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十七年"歌颂性喜剧"的反思

中国当代喜剧精神失落的原因之一,就是喜剧观念的僵化和迷失,而其突出的表现就是“歌颂性喜剧”被大力提倡。“歌颂性喜剧”在本质上是违背艺术规律和喜剧精神的一个伪命题。被称为“歌颂性喜剧”代表作的喜剧电影《五朵金花》和《今天我休息》则内容虚假、思想肤浅、艺术上做作,这样的作品谈不上是喜剧的成功之作,更不能代表社会主义喜剧的发展方向。因此,“歌颂性喜剧”是一个需要清理和反思的喜剧创作的误区。     

论《聊斋志异》中的喜剧性小说

《聊斋志异》中的歌颂性喜剧和讽刺性喜剧 ,因其丰富新颖的内容、主题和艺术技巧而表现出一定的近代人文、理性、幽默色彩 ,显示出我国古代喜剧文学必然的发展方向。     

论歌颂性喜剧——以莎士比亚喜剧为例

提起喜剧,人们马上就想到讽刺,殊不知,喜剧不仅可以用来讽刺,也可以用来歌颂。在我国新文艺的实践中,歌颂性喜剧这一朵鲜花已经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现在的问题是,对于这一喜剧艺术形式的研究还没有认真开展起来。本文拟就歌颂性喜剧在喜剧史上的地位、歌颂性喜剧的特征以及歌颂性喜剧中崇高与滑稽间的辩证关系等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悲剧中的笑"之管窥

本论文分别以《俄狄浦斯王》和《哈姆莱特》为例 ,阐述了悲剧中的笑两种样态 :可笑性情节和喜剧性缓解 ,认为《俄狄浦斯王》中的可笑性情节是其悲剧色彩的重要根源 ,而对《哈姆莱特》中的喜剧性缓解 ,应该从人性的局限来理解     

笑是一面胜利的旗帜——试谈我国古典喜剧美的真实性

悲剧美必须遵循真实的规律,喜剧美也必须遵循真实的规律.喜剧是笑的艺术,无笑便不成其为喜剧.读我国古典喜剧,你会强烈地感受到喜剧的这一基本特征.如元代郑廷玉的讽刺喜剧《看钱奴》,会使你发出尖刻的冷笑;明代徐渭的滑稽喜剧《歌代啸》,会使你发出捧腹的大笑;元代康进之的幽默喜剧《李逵负荆》,会使你发生诙皆、轻快的嬉笑;而元代关汉卿的《救风尘》、白朴的《墙头马上》、王实甫的《西厢记》等这些歌颂性喜剧,则会使你发出惬意的欢笑.喜者,乐也.观赏喜剧情动于衷,必然形诸于外.没有笑声,喜剧的喜又何从谈起?清初戏曲理论家和剧作家李渔在其著名喜剧《风筝误》的收场诗中写道:“唯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我忧.举世尽成弥勒佛,度人秃笔始堪投.”他要把他的剧本写到使人笑得象那大肚子弥勒佛一样.才肯放下他那支“秃笔”可见在剧作家看来.笑对于喜剧艺术是何等重要!     

茶山的性命与心:实践道德论

茶山试图建立一种与生活和行动不可分割的儒学世界观,在他关于人的本性的理论中,他对上帝的自然神论者的解释为人事中的道德和善提供了本体论的基础。他以天命赋予每个人的人性作为道德倾向,认为这种人性是人自我实现的必要动力。他用一种他认为可以指导行动,在实践和人伦中完成儒家理想的理论来取代理学,其目的在于理解和发展来自于宇宙和人的理。     

元杂剧《冻苏秦衣锦还乡》中的悲剧意蕴

《冻苏秦衣锦还乡》虽然承袭了元杂剧＂大团圆＂的喜剧传统,但是从＂家国同构＂的内涵影射、史料引用的独特寓意、情节处理的内在逻辑三方面不难发现,喜剧的结尾只是元代文人迫于灰暗现实而生硬勾勒出来的一场圆满,而其故事本身已蕴含一定的悲剧成分,它包括悲剧比例的显然性、悲剧情节的必然性、悲剧淡化的策略性。因此《冻苏秦》虽然是喜剧结尾,但是却有着悲剧内核,因此它是＂形式上的喜剧＂和＂内容上的悲剧＂。     

道家性本论刍议

道家对于人性的探讨,重在于分析和说明人的本性.老子所突出者,为性之本然、自然,庄子则更强调性之本真、自由.在道家看来,人之本性即是自然、自在而自由.自由而自在不仅是性之本然、本真,同时也是人性、人生之理想状态.     

活体文化的在场——类萨满现象人性密码解读

本文主张以人的本性作为研究的内在根据,以人的信仰作为研究的主线。从＂信仰的主客互映性＂等方面论证了萨满文化研究应以人的本性为研究对象。人的本性是在人的原始本性与其未来的发展趋势的张力当中呈现出来的,本文论证了人性本身既是一种超越性,又是从这种超越性向现实性的回归,即人本身就是超越性与现实性的矛盾统一体。人性本身就是信仰,是一种感觉的人性。因此,本文认为信仰是主体自身存在的方式,也是一切精神、物质现象建立的基础。信仰就是人之为人的本性。因此,应从人性的角度去解决人与世界关系的问题,以及探讨向中国文化思维方式回归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浅论潘金莲因“淫”而“罪”的悲剧成因

从《水浒传》到《金瓶梅词话》,潘金莲的形象虽逐渐丰满而细致,地位也随之提升,但其＂滥淫＂的基调却始终没有改变。其实她之所以背负该罪名的成因有三：其直接原因应归结于她自身＂爱与性的缺失＂,间接原因为创作主体有意识地传达自身偏见,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男性话语权统治下的社会环境对于性别定位作用的结果。这三种原因共同造成了潘金莲人生的悲剧,而非其本性的问题。     

“感性自然界”的存在论定位与生态意义

通过揭示自然界生成为人以及自然界的历史性质,马克思形成了以"感性自然界"为关键词的自然观,达到了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真切理解,由此必定与当代生态思想和生态实践有着本质性的联系。"感性自然界"的自然观,有助于纠正"抽象自然界"观念的虚妄性,克服资本原则抽象统治对于自然界的破坏性使用,为认识当代生态问题之成因开启合理的理解方向。     

“纯粹的确定性”何以可能——胡塞尔第六研究的理论探源

追求＂确定性＂与人的本性相关,即人都追求和渴望着＂思维安全＂。＂确定性＂在笛卡尔那里是＂我思故我在＂,在康德那里体现为＂先天综合命题＂,在胡塞尔那里则是＂超越论的主观性（意向性）＂。胡塞尔通过现象学达到哲学的确定性,其研究的对象则是意义。尤其是他《逻辑研究》第二卷中的第六研究,切入了＂存在问题＂,为从现象学上澄清逻辑的明见性开辟了道路。他最终避免了笛卡尔的先验实在论,又摆脱了康德的人类主义和相对主义,而达到了哲学所需要的＂纯粹的确定性＂。     

庄子“法天贵真”与其人性论

庄子哲学中“道”既存于本体世界又存于经验世界，这造成了“道”在两个世界的“割裂”，从而相应地分成“道之真”和“道之气”两个方面，进而，这种“割裂”被带入其人性论中，造成人性的“割裂”，则其人性相应地分成“人性之真”和“人性之气”，这两方面相互制约和斗争，构成了人性的内在矛盾。庄子在《渔父》中提出“法天贵真”思想，分别从本体层和经验层来解决此人性矛盾，从而既使“人性之真”和“人性之气”形成了良性互动的人性论图式，又使得生活在经验世界的个体人超越为体道真人。最终，在人性和人生两方面实现了由人向“道”的回归，也使庄子哲学得以完整。     

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变迁

作为东方之花,人民调解制度在社会矛盾化解和纠纷解决中发挥了重要功能。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体现了人民调解制度的性质及价值定位,是人民调解制度功能发挥的关键所在。在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史上,有关调解协议效力的规定不尽一致。2010年通过的《人民调解法》更是在协议效力方面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对此,学界和实务界褒贬不一。通过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历史考察,文章旨在审视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变迁历程,总结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变迁规律,评析当前立法的科学性及可行性．进而为进一步完善提供知识积累。     

李泽厚美学理论研究五十年

鉴于李泽厚的美学思想往往融合在哲学、中国思想史研究之中,因而其关学思想显得颇为庞杂,运用文献分析法分析了李泽厚五十年的关学历程。分析认为,尽管其关学思想比较庞杂,但是主线比较清晰：以主体性实践哲学为骨架和灵魂,通过“自然的人化”、“人的自然化”、“美是自由的形式”、“积淀说”等命题或范畴的论述建立自己的实践美学体系：李泽厚以马克思主义为支撑,以中国文化传统为家园,以康德和黑格尔为营养,构筑了他独具特色的美学理论形态。     

朱熹论“义”、“利”及其现代意义

为探讨朱熹“义”、“利”思想的现代意义,运用文献研究法等方法对朱熹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分析认为,朱熹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义”和“利”进行了阐释,指出“义”是“天理之所宜”,是“心之制”,“利者,人情之所欲”;朱熹不仅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而且进一步把“重义轻利”思想与“理”联系起来,对其作了本体论的论证;其意义就在于告诫人们在现代社会既要重视“利”,也要重视“义”,当“利”和“义”冲突时首先要取“义”。     

孟子、告子对孔子“人心之性,生命之性”的继承和发展

从先秦儒家中孔子的习言性、孟子的心言性、告子的生言性等对“性”的不同观念和理解,可以看到诸子都是十分重视“性”的.并围绕这一观念展开了深入的讨论.通过寻找“性”观念的起源,以发现儒家此一观念的历史根源.然后通过对孔子的分析揭示孟子及告子对孔子“性”观念的继承和发展.儒家三子对“性”的不同的理解和阐述对先秦儒学人性思想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对其后中国儒学体系构建具有深刻的影响.     

柏拉图洞穴理论视野下《海鸥》的原型模式解读

用柏拉图的洞穴理论解读和评论契诃夫的巅峰之作《海鸥》,实质上是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刻分析。柏拉图对于真理的索求在契诃夫的《海鸥》中带有差别性的重现,恰恰反映了人们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对生活的不同理解,是对人类认识世界的严峻处境的生动写照。     

倡导法律平等 保障人权实现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都在关注＂法律平等＂这一问题,如：中国古代流传＂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西方资产阶级针对封建专制又提出过＂权利平等＂,而我们现在宪法当中又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它不但是我们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而且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项基本原则。那么,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像中国古代流传＂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样的说法,它能不能上升到法律的角度,资产阶级提出的权利平等原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但它是不是已完美无缺？还有我们现在虽然《宪法》中明确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有时也会产生一些疑惑,人们又看到生活中有许多不平等的事情,这又会引发我们一些思考,法律平等是不是事实的平等？法律平等是不是绝对的平等？如果不是我们应该怎样去做？本文就围绕这些来分析和探讨有关法律平等及人权保护问题。     

人类自我意识“混我”的自画像——对斯芬克斯式神象“编图”的破译

斯芬克斯之像，也就是人兽神神象，是原人迈向文明、走向自我途中留下的一个划时代符号，也是让今人百思不解的一个谜符。根据神象建构的规律，以及神象“三像”与人类自我意识“三我”的对应演进规律，可对斯芬克斯式神象，也就是人兽神神象的“编图”密码进行解译，得出的结论是：斯芬克斯式神象是人类自我意识“混我”的自画像，该神象的两种基本形式：“兽身＋人首”与“人首＋兽身”蕴藏“混我”内部演进的早晚两个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