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洁与"五四"女作家创作比较

"五四"和新时期是我国现代女性文学创作的两个高峰.作为新时期女性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张洁与"五四"女作家在创作姿态、创作立场、对爱情婚姻问题的思考与探索等方面既有一定的传承关系又有独到之处.在创作姿态上,她由"五四"时代的"逆女"变为新时期的"孝女";在爱情婚姻问题上,她由"五四"女作家将爱情视为人生追求的最终目标转变为对爱情与婚姻本质的思考、对人情人性和女性生命价值的探索.     

"美女作家"、"妓女作家"引发的话题

"女性文学"的滥觞是"美女作家"、"妓女作家"的出现.是籍此继续发展"女性文学",还是在人的意识苏醒下,共建人类文学家园,成为我们当下正在讨论的问题.     

后叙"1968":历史记忆形式之一种

几位女作家关于"知青运动"长篇回忆录,为后人勾勒出那一段不应忘记的历史.作为"1968 "这一标志性年代的经历者与事件的参与者,她们的经历不仅以其共时性呈现历史的真实面目,而且还因为同一性别的原因,她们在历史的年轮中刻写的是女性作为历史的遭遇者与经历者的生命意义与价值.唯其如此,她们对"1968"一代人的后叙才构成了个人的生命时间对历史时间的钩沉.渐被时间尘封的历史记忆因其女性个人生命经验的再现而打开,历史时间与事件由于女性贴己感性的主体性在场过程而显现出对历史解读的多种可能性.     

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多重形象及其在中国的接受

不同寻常的爱情经历,对写作和文字的热爱与执着,对女性的关注与思考,西蒙娜·德·波伏瓦展现在世人面前的便是这样一位特立独行又具多方面才华的女性.她的多重独特性也构建起了她在接受过程中的多重形象.当作为"女人"、作为"存在主义女作家"、作为"女权主义教母"的波伏瓦形象传播到中国,中国评论界与普通读者在接受过程中对不同侧面的波伏瓦表现出了不尽相同的热情与关注度,其不同侧面形象的接受也因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命运和特点.     

"十七年"女性对革命历史的温情书写

"十七年"女作家和男作家一样都曾经从战火硝烟中走过,但与充满激情的男性创作相比,她们的创作出现了表层和内质的分离,表层的阳刚和乐观遮掩不了内质上的女性气质,呈现出独特的女性审美风格她们往往回避对战争本体的描写,以革命战争历史为背景,回到女性的内心,带着深深的忧伤对革命历史进行温情的书写.     

母性言说的缺席 --"五四"初期女作家作品中母性形象的再思考

"五四"时期女作家思想意识的觉醒,使她们在女性角色的定位和性别的自认中将母性的价值档和地位遮蔽起来,在对社会和自身的反思中,她们的作品缺少对母亲角色的正确认识,这就意味着女性在对自身性别意识特别是母性意识的认定中存在着模糊性,至此女性的彻底解放就是虚妄.     

女性话语的童话化变奏——从简·奥斯丁到夏洛蒂·勃朗特

19世纪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和夏洛蒂·勃朗特自觉地将她们的作品装裱在童话模式的镜框中,沿用了灰姑娘的童话模式,但这一传统经典童话模式被两位作家重新审视,并予以修正和颠覆,她们对其原型意义进行了一系列的扩充和变形,浸润了女作家对女性主体身份的思考,表现了作家对重建女性人格的积极探索,从而开辟出女性话语的新空间.     

女性书写中的现代都市--新加坡华文女作家与中国女作家比较

女性创作本质上属于都市.女性写作必然受制于居住国的文化语境.新加坡华文女作家与中国大陆女作家本属于同一个文化传统,然而她们对于现代都市的书写呈现出鲜明的文化差异和不同的审美特征.本文从女性写作与文学传统、文化背景与都市生活、女性视野与审美特征三个方面,辨析两国女作家的作品展示的文化与审美的共同点与差异性,试图探究现代都市里的女性世界,或者说女性视界里的现代都市,从特定的角度认识两地女作家对世界华文文学的贡献.     

徘徊在人生的歧路上——庐隐文学创作论

庐隐是在"五四"时期觉醒起来的女作家.其文学创作鲜明地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特色,也表现出女性作家对于妇女解放、女性命运的关注与探索.其文本是一代女性作家觉醒的歌唱,表现了她们觉醒后的矛盾心态,可谓梦醒了无路可走,于是以游戏人间的态度面对社会.     

方方作品《奔跑的火光》中的女性意识

女作家方方不是一位女性主义作家,她作品中的女性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女人。但是方方的近作《奔跑的火光》中却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女性意识,体现了女作家对处在一定的历史文化和现代社会中的女性生存境况的关注与同情;同时也挖掘出女性自身的弱点,审视着女性的灵魂,显示出其女性意识的深度。     

20世纪20年代女作家笔下知识女性的流浪叙事

20世纪20年代,我国一些女作家经受了双重启蒙,获得了个人意识与女性意识的双重觉醒.她们比当时的男作家更深切地感受到女性觉醒的痛苦历程.这突出地反映在女作家创作的知识女性的流浪叙事作品中.冯沅君、庐隐和丁玲三位女作家,从女性的形体、心灵和精神三个层面,对女性的自我追寻进行了观熙和审视,丰富了我国女性文学在现代性发生期的文学形态和人物形象,大大拓展现代文学女性叙事的视野.     

空间、性别与认同——女性写作的"地理学"转向

近年以来,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当代中国的女性写作经历了一个"地理学"的转向,空间的敏感和再思成为一些女作家的写作特性。在这一过程中,性别的问题并没有消失,而被更多地放到了与社会空间的关系中去探讨。"地理学"的转向不仅化解了"私人化写作"带来的危机,且有力的介入了当下现实。     

女性"讲古"的新体式--论谭恩美四部小说的叙事策略

美华女作家谭恩美的英文小说<喜福会>、<灶神之妻>、<灵感女孩>和<接骨师的女儿>,以其"讲古"式的叙事策略,改写了美国华裔女性长期以来的失语与沉默状态,反映了华裔群体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知和确立.作品运用"集体的"、"个人的"叙述模式,从多方位交互赋权,多角度折射出华人们鲜为人知的辛酸历史以及动人复杂的母女关系,潜移默化为传授人生经验、传播古老中国文化的有效方式.谭的小说在美国主流文化市场占有重要一席并获得文学界不断关注,表明了作品中彰显的华裔女性叙事新体式不可忽视.     

网和线:"时间性"与"空间化"--论《羽蛇》及女性历史叙事

女性本文的历史叙述表现为对时间性的独特思考,她们借助有关时间性的隐喻修辞手段,把历史引向此在,从而在时间绵延的网络中,女性生命体验存在化.女性写作对历史理解的时间性,凸现出女性"历史在场"的主体作用,反诘并质疑以"空间化"的形式记载着的历史大事记,抗拒以历史理性面目出现并遮蔽的权力(男权)书写的暴力性.     

女性的生存尴尬和情感迷失——论林白的女性文学创作

20世纪90年代以来,林白的创作以其特有的女性写作立场、极端个人化的写作姿态引人注目,其作品不仅述说了女性在社会转型时期解构男权文化、重寻自我价值的愿望,而且深刻揭示了当代女性所遭遇的生存尴尬和情感迷失,透视出女作家在探寻解构男权文化、体现女性价值过程中的内心困惑,启示人们关注和审视女性作家的特殊"价值意识"和出路:摆脱自身狭隘的"小我"之境,融入社会"大我"之境.     

当代女作家方言小说特色初探

在当代文化的"方言热"中,当代女作家的方言写作具有特别的意义:无论是"新海派小说"与"新吴语小说"的泼辣、幽默,还是"新楚语小说"(包括"鄂语小说"和"湘语小说"的热烈、俏皮),都在成功还原了普通话无力表现的特殊地方风味的同时,也为这些女作家的作品增添了市井的烟火气和喧哗氛围,并使这一部分女性文学作品赋有了粗砺品格。因此,对当代女作家方言写作的研究,应该成为当代女性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女性自我、身体疾病及其文化内涵——论丁玲与萧红女性小说的表现差异

丁玲和萧红的女性题材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丁玲前期创作的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和萧红的<生死场>中的女性欲望和女性身体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两位女作家都表达了共同的女性情结与性别意识,但她们各自不同的叙述方式使小说呈现了不同的文本特点,小说中透露的女性自我的体验及其艺术表现方式给我们不同的启迪.在女性思想和身份并未完全解放的当年,她们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书写了男权传统中女性的内心困惑和身体的疾病,体现出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现实性和深刻性.     

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建构

中国现代女作家从社会派定的传统角色挣脱出来 ,在文学中塑造了一系列女性群像。她们建构的女性形象不是单一的 ,而是发生了嬗变。冰心一类的作品中出现的是以温情主义为主的温婉、清澈、纯净的淑女 ;冯沅君、庐隐、丁玲等则从主情主义出发塑造了热烈、绝决、不妥协甚而越轨的叛女 ;张爱玲、苏青的作品则由女性生存方式和女性生命体验角度出发 ,努力勾勒出一群心理变态、扭曲的疯女。通过角色的嬗变 ,我们可以看出其间表现出的女作家关于女性、婚姻、恋爱观的变化 ,也可以窥见这些各有思想、追求的女作家的作品 ,不仅在总体上有不同的价值取向 ,而且在文化内涵及价值意义方面也存在明显的差别。     

茅盾“女作家论”的性别因素

茅盾在"女作家论"中对女作家创作活动的论述不乏精到见解;与此同时,男性本位的性别意识与时代政治等方面的因素渗透于他的评论。他一方面真诚提倡和鼓励"女性的自觉",另方面又对现代女性主体意识在创作中的多样展现缺乏理解,以致其批评文本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性别盲视或偏见,忽略了特定历史阶段女性创作在性别问题上所承载的特殊文化使命。     

中西女性文学中"疯女人"形象之比较

英国十九世纪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简·爱》和中国清代女作家丘心如的弹词《笔生花》,都不约而同地塑造出遭到父权制家庭残酷镇压的“疯女人”形象———伯莎与沃良规。在人物关系和情节结构上,“疯女人”们与独立女性同处于一个婚姻家庭,兼具“情敌”与“同谋”的双重作用。这种矛盾的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表现出十九世纪女作家们在传统内打破传统的“诡辩法”:她们一方面依然摹仿着男权中心话语丑化“疯女人”,另一方面暗中借助“疯女人”表达对父权制婚姻家庭的批判与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