸的展示人们在特定环境中的表现(主要的收视兴奋点甚至来自人性的弱点、阴暗面的揭露)是其核心理念,而这种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及道德价值观相去甚远,"真实"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抑或根本就是打着真实的幌子,给观众提供的仍然是一个通过剪辑、加工和选择的虚拟世界?要让观众在电视机前欣赏与分享别人人性中的丑恶,以看到别人受伤害为乐,这无疑是与讲求诚信、宽容、合作、和平共处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以及主流意识形态是相违背的,也不符合中国观众的收视心理.打着真实的幌子,攫取巨大的商业利益才是"真实电视"的真实面目."真实电视"要在中国生存和发展,怎样在收视率与伦理性、娱乐性与社会责任之间寻求一种文化的平衡,这是国内电视工作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人性”新探

人性问题的提出乃源自人“形而上”的思维倾向,人性是什么？人性如何？古今中外人们对此作了不同的定义和界说：中西人性论有着各自的路径、内容以及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中国当前则有“社会属性说”、“两性说”、“共同本性说”三种主要的人性论。总结中西人性探究的理论得失．可知合理之人性探究应遵循的若干基本规则或前提。而人性的新的理论界说可以为：追求生存优越。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聊斋志异》对传统狐狸形象的审美改造

“狐狸”作为一个独特的自然、人文和人性美的形象,置身于(《聊斋志异》的审美体系中,这是蒲松龄的大胆创造.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为传统文化语境中的美女狐精翻案,使狐狸不仅成为人性真善美,特别是女性真善关的象征,重要的是,它又是女性聪明、智慧的化身.本文从狐狸形象的产生与来源:蒲松龄的大胆创造:人性“真善美’特别是女性真善美的象征三个方面,论述了蒲松龄对传统狐狸形象的审美改造和赋予的审美新价值.这一切,都是与作者对女性的新认识和新理解有关.     

变形：人性扭曲的艺术表达

变形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原则性艺术方式 ,其独特审美功能在于表现作者的负面经验 ,特别是表现人性的扭曲。变形艺术是人性扭曲的艺术形态 ,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对应性与同构性 ,它以解放了的想象力直趋事物本质 ,是对现实生活的创造性表达     

论梁实秋著译题材的“审美自律”特征

梁实秋先生的＂雅舍＂系列散文和汉译《莎士比亚全集》日渐受到读者和学术界的重视。他的著译题材以＂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和＂伦理的文学＂为主要内涵,反映了文学作品的＂审美自律＂特征。他以展示普遍的、永恒的人性为宗旨,探索人性特点而又回归传统古典;他坚定地维护着文学的独立和尊严,著译选材交织着＂平民意识＂和＂绅士意识＂;他注重文学的社会责任感和伦理道德意义,提倡关注现实人生又要胸怀淡泊。梁实秋＂审美自律＂的著译题材观蕴含了他对于＂时代文学＂的理解,呈现出与当时主流文学价值相悖的边缘性文学价值,对提升文学作品的艺术品位、彰显文学活动的＂审美＂本质和＂人学＂本义等方面起到了重要导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