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鲁迅的文化思想

192 6年鲁迅在《坟·题记》中说 ,他之所以把那些形式上截然不同的文章编在一起是“因为偶尔看见了几篇将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谓文章”。这些文章是指写于 190 3年的《中国地质略论》、《斯巴达之魂》、《说钅日》,写于19 0 7年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写于 190 8年的《破恶声论》等。对这些时隔很久的文章鲁迅有些疑惑 :“这是我做的么 ?”但又确认“似乎也确是我做的”。 1934年在《集外集·序言》中再一次谈到这些文章的写作时他说 :“连我自己也诧异那时我的幼稚 ,……倘在这几年 ,大概不至于…     

于右任三次甘肃之行及其詠陇诗

壮士每多登陇坂,诗家端爱唱边声。我很欣赏上面所引的诗词专家的话。从古到今,大西北历来是诗人们的丰收之地。读了于右任先生的詠陇诗,这一观念在我脑海里更加深刻了。于右任先生一生酷爱作诗,从少年到老年,都乐于以诗人自命。他的诗保存下来的有多少?有关资料说,于翁晚年自订旧作,有近九百首。近年海峡两岸所出的于右任诗集有三种:《于右经先生诗集》,计约八百首上下;《于右任诗词集》,近七百首;《于右任诗歌萃编》,八百五十余首。于先生詠陇的诗、词、曲共四十二首,三种本子基本上都收入了,约占二十分之一。比之于先生在甘肃全部不到三个月的驻留时间,其詠陇诗的数量之半和质量之好,是十分明显的。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评陈良中《朱子〈尚书〉学研究》

近二十年来,我因为稍微留心经学,遂暴得“专家”之名。其实,自己的斤两,自己最清楚。我有两怕,一怕《尚书》,二怕理学。怕《尚书》,以其文字艰深;怕理学,以其义理玄妙。承蒙陈良中先生不弃,赠我《朱子〈尚书〉学研究》一册,并嘱我看后提出批评意见。这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     

说“互足”──训诂学中一个被忽略的释义方法

我们所见训诂典籍和训治学专著，大都不涉猎“互足”这一术语和释义方法。我第一次接触“互足”这一概念，初步领会它的含义，是59年秋在大学里听黄体先生《诗经研究》的讲义。别年秋，我又读到黄老的专著《诗说》，从其“总论（下）”之“诗义重章互足说”这篇短论里进一步领会了”互足”这一概念的内涵，更明确地理解了这一训释《诗》之章句意义的方法。由周大噗先生主编的《训治学初稿》，87年7月问世（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才在第四章《训信条例·释义的方法、观境为训——据沈家义的方法》的一段文字里。从修辞的角度正式肯定了“互…     

答《糖辨》——再与吉敦谕先生商榷

拜读了一九八○年第四期《社会科学战线》揭载的吉敦谕先生新著《糖辨》,实在不敢苟同。同时又联想起一九六二年第九期《江汉学报》所载的吉敦谕先生的《糖和蔗糖的制造在中国起于何时》和本人因此而写的刊载在同年第十一期《江汉学报》上的《关于“蔗糖的制造在中国起于何时”——与吉敦谕先生商榷》,不难看出,吉敦谕先生的这篇新著无疑是旧作的继续,因此,有必要予以答复。吉敦谕先生的新著,实际上并没有新内容,由于旧刊物现在很不易见到,我在二十年前对吉先生的旧著的评论是怎样说的、到底说了些什么,当然是读者乐于知道的,因而我这里尽可能用我的旧作来答复。     

《水浒传》“武定板”的本子刊于何时

对于这一问题,严敦易先生的回答是“嘉靖二十八年以前”(《水浒传的演变》第199—200页,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严先生何所据而定其为此一年限,不得而知,但我看到胡适曾有“郭勋死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见《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第121页)之见,郑振铎先生亦从此说,这可能就是严先生立论的依据。按     

神交二十年

我与张远山先生的交往要追溯到二十年前.张远山先生在《社会科学论坛》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在2001年2月,从那之后我便知道了张远山先生,从此与张远山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是从二十年前开始,张远山先生的许多文章一直在《社会科学论坛》首发.     

建国后古代文论研究述评

<正> 我国的古代文论研究,起步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在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下,陈钟凡先生首先涉足这一领域,于一九二七年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尽管此书仅七万余言,然其开拓之功是不可抹煞的。稍后,郭绍虞先生在一九三四年和一九四七年分别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下册,初步奠定了“文学批评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础。其间,还有朱东润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以其简明与清晰的特色,在当时学术界独树一帜;方孝岳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按时代,分专题阐述了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此外,还有朱维之先生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略》和傅庚生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前者重在缕析“思潮”,后者实以“文理”取胜,但都缺少史的发展脉络。     

“人生的艺术化”:理解朱光潜早期文艺美学思想的枢机

《无言之美》、《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谈美书简》未必是朱光潜先生的代表作，但却一定是他谈美生涯中三个最重要的里程碑。朱先生走了一条曲折回旋的路。《谈美书简》体现出了明显的向早期美学思想回归的倾向。这在学界已渐成共识。因此，弄清末先生早期美学思想是弄清他全部美学思想的关键。对于朱先生早期的美学思想，学界向来有毁有誉。但大体上以1956年为界：此前，除鲁迅先生等少数几人有过严厉批评外，论者多持肯定态度；此后，则多为从政治而非学术立场出发的简单否定和批判。论者多偏执手朱先生的“言”──说了些什么，而忽…     

《九歌》“九”义释

<正> 《楚辞》中的《九歌》,诗计十一,题则作九,“九”为何义?王逸语焉不详,朱熹本阙如之义,后之学者,约分两派:一、以“九”为实数。林云铭《楚辞灯》、王夫之《楚辞通释》、王闿运《楚辞释》等均主此说。他们多调整《九歌》篇数以就“九”数,但从十一篇整体观之,均未尽当。二、“九”非数字。这一派可推郭老为代表。郭老《九歌今译》说:九与纠古通,纠有缠绵悱恻的意思,“九歌”就是缠绵悱恻的歌。说《九歌》的部分篇章缠绵悱恻,倒也不错,但统以“缠绵悱恻”概之,却难以说得过去。闻一多先生《古典新义·天问释天》“女歧无合,夫焉取九子”句下云:“九鬼……一声之转。”平心先生载于《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上的《卜辞金文中所见社会经济史实考释》一文,给我们研究《九歌》的“九”,也提供了一个重     

从《天问》看共工、鲧、禹治水及其对中华文明的贡献

楚辞作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艺术杰作,既产生在战国时期中国文化的土壤,就必然包含着当时中国文化的种种信息,我们可以借以了解当时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等;可借以上窥战国以前的历史与文化,也可以由之追溯后代一些文化现象产生之根源。我觉得,《天问》、《离骚》等楚辞作品中还有一些待解开的谜,待发掘的珍宝。本文想以对《天问》中有关鲧的文字的诠释,作为从文化角度研究楚辞的个案,作一些探索。古今学者的有关论著,尤其是近二十来年中出版的游国恩先生的《天问纂义》,闻一多先生的《天问疏证》,林庚先生的《天问…     

章太炎轶函注考

章太炎致刘英函,为未刊手稿。此函系已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张难先先生于一九五六年赠送湖北图书馆之珍贵文物。全函精工装帧成册,凡二十页。其中有章太炎致刘英函十张笺纸,沈钧儒先生题签《太炎先生手迹》,张难先先生题签《章太炎先生覆刘英烈士书》;另附有一九五五     

谈谈贺麟先生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研究

半个多世纪以来,贺麟先生在传播和研究黑格尔哲学以及西方哲学史方面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为了祝贺贺先生从事教学、研究和译著五十五周年,我想谈谈贺先生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研究。一、解放前贺先生关于黑格尔哲学的第一篇论文——《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是1930年在美国留学时写的,发表于国内《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47期。1936年,作为附录收入他翻译的《黑格尔学述》一书里。他在这篇文章中,从心与理合一方面比较了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的异同,观点虽然是唯心主义的,但对黑格尔的矛盾法(即辩证法)的看法却胜过当时流行的     

略论稷下人物宋钘

<正> 宋钘,战国时宋国人,与尹文齐名,同游稷下,因并言黄老之意,被后世称为宋尹学派,在当时很有影响。在《孟子》书中,宋钘写作宋牼,《庄子·逍遥游》、《韩非子》写作宋荣,《荀子》、《庄子·天下篇》写作家钘。宋钘的生卒年代不可确考,我们只能根据《孟子》的记载推其大概。《告子下篇》说:“宋牼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置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说之将何如?’曰:‘我将言其不利也。”这里说的秦楚构兵发生在周赧王三年,楚怀王十七年。《史记·楚世家》说:“怀王十六年,……发兵西击秦,秦亦发兵击之。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遂取汉中之郡。楚怀王大怒,乃悉国兵复袭秦,战于蓝田,大败楚军。”当时,正值燕人畔齐(见《孟     

关于刘体智、罗振玉、明义士三家旧藏甲骨现状的说明

1937年,我写过一篇《甲骨文材料之统计》,登在天津《益世报》《人文周刊》第13期,转载在开明书店出版胡愈之先生主编的《月报》第1卷第5期。1944年,我在成都出版《甲骨学商史论丛》一书,又写过一篇《甲骨文发现之历史及其材料之统计》。这书在后方印数不多,但后来在台湾、香港都有翻印。解放后,很兴奋,1951年根据新的情况,我又写了《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一书,几年之间,一连印了3版。     

“均露均霜”应作何解

在武则天的《石淙》诗中,有“均露均霜”一语。郭沫若先生从肯定均田制的观点出发,认为这是歌颂均田制的,是武则天保护均田制的根据(《我怎样写<武则天>?》《光明日报》1962年7月8日)。黄永年先生则从否定均田制的角度说:这均露均霜只是即景成文,与田之均否略无关系(《评郭沫若同志的武则天研究》,《陕西师大学报》1980年第3期)。究竟“均露均霜”是什么意思?惜二位先生未作深论。我认为“均露均霜”确实没有歌颂均田制的意思。一、据《全唐文》卷97《夏日游石淙诗序》记载,武则天写《石淙》诗,完全是为了赞美石淙一带的自然形胜。二、从当时群臣所写的应制诗来看,也没有     

《家》与两种终极关怀

本世纪二十年代最后一个年头,福克纳推出他的《喧哗与骚动》,他说这是他“投注感情最多的一部书”。二十年后他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时候,《喧哗与骚动》已成为他的代表作直到今天,批评界依旧用这部小说代表福克纳的文学生命,甚至说它是二十世纪美国小说的最高成就。《喧哗与骚动》是由四个人的四种不同的视角叙述出的四段“故事”组成。在这种晦涩的叙述结构中,人们说到康普生一家的衰败过程。康普生先生聪明,富于同情心,但又懦弱自私,生活中     

《棠棣之花》的艺术分析

郭沫若的五幕史剧《棠棣之花》的创作过程比较复杂,它虽然完形于一九三七年,改定于一九四一年,但它的草创期却近在二十年代。概括起来说,它是在二十年代初草创的《棠棣之花》(仅发表了两幕)及一九二五年所作的两幕剧《聂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九三七年,作者从日本回到上海,着手对《棠棣之花》进行一个通盘的整理,“加了一个行刺的第三幕,把以前割弃了的两幕恢复,就这样便使《聂荌》扩大”①而成为了如今的五幕剧《棠棣之花》的雏形。一九四一年《棠》剧上演之前,郭沫若又对它进行了一次重要修改,     

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陆侃如

<正> 陆侃如教授(1903--1978),江苏海门人。父陆措宜,开明士绅,曾任我海门、启东县参议长,逝世时陈毅亲为其墓碑题字。陆先生于一九二七年清华研究院毕业后,即到上海中国公学、复旦、暨南大学任教。三二年赴法留学,三五年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后回国,先后就教于燕京、中山、东北、山东等大学。解放后,历任山东大学副校长、山东省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委等十多种要职。陆先生从小勤苦好学,聪敏过人,学识渊博,文笔畅达。二十岁出版《屈原》一书,二十四岁《宋玉》专著又问世。在此期间,还发表有关屈宋论文十多篇,从而早早就建立了《楚辞》研究的权威地位。先生于二十二岁着手写作《中国诗史》,至二十七岁全部写就。此书除《近代诗史》系冯沅君先生执笔外,余概出先生一人之手。这是中国第一部诗史。先生三十岁时,又与冯先生合作完成《中国文学史简论》。     

“豫章郡出石可燃”的出处

邢润川、杨文衡《我国古代对煤的认识利用史略》一文说:“到了汉代,《汉书·地理志》则说:‘豫章郡出石可燃,为薪’。”(见《学术研究》一九八二年第六期99页)但查遍《汉书·地理志》也找不到这句话。作者可能是误信了前人旧说而未加考辨.南宋朱弁《曲洧旧闻》卷四云:“余观前汉地理志:豫章郡出石可燃为薪”。清汪价《中州杂俎》卷二十物类十四沿袭朱弁之误说:“按《前汉书·地理志》:豫章郡生石可燃,为薪”。张萱《疑耀》卷二则全同《中州杂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