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小说的疼痛书写——以《玉米》三部曲为例

《玉米》三部曲是毕飞宇的代表作,也是践行他“疼痛”这一书写主题的重要作品。在《玉米》三部曲中,毕飞宇通过讲述王家庄里以玉米、玉秀和玉秧为代表的的女性在寻找生存之地时,面对对现实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诸如文化、伦理、历史等问题时的挣扎与反抗,以达到对全人类的悲怆命运的反思,这也是“疼痛”书写的人文关怀的价值所在。本文通过对《玉米》三部曲中三位女性的疼痛人生的回顾,深入探讨生命痛感的由来和具体展现形式,从而给予每一位疼痛者情感和心理上的认同与关怀。     

曾巩的创作观考论

曾巩的创作观主要体现在“作家的修养论”、“作品的风格论”、“文章的言辞论”和“文章的道法说”四个方面。这些言论具有曾巩独特的个人鲜明色彩，是他文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对其文学创作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李双双小传》和《玉米》中女性命运的比较

李准的《李双双小传》和毕飞宇的《玉米》产生于不同的历史语境当中。两者均以女性人生为主要言说对象。对女性命运的书写表现了两位作家对现实的某种关注。前者反映了大跃进时期在“妇女解放”的呼声中农村劳动妇女的新貌,后者以“文化大革命”为背景对中国女性命运进行历史的反思。尽管他们都站在男性性别立场,但在不同审美观、女性观的规约下,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和女性命运呈现出不同的风采。     

作家们的小时候

2009年12月4日晚,余华、苏童、毕飞宇、刘醒龙四位作家在暨南大学文化素质教育讲堂上与暨大学生对话,主题是文学与人生。童年对每个人的一生都会产生关键影响,一个作家的童年记忆会如何影响他的写作?12月5日,     

感受异域的乡土书写——拉斯普京和俄罗斯“乡村散文”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

当代俄罗斯“乡村散文”以及这个流派的代表性作家拉斯普京，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梳理拉斯普京以及当代俄罗斯“乡村散文”在当代中国的影响与阐释，对于呈现中国当代文学在探究民族文化传统、重塑民族精神方面对当代俄罗斯作家的借鉴与吸收，具有典型的意义。历史的相似性使中国学者和作家对俄罗斯当代“乡村散文”产生了浓厚兴趣。道德问题和民族性格问题始终是中国作家和读者关注的焦点，对民族意识的自觉追寻是当代中国作家关注俄罗斯“乡村散文”和拉斯普京创作的根本动力。拉斯普京对当代俄罗斯社会转型时期民族文化与西方文明激烈碰撞与冲突的思考，给当代中国作家和读者带来不小的启发。由此，相同的文化观念掀起了中国作家和学者研究俄罗斯“乡村散文”的热潮。当代中国学者和作家对俄罗斯“乡村散文”及拉斯普京创作的关注融入了当代中国作家和学者对民族、社会与文化的整体性思考。     

先锋的延续、叙事的演绎及其历史化——论毕飞宇笔下的“历史叙事”

毕飞宇的＂历史叙事＂,作为20世纪90年代＂新生代＂作家中一种独特的叙事类型,曾为考察先锋文学经验在90年代的继承、延续提供了重要例证。围绕时代背景、作家观念,从毕飞宇小说创作的主题、技艺、经验和人性等角度展开探讨,不但可以印证文学史前后的沿袭关系,而且能够呈现90年代历史叙事的演变与拓展。毕飞宇的创作曾为历史叙事注入了活力,并在历史化的过程中提供了新的经验。     

从文化视角深窥人性异化——论毕飞宇小说的文化批判

青年作家毕飞宇从文化角度深窥人性的异化。文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产物,却凝结成无法抗拒的生活方式,制约着人的社会属性和动物属性。文化的人走到了人的反面。毕飞宇通过小说形式表现文化强大的异化力量,对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     

论新世纪小说的狂欢美学

进入新世纪以来,“70”后作家的创作普遍呈现狂欢化倾向,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的“形而下状态”的“肉体的体验”为狂欢化叙事作出了具有转喻意义的注脚。另一方面,余华、莫言、毕飞宇、贾平凹、阎连科、格非等已经有相当影响的作家,也选择狂欢化叙事作为其创作的转向和突破。狂欢化叙事已经溢出了既有的“知识”视野,主流文学的知识谱系无法对它作出有效的指认和判断,在近年来的小说创作中,狂欢化的人物、艺术思维的狂欢化和狂欢化的语言特征集中反映了这一变化。     

文革记忆与后现代叙事——毕飞宇论

毕飞宇的文革记忆深刻影响了他对世界、人生的体验,从而影响了他的小说题材、主题和叙述方式,使之呈现出后现代小说的特征和“气质”。毕飞宇一直热衷于创作文革题材与准文革题材小说。一方面,对权力的体认和解构成为小说中最常见的主题;另一方面,他的小说常常运用“戏仿”修辞和“反讽”的叙事方式。     

当代文艺症状分析：公式化与概念化

公式化和概念化是中国当代文艺长期存在的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理论界开出的药方是“深入生活”。但是,“深入生活”注定了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其原因有二：一、“深入生活”的逻辑前提是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是生活,因而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不能真实表现自我。二、当时一些作家受到批评,并非因为没有深入生活,而是恰恰因为对生活的深入了解和真实表现。文学被要求表现生活的“主流”和“本质”。而“主流”和“本质”只能到文件和社论中去寻找。当作家们都到同一文件中去寻找生活真实的时候,千篇一律的现象当然无法克服。问题的关键在于作家个人主体性的丧失。     

在遥远的彼岸追忆荒唐旧事——评新移民作家章平的“红尘往事三部曲”

＂红尘往事三部曲＂是新移民作家章平的最新力作，通过对青春惨烈往事的回忆，表现了文革思维对生活伦理意识造成的严重扭曲。这一系列带有强烈个人生存体验色彩的小说，摆脱了以往在政治文化层面上反思文革这段民族痛史的固定格套；通过民众具体生活经验来体察和反映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历史抒写方式，表现出作者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创造欲望。     

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

“文化大革命”期间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立足于党和国家的利益，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评价观，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期用实际行动对“文化大革命”否定评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对“文化大革命”不匆忙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文化大革命”否定评价再到改革开放过程中对“文化大革命”辩证评价四个阶段。     

现代性的信仰维度--论近年思想界对"五四"、"文革"的反思及误读

近年思想界以现代性的视野对"文革"与"五四"进行反思时伴随着误读的现象."五四"、"文革"与现代性"信仰"之间各自形成了某种"异化"而又迥异之关联,前者是对信仰的误读,后者则是对信仰的亵渎.亵渎信仰,"文革"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催生出现代性因素;误读信仰,"五四"科学主义、进化论式的现代性诉求亦值得反思.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新启蒙"思潮已孕育着现代性反思的萌芽,即以人性为基本评判准则的人文诉求."立人"的命题在今天理应赋予符合时代内在需求的新的内涵,即夯实现代性的人性论基础,切实获得现代性的信仰维度,从而通往人的自由和超越.     

余华带给我们什么——简析余华的“文革“叙事模式

余华作品中的文革叙事几乎成为一种写作定式。这不仅包括典型的"文革"小说、正面描写"文革"场面的作品,也包括将"文革"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加以描述的作品。他从各个角度,以不同人的视角,写下自己关于"文革"的并不清晰的记忆,执着地将苦痛的东西撕裂给人看。余华叙写"文革",揭露了"文革"中暴力的深层机制和暴力的无意识根源,提醒中国人要反思而不是遗忘。     

新时期文学中的"后现代"思潮

在新时期文学创作中 ,“后现代”思潮在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诸多领域都有所表现 ,中国当代的“后现代”思潮具有相当鲜明的“中国性” ,它滥觞于“文革” ,植根于中国民间的世俗化心态和相对主义智慧之中 ,也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必然结果     

不“合格”的参与者——论陈若曦文革书写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陈若曦《耿尔在北京》、《值夜》等小说中塑造的文革时期归国知识分子形象,是其自身的投射,也代表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加入政治朝圣的台湾留美左派知识分子在目睹现实后的理想失落。因为种种不适,使她的主动参与变成积极回避,她虽身历文革,却始终是一个没有卷入漩涡中央的旁观者,而她对文革的了解不可避免地更流于表面的感性认识。上世纪60年代留美的台湾知识分子,大多卷入了当时正如火如荼的左倾潮流中,像陈若曦这样对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投以炽热的目光,毅然放弃原来的一切投身祖国的人不在少数。然而由于对现实缺乏正确了解,这些知识分子对这场运动的工具性及其它黑暗面一无所知,错误期待和误读使他们的政治朝圣产生了巨大失落。     

论"文革"农村小说的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一直是“革”农村小说的中心视点之一。对“封建迷信,资本主义倾向,修正主义”的“阶级理性批判”,由“贫下中农直接对土地的渴望,知青在农村的成长历程,新一代贫下中农的转型”所体现出来的“恋土情结”,以“阶级斗争”方式,通过“集体化”途径,直达“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长征之旅”,共同构成了“革”农村小说自我标榜的价值景观。     

“‘文革’”地下手抄本小说的话语特质与传播机制——以传奇娱乐类小说为中心

"文革"地下手抄本小说是"文革"期间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现象,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带有现代启蒙色彩的小说,一类是传奇娱乐类的小说。从传抄的广泛程度来说,带有传奇娱乐色彩的手抄本小说往往具有特殊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学意义。在"文革"的现实文化语境中,这类传奇娱乐类手抄本小说着意表现反特斗争,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叙事框架之下表达凶杀、恐怖、侦探等内容,着意渲染情节的刺激和气氛的恐怖,而这些内容恰恰是文革主流小说所匮乏的。从人物的塑造来说,"文革"地下手抄本小说中的主人公的品性要更远地游离于革命英雄人物的"纯粹"要求之外。"绣花鞋"和"梅花党"等故事的传抄和流行,显然与"文革"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建构和"文革"期间大众文化心理有密切的关系。就传播机制来说,"文革"地下手抄本小说是通过人工抄写的方式进行的,这种方式本身就有某种神秘色彩。同时,"文革"传奇娱乐类小说的流行,也是对文革压抑人性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僭越。     

“十七年”时期与“文革”中的浙江小说

本文论述了“十七年”时期与“文革”时期浙江小说创作的基本轨迹.“十七年”时期,浙江小说的作家队伍结构、题材类型、作品质量都有可取之处,并有一些不俗的成绩.“文革”期间,某种集体意志取代了作家的主体个性,创作趋于平庸.     

身体、历史与记忆的侦探——《追忆乌攸先生》的文本分析与文学史意义

《追忆乌攸先生》是当代先锋作家格非的处女作,它在叙事形式上融合追忆体和侦探体的文体特征,对身体之殇与历史迷魅展开记忆的侦探,而在主题层面上又是一部有关文革记忆的历史寓言。追忆和冥想是格非小说创作的叙事起源,追忆历史是为了寻找失去的时间,冥想幽魅则是为了探寻存在的隐秘。通过叙事重建记忆,这实际上是先锋小说形式创新背后的精神动力,这一意义上,《追忆乌攸先生》不仅是格非小说叙事历险的重要起点,而且也是先锋小说发展历程上的一个重要的精神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