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与融合是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孙炯《西藏旧事》读后

当今,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日渐扩大,世界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密切而广泛,人类文明由此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然而,在历史上,文明和文化的交流并非都如田园牧歌般祥和与美好.由于存在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关系,不同文化类型之间常发生剧烈冲突和碰撞,甚至表现为大大小小的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充满不平等和暴力冲突的野蛮文化交流方式,虽然不是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历史的主流,但也深刻影响和制约了文明和文化发展的客观进程.即使到今天,在全球化潮流不可阻挡的时代背景下,这种陈旧、落后的文化世界观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突出表现就是以"西方中心论"为实质的形形色色的文化霸权主义.     

论新全球化时代的人性

新全球化时代的人性是“对物依赖条件下的独立性”在当代的表现,其根本特点包括:人的努力创新的实践性,不断加强的自主性,日益扩展的交往性,多层次的自利性。正是这些特性导致邓小平所揭示的“东西南北”格局中的合作和冲突、和平和战争。当今时代人性的历史性突出表现为:在前市场经济环境中生活的巨大人群所保留的人性的古朴性,在市场经济海洋中搏击的人类主体部分发展着的人性的世俗性,某些超越市场经济自发性的人群的人性对世俗的超越性,三者历史地积淀为共同的存在。由于人性的具体性和历史性使新全球化时代充满着人性矛盾和冲突。生活在新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人,其人性又有特殊性。当代中国人正在塑造新时代的性格,其自利性不但表现为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同时也表现为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和中华文化性格的爱国主义精神,二者正在实现一种“公”与“私”的恰当结合。     

关于全球化的推进与抵制

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 ,始终存在着推进与抵制两种力量的抗争 ,在这两种力量的背后实际上都存在着利益的驱动 ,包括国家利益、集团利益以及个人利益。在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时期和冷战时期 ,全球化的推进和抵制力量似乎很明显 ,很容易划分 ,但冷战结束以后 ,世界矛盾变得复杂化了 ,全球化的推进与抵制力量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 ,其主体和斗争的焦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球化推进与抵制的主体 ,在冷战结束以前 ,更多地表现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但在冷战结束以后 ,则超越了国家的界限 ,更多地表现出阶级或阶层之间的关系。全球化中的两种力量斗争的核心主要在于“发展”的问题 ,南北差距的进一步拉大 ,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解决矛盾的两种方式与发展方式转型

从哲学上看,解决矛盾的方式与事物发展的方式是一致的.矛盾分为斗争性为主的矛盾和同一性为主的矛盾.前一种矛盾以零和方式解决,相应的发展方式是对抗发展;后一种矛盾以共赢方式解决,相应的发展方式是和谐发展.两种发展方式分别有其相应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历史条件的变化,当今人类社会同一性为主的矛盾的数量和作用日益超过斗争性为主的矛盾,人类解决矛盾的方式正在由零和方式向共赢方式转变,发展方式正在由对抗发展转向和谐发展.     

“开放的世界”与“世界公民”──邓小平开放观的两个概念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从普遍联系到矛盾的同一性邓小平开放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对世界历史和时代条件深刻反思的结果,是以普遍联系观点与矛盾同一性观点为哲学基础的。人类社会已有漫长的历史,但直到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人类社会基本上是以“民族历史”的方式存在着,各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是在封闭的体系中运动、发展,民族之间的有限交往虽然对民族的发展起着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微不足道。到了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试论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的转轨，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方式、多种分配方式的并存和发展，产生了各种复杂的关系和矛盾，这些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更多的是社会全体成员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的各种具体利益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些矛盾，根本之点在于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改革是发展的动力。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复杂的、方方面面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它们之间的相互适应动态结合，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基本…     

全球化时代正义问题的实质及其困境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展开,全球正义问题日渐凸现。全球正义问题的实质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穷人与富人要有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然而,由于缺乏全人类共同的价值标准和对正义的共识、市场经济个体价值本位与全球整体价值取向之间存在矛盾及全球范围内世界政府及其再分配制度的缺位,解决全球正义问题,正面临着解决国内正义问题所不存在的新课题。世界各国如何在兼顾经济利益和全球利益的前提下,建立平等对话机制,加强国际合作,建立公平正义的世界经济秩序,是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的重大而迫切的课题。     

论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面临的社会风险

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主要表现在:宏观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增多,危及国家经济安全;"新帝国主义"的渗透性侵略和极端事件的破坏性冲击,给我国政治稳定与社会安全带来了挑战;跨越国界的生态恶化和疾病传播带来的风险;全球化加剧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文化安全问题凸显。     

论军事力量与国家利益拓展

国家利益拓展,是各国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普遍战略选择,它始终与国家经济、政治、军事实力的强大相伴随、相匹配,互为前提和条件。在信息化时代和全球化趋势下,国家利益拓展需要军事力量在应对安全威胁的诸多挑战中发挥服务保障作用,但是国家利益拓展的新情况,又使得军事力量的建设与运用面临需求多样与能力有限的基本矛盾。军事力量的发展需要由"被动适应"向"主动匹配"的思维转变,实现国家军事实力与经济、政治、文化实力的总体平衡。     

美国霸权、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中美关系

冷战后国际体系的两个突出特征是美国霸权主导的单极世界与中国的迅速发展。中美两国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既存在着结构上的战略矛盾,但由于美国霸权自身的局限性以及中国在迅速发展过程中国内面临的种种困难,特别是中国经济很强的对外依赖性,又使得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至于演变成为无法控制的大规模冲突。由于中美关系之间这种矛盾与合作并存的复杂性,两国关系近年来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周期性的起伏不定的突出特点。从近期来看,中美两国在各自的核心利益上并不存在根本冲突;从长远来看,中美两国避免冲突、加强合作符合各自的国家利益;同时,国际政治中权力本质的变化也将改变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的变动必然导致大国之间发生冲突的传统认识;另外,外交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以和平方式促进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     

论当前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南北矛盾

当前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南北矛盾主要表现在：全球环境问题的责任与义务的分担、发展援助与技术转让、环境问题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关系等方面。南北差距的日益扩大、环境霸权主义的存在和国家利益的冲突等因素阻碍了南北矛盾的解决，要解决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南北矛盾，必须树立新的安全观，寻求两类国家的利益共同点，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落到实处。     

社会化生产发展的水平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规模、程度、形式及其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根据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社会主义在取代资本主义之后,它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化生产发展的水平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规模、程度、形式及其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种社会基本矛盾是在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解决了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及其上层建筑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之后,必然产生、存在的新的矛盾,不过这种矛盾不再具有对抗性罢了。这种矛盾表现在社会生产上主要是整个社会生产的统一计划管理与社会主义企业、生产单位、劳动者个体的相对独立性之间的矛盾;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主要是国家、集体、个人之间以及集体(企业)与集体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在经济关系、经济利益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又往往集中表现为上级与下级、领导与群众之间的矛盾。上述两方面表现出来的矛盾,归根到底是由社会化生产发展的水平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规模、程度、形式及其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引起和决定的。如果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所有制形式上,人与人的关系上,分配关系上,不能与社会化生产发展的实际水平及其客观要求相适应,我们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制定,实施的政策、法律和管理体制,不是及时地调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关于王夫之“夷夏之辨”的研究——以其宗旨与目的所体现的现时代价值及普遍意义为中心

王夫之的"夷夏之辨"涉及到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问题,与阶级矛盾相比,该矛盾更应该首先被解决。王夫之夷夏之辨的宗旨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民族与民族之间应该互不侵犯、互不干涉、互不交流,目的在于构建充满生活气息的人类社会,其所主张的这种社会是植根于礼仪并以人文道德进行感化的社会,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的根本区别也在于此。王夫之的"夷夏之辨"蕴含着应该构建这种人类社会的主旨。当今时代,不论东西方任何社会,要保证个人的生活质量,构建基于共同体的人类社会成为不可或缺的条件,从这一视角来看,王夫之"夷夏之辨"的目的具有普遍意义,其"夷夏之辨"的宗旨和目的也体现着深刻的时代意义。     

21世纪亚太地区的经济与中国的发展方略

在21世纪，包括亚太地区在内的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在充满利益矛盾和不断解决这些矛盾的曲折历程中，继续推进和强化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面对这样一种世界经济大势，中国在制定和实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时，应准确估计自身经济发展的现实水平；保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高度重视金触工作；建设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创新体系，加大教育在科教兴国战略中的贡献力度。     

轴心时代与丝绸之路的关系及启示

轴心时代和丝绸之路是人类历史上具有世界性和总体性的两个重大现象,一为精神突破,一为实践行动。轴心时代是人类面对精神困扰时反省、思考并构建伦理“金规则”的思想觉醒时代,是塑造人类精神与世界观的大转折时代,也是后世“思索历史”的坐标;丝绸之路是人类在世界“十字路口”的方向选择和面对发展困境时向外探索、拓展和交流交融、互利共赢的历史实践。两者的共同点是不同文明体和国家从各自实际出发却在客观上具有了联系性和感知到更多共通性,且都产生长远的历史后效。轴心时代的认识高度和丝绸之路的行动强度共同奠定了人类发展的新向度,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征程。将二者互为参照研究,则可发现许多耐人寻味的现象,其理念和经验作为文化和历史遗产对当今全球化时代有重要的启示性和历史借鉴意义。     

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世界经济区域化

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相互联系的行为体之间纷纷通过区域化手段参与经济一体化并进行“博弈”。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世界经济区域化是机制、利益、文化等综合作用的结果。作为资源整合的产物，它是解决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要素自由流动与国家界分产权之间矛盾的有效手段。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亦将继续成为经济区域化与全球化并行发展的理论依托。     

人民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立意与价值旨归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提出的重要理念。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世界人民对和平发展、美好生活与国际新秩序新机制的迫切需要与殷切期盼。从世界历史发展来看,人民在人类社会共同体中具有主体性地位,蕴含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磅礴力量。从国际现实来看,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本质上是对人民利益需求的全方面回应,符合时代潮流。不断凝聚人民的利益共识、构建人民利益共同体、发挥人民的主体力量,也就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因此,从人民视角出发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立意与价值旨归,及其对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完善国际治理体系、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     

中俄社会转型模式比较研究与“中国经验”分析

对1980年代以来中国与俄罗斯社会转型模式的比较,旨在追寻中国未来的发展之路。俄罗斯"突变性"社会转型模式生成依据在于其特殊的历史传统、社会基础及经济制约所导致的利益转移的公开化而凸显的国家、社会、个人利益关系的协调失效。在形式上表现为体制的急速转变而导致政体的非连续性、社会结构的转型而导致的社会严重分化以及国家社会与个人关系的改变而导致的利益矛盾外显化。在实质上是其发展道路上的"西化"与治理体制的"东方化"矛盾即历史上固有的发展路径间断性、跳跃性轨迹的真实表达。与俄罗斯不同,中国的特点是避免利益矛盾激化,利益转移比较隐蔽,因此利益再分配格局中的不公平现象不很凸显。"中国经验"宏观表现形式为四点:利益动机的普遍认可;普世性理论的放弃和灵活的制度创新;注重历史与现实的连接和有机结合和利益分化与整合的同步进行。     

国有经济实现形式改革的理论探索

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都需要坚持公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然而不同的经济体制对公有经济的实现形式却存在不同的要求。当前我国公有经济主要采用的全民所有制即国有制的企业模式,基本上与传统的计划体制相适应。既属于国家所有又具体分属于各级地方政府、部门所有的企业,其总体生产经营活动表现为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地方、部门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越是按承包的原则强化地方、部门的局部经济利益,划清其与国家总体利益的界限,这种矛盾就越明显。当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资料地方、部门占有之间的矛盾突出时,国家就会收回一部分权力,包括企业隶属关系的上划;当地方、部门缺乏积极性时,国家又将企业和一部分经济管理职能下放到地方、部门。实践表明这种收收放放的管理方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地方、部门占有之间的矛盾。同时,既受政府保护又受政府     

打开国门 发展自我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及其进程的加快,使得现实中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性较之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紧密了。发展是硬道理,发展自我离不开对外开放,早已成为国人的共识,并成为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进一步扩大我国的对外开放,是符合当今时代特征和世界经济技术发展规律要求的,也是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