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女性诗歌的语言书写策略

女性诗歌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躯体写作后,90年代转向了语言写作。90年代以来,伴随着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对诗歌认识的改变,女性诗人不仅以诗歌的姿态表述自己,而且以具有女性主体性的"人"的立场进入诗歌,聆听和感受世界,既不放弃性别立场,又不放弃艺术价值,使女性诗歌达到人文价值与诗性价值合一的高度。90年代女性诗歌的语言写作,使女诗人以独立的女性话语与充分女性化的写作策略,实现了女性世界的完全自立和性别表达,并形成自己独立的审美体系,从而实现了女性诗歌写作的"宁静的丰收"。女性诗歌从此走上包含性别但又超越性别的更为广阔的前景。     

在蜕变中叩问谜底——论翟永明的诗歌创作

诗人翟永明作为中国当代诗坛"女性诗歌"的代表之一。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女性诗歌"写作的"青春期"后,诗歌创作呈现出复杂的面貌,戏剧性、叙述性以及对诗歌经验的重视等,都体现了她对诗歌艺术的不懈探索,对自我的不断更新,通过对翟永明不同时期诗歌作品的细读与分析,理清翟永明诗歌艺术探索的内在理路、诗歌风格的变化。     

先锋诗歌的"外交"与"内政"

如果说"先锋意识"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有一个对应物,对应着传统意识形态及其所养育和庇护的诗歌观念,那么今天,这种意识不再意味着"反叛",而是意味着"权威",意味着一种富有生机的东西已经沦落为新的文学意识形态.假若把"先锋诗歌"或诗歌先锋性问题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置放于现代性理论框架和当代中国特殊的现代性经验中加以观察,就会发现1980年代与1990年代及其后的先锋诗歌在语言策略和对抗客体上的差异性,恰恰表现在是否对诗歌本身所应具有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态度具有敏感.如今,"先锋"对诗歌写作的要求不是更容易了,而是更难了;不是要求助长那种"一体化的大众"的权威力量的生成,而是提升出来另一种"现实",以此打破大众经验中那种现实幻觉.在世纪之交,网络的普及激活了先锋诗歌,种种迹象似乎暗示先锋诗歌即将迎来"盛世",但先锋诗人们对此疑虑重重,他们面临着先锋诗歌的"内政"和"外交"问题,即如何避免使诗歌"外交"变成诗歌"社交",使诗歌"内政"变成诗歌"内战",从而互相越界.而目下这种远交近攻的诗歌格局,势必使先锋诗歌的"外交"与"内政"变得"内焦外困".而一直以来,"先锋"似乎总是与"病态"相关联,而"光明的诗篇"也似乎走向了"先锋"的对立面.其实,时代真正的光明诗篇,并不必须把一切简单化,这光明里必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而先锋不应该是对光的告别,而应该是对光的拥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     

论"邵康节体"诗歌特征及其对于宋代诗坛的意义

作为"自乐"、"乐时"与"乐万物之自得"的诗歌,"邵康节体"诗歌以"自在"取胜。它在诗学途径上空诸依傍,在写作心态上随意闲适,不讲究格律的经验和语言表达艺术,是宋代诗歌主流之外的别调。但这并不意味着邵雍诗歌与时代诗歌风尚完全分离。在自在和自得的创作心态支持下,他将所谓的"宋型诗歌"带向了诗歌这种文体所能承受的变异之极限,到达了诗与散文的分界线。     

不应高估"无韵诗"的诗学价值--重新评估"无韵诗"

中国古典诗歌无正式"无韵诗"品种,并没有影响其繁荣和在世界诗歌中相当重要的地位;20世纪承认"无韵诗"为诗歌之后,中国诗歌并未获得预期的丰富和快速发展,反而经历了更多挫折.因此,不应高估"无韵诗"的诗学价值;把"无韵诗"认可为诗歌的合理性,及通过引进"无韵诗"推动中国诗歌丰富与繁荣的可能性,是值得怀疑的.     

令人迷惑的"先锋"

如果说"先锋意识"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有一个对应物,对应着传统意识形态及其所养育和庇护的诗歌观念,那么今天,这种意识不再意味着"反叛",而是意味着"权威",意味着一种富有生机的东西已经沦落为新的文学意识形态.假若把"先锋诗歌"或诗歌先锋性问题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置放于现代性理论框架和当代中国特殊的现代性经验中加以观察,就会发现1980年代与1990年代及其后的先锋诗歌在语言策略和对抗客体上的差异性,恰恰表现在是否对诗歌本身所应具有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态度具有敏感.如今,"先锋"对诗歌写作的要求不是更容易了,而是更难了;不是要求助长那种"一体化的大众"的权威力量的生成,而是提升出来另一种"现实",以此打破大众经验中那种现实幻觉.在世纪之交,网络的普及激活了先锋诗歌,种种迹象似乎暗示先锋诗歌即将迎来"盛世",但先锋诗人们对此疑虑重重,他们面临着先锋诗歌的"内政"和"外交"问题,即如何避免使诗歌"外交"变成诗歌"社交",使诗歌"内政"变成诗歌"内战",从而互相越界.而目下这种远交近攻的诗歌格局,势必使先锋诗歌的"外交"与"内政"变得"内焦外困".而一直以来,"先锋"似乎总是与"病态"相关联,而"光明的诗篇"也似乎走向了"先锋"的对立面.其实,时代真正的光明诗篇,并不必须把一切简单化,这光明里必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而先锋不应该是对光的告别,而应该是对光的拥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     

试论朱淑真诗歌的"个人化"写作立场

与李清照并称隽才的朱淑真,在遭遇北宋灭亡、南宋偏安与自身婚姻不幸的社会苦难和人生苦难的过程中,敢于冲破理学的清规戒律,站在女性性别的立场上用诗歌来表现个人的"私情",真情吟咏,无所顾忌.她的作品从题材到内容,从风格到情感,都是女性情感生活、家庭生活以及有限的人生梦想的书写,具有极强的个人化色彩和"自我指涉"的私语性特征.     

从"意象"到"事象":叙事视野中的唐宋诗转型

学界现有的"意象"理论体系从本质上说是围绕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传统建立起来的,因而"意象"说在面对中国古典诗歌叙事传统时往往陷入困境。这也是"意象"说、"意境"说尤其适宜于解释唐诗,却与宋诗品质不尽相合的重要原因。作为中国古典诗歌叙事脉络中的重要阶段,宋诗发展了"事象"的表现形式,提取与事相关的要素,以呈现动态的、历时的行为和现象;并通过"事象"营造出"事境",在每一个独特的事境中传达多元而充满变化的复杂体验,进而实现诗歌主旨的表达。以宋诗为代表提炼出来的"事象"与"事境",可以用于建构古代叙事诗学的理论体系,有助于深入认识古典诗歌的叙事传统,进而全面认识中国古典诗歌的本质特色。     

在"新月"与"现代"之间完成艺术的沉潜——谈黄金期之前的卞之琳

卞之琳是现代主义诗歌的代表作家,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简单地将1935年之后卞之琳诗歌划为"现代"时期是草率的,简单地将"新月"终结在1933年也是欠妥当的。就1930—1934年的卞之琳诗歌而言,体现出明显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体现在不能对"新月"和"现代"进行简单断代。也许简单的划分有利于增加研究的明晰度,甚至简化研究难度,但是也会遮蔽一些更为复杂的需要辨析的诗歌特质。而这些诗歌特质正好是研究卞之琳创作嬗变的关键性因素。事实上,"新月"和"现代"几乎是同时滥觞的,而且同时获得发展,并在相互渗透中逐步融为一体。而卞之琳正是在"新月"与"现代"之间完成了艺术的积累与沉潜,为1935年的全面辉煌做好了准备。     

论华兹华斯的"快乐"诗学及其伦理内涵

华兹华斯不仅是英国19世纪杰出的抒情诗人,也是有着自己独立诗歌观念的诗歌理论家.华兹华斯主张诗歌的情感、题材、语言和创作目的都要以"快乐"为起点和终点,"快乐"成为其诗学中的核心理念,这就构筑了他独具个性与魅力的"快乐"诗学.在这种诗学观念的指导下,华兹华斯的诗歌充满了一种崇高的自然与人间之爱及其独到的伦理内涵,成就了其诗歌在英国乃至世界诗歌史上的地位,并对当今世界的诗歌与文学创作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海男诗歌语言的女性主义特征

作为当代女诗人中极富个性的一员,海男成为女性诗歌中一个独特的研究亮点。从"个人写作"的立场出发,海男使用独特的、个性化的诗歌语言营造了一个属于女性的诗歌世界。她的诗歌语言具有鲜明的"先锋性",诗歌创作饱含抗争的力量,以战斗的姿态坚决地争取女性的主体地位。诗歌风格女性特征鲜明,诗句字里行间充满矛盾和含混,用女性特有的声音诉说"女人话"。     

由新诗发展史谈诗的"变"与"常"

佛家认为世间一切无常.用变与常估量世间万物,"变"显而易见,"常"难以指认.要辨析新诗的"变"与"常",不妨将其置于新诗发展史中考量. 诗歌之"常"是诗歌与其他文类相区别的特征,也可视作诗歌写作者的共同倾向,或是在一定时间内具有稳定性的诗歌特性,写作者或接受者普遍遵从的一种写作规则或标准,在此简称诗道."变"则是对常规写作的一种解构,或曰革新性写作.     

美国"新形式主义"诗歌的起源

"新形式主义"在美国20世纪后半期兴起的诸多诗歌流派中,影响最大、争议最多。本文针对美国诗歌批评界对"新形式主义"的攻击,分析了这一颇具影响力的诗歌流派的起源,在对"新形式主义"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格律诗的比较的基础上,肯定了它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所具备的美学价值。     

从"后现代"到"古典"——中国当代后现代主义诗歌观念的演变

从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后现代主义诗歌观念在中国当代诗歌领域经历了从"后现代主义"到向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回归的富有戏剧性的演绎过程.它的引入与流行,不是对于西方思潮的简单移植与原样展开,而是根植于充分的本土经验的依据和现实语境的确定指向,它已经成为当代诗歌观念史的一部分.而它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从"后现代"到"古典"的戏剧性演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立体化的思想空间,在彰显历史的丰富性的同时,直到今天也仍然具有激发思想灵感的重要价值.     

"王维模式"的文化诠释

王维模式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仕与隐"、"生活与艺术"、"诗与禅" 3个"二难"消解;"王维模式"于诗学的最重要贡献,就是在意境的创造上获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功,艺术地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解决了诗歌中各要素关系浑成的难题,将诗歌导入一个崭新的领域,使中国古典诗歌更切合诗的本体特质,强化了民族艺术重"言外之旨"、"象外之象"的境界,培养了国人在创作与欣赏上追求暗示和整体感应的审美自觉.     

三"体"合一的李贺女性观--由诗歌中的女性世界读取

李贺诗歌中的女性形象颇为丰富,可从诗中建构的女性世界中去读取李贺的女性观.其女性观由三"体"合成,即感情共通之载体、情爱渴念之载体和理想生命之载体.女性成为他抒发复杂情感的理想载体,从中可以体察李贺对女性生命价值的一种认可.     

博纳富瓦"在场"的诗歌翻译思想研究

伊夫·博纳富瓦是法国当代著名诗人,也是见解独到的翻译研究者。博纳富瓦认为诗意是翻译中不会失去的东西,真正的诗意是一种"在场",因而诗歌翻译是翻译"在场",具体来说,翻译要重视物质、声音与音乐。他的诗歌翻译思想既出于对诗歌与语言困境的现实忧虑,也体现了对诗人使命的自觉担当。然而,博纳富瓦拒斥概念性思维,关注经验"在场"的个体性,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诗歌与语言的社会性质的思考。     

论唐代女性教育与女性的诗歌创作

唐代女性教育的主要内容有道德礼法、经史、诗歌、女红,这些教育内容对她们的诗歌创作都有一定影响。道德礼法教育使女性的诗作频繁出现"三从""节义""移天"等道德礼法内容;经史教育使女性在诗歌创作中大量化用经史语典,或借用经史语典言事抒情,或化用经史语典巧妙措意;唐代女性诗歌教育在内容上主要是学习男性诗人诗作,在方法上主要为诵习抄写,这样的教育特点使她们的诗歌多有借鉴和模仿男性诗人诗作的特征。同时,唐代女诗人又以其特有的女性视角,为唐诗创作提供了新的关照事物的角度,使诗歌表现出独特的女性书写特质;女红教育使唐代女性诗歌中出现了较多诗歌与女红物事并现的女红化呈现方式。     

"梦"与"花":顾城和海子诗歌创作之比较

"梦"与"花",分别是顾城和海子诗歌文本中重要的意象.在"梦"的世界里,在"花"的掩映中,深藏着诗人的心灵追求和精神渴望.顾城在他的 "梦境"中表达了对"未来"和"远方"的追寻,而海子诗歌的"花朵"开放在"返乡"的路途,"回望"和"留守"是他的精神姿态.顾城用"梦"建造了一个"童话世界",海子则用"花"营造了一个"神性世界",他们诗歌的书写方式就是他们生命的书写方式."梦"与"花",和他们所生活的现实语境分别构成一种"对抗"和"超越"关系.     

清代女性诗人对《红楼梦》"昭君诗"的接受

《红楼梦》以其极高的思想和艺术成就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其中咏昭君诗对清代女性诗人的文学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红楼梦》咏昭君诗的悲怨主题和批判精神为女性诗人所继承,同时融入了自己的思考和真挚的情感;女性诗人也有不少歌颂昭君和亲之功的诗作,这是对《红楼梦》和历代昭君诗悲怨主题的反拨,反映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和自我肯定.在诗歌的呈现形式方面,女性诗人对《红楼梦》亦有借鉴.其系列咏史诗如《红楼梦》组诗一样,对读者的情感冲击力明显增强,应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而诗歌与其它艺术形式的结合,提高了诗歌的生动性和可接受性.清代女性诗人的咏昭君诗接受现象,是《红楼梦》广泛传播与阅读下的产物,应该纳入《红楼梦》文化研究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