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与地区差距的影响分析

农村劳动力由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成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方式,且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影响。文章构建四地区六部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根据2000和2007年中国区域投入产出表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与区域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中国GDP增长的影响已由2000年的1.054%增加到2007年的5.565%,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最为明显,对中部地区的影响增长的幅度最大,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正在由负向正转化;相对于区域内转移来说,农村劳动力转移拉大了地区之间的差距,2007年农村劳动力转移使东中差距、东西差距、西中差距分别增加5.738%、6.668%、12.627%,比2000年各地区的差距明显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使各地区非农产业部门附加值上升,农业部门附加值下降,其中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服务业部门的影响较大,对西部地区重工业部门的影响最大。     

城镇化水平、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

文章基于2009—2013年省级层面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城镇化水平、农村劳动力转移以及两者交互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越好;农村劳动力转入越多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越好;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更加明显。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推动我国经济均衡跨越发展的对策建议。     

用经济学书写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历史--评《中国劳动力流动与"三农"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出现了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目前中国超过3个月的农村流动人口规模已经达到了1.23亿,而这个数字似乎还在不断增长。如此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对于城乡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提高的意义如何评价?在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为什么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没有缩小?为什么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并没有改变城市化水平仍然远远落后于工业化水平的局面?城乡间劳动力流动的进一步发展将怎样影响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就这一系列问题的探讨对于理解中国这样一个转型和发展中的经济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理解人们所关心的“三农”问题的…     

中外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的比较研究

与现代化早发国家相比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方式有自己的特点 :开始大规模转移的时间大大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动 ,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压力型转移 ,农民职业转移与身份改变、地域迁移相分离 ,基本上走的是分散型转化之路。这些特点决定了我们对待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决不能照搬发达国家已有的政策。     

数字经济对产业升级与就业调整的影响

文章基于数字经济影响产业升级与就业调整的理论分析,利用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的统计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产业升级与就业调整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不仅能够推动产业升级,而且有利于提升就业水平。在产业内,数字经济能够提升高技术制造业的就业占比,同时减少低技术制造业的就业占比,劳动力由低技术部门向高技术部门转移;在产业间,数字经济有利于提高第三产业就业占比,降低第一、第二产业的就业占比,劳动力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数字经济显著提升高学历劳动力的就业占比,不利于低学历劳动力就业。当前产业升级与稳就业总体能够协同推进,但存在短期的失业问题,公共政策应注重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提升劳动力的数字技能,保障低学历失业群体的基本权益。     

转型期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对策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甘肃省在全国属于典型的欠发达地区 ,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制约因素是 :①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低 ;②经济发展慢 ,特别是乡镇企业不发达 ;③一系列限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转移农村过剩劳动力是解决甘肃省农村发展问题的突破口 ,而当前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又给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了压力和动力。在这种形势下甘肃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应采取市场主导与政府指导、农村劳动力开发与城镇非农产业发展、向小城镇就近转移与区际转移的“三结合”加速转移模式。     

我国人口经济压力定量测度与空间差异研究

本文选用2003-2012年人口经济压力相关指标,运用动态因子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我国人口经济压力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第一,2003-2012年间,西藏、贵州、宁夏、云南、青海等经济欠发达地区是我国人口经济压力最大的地区,而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江苏省等经济发达地区是我国人口经济压力最小的地区,表明我国人口经济压力存在明显的空间聚集特征;第二,人口经济压力的影响因素：人口生活水平压力＆gt;人口增长压力＆gt;人口就业和素质压力,表明人口经济压力与经济发展程度存在非常显著的相关性,因此大力发展经济是减小地区人口经济压力的主要途径之一。落后地区要注重控制人口增长的同时,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达到人口与经济规模协调发展;第三,自2003年以来,我国人口经济压力差异呈现不断扩大趋势,表明我国省域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因此缩小地区间的贫富差异也是一个缓解我国人口经济压力差距过大的主要手段之一。     

劳动力流动与第三产业的内生性研究——基于新经济地理的实证分析

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构建劳动力流动与第三产业的联立方程,系统分析2006～2009年中国各省市劳动力流动与第三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及两者之间的内生性关系。研究发现,流入地的经济收入、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和经济开放度是吸引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动力;随着农村净收入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劳动力的流动性随之降低;资本、劳动力和市场因素会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但过多的政策管制却阻碍了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且城市化策略在不同区域的不同发展阶段其效果不同;劳动力流动与第三产业发展是相互作用的,从而引起劳动力在东部的聚集效应和在中西部的分散效应。     

试析人口流动对地区间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

区域间收入差距是引发人口区际流动的主要因素 ,人口的地区间流动又是影响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既不能把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等同于各地居民的收入水平 ,也不能把经济发展水平对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绝对化。人口区际间流动的实质是劳动力资源在不同地区之间的重新配置。人口流动对地区间劳动工资差距的缩小、劳动力资源整体配置效率及地区间产业转移和产业分布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教育在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中的作用分析

加快城市化发展是中国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必然趋势。优先发展教育对促进和完成这个历史性巨变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教育作为生产人力资本的重要部门,对经济增长、就业、科技创新和社会进步有着显著作用;另一方面,教育和培训是低素质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传统农业部门转向生产率较高的现代工业部门,实现角色和职业转换的重要手段。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事业发展为缩小城乡教育不平等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城乡之间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加速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和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挑战对提高劳动力素质提出了迫切要求,这需要加大对教育的投资,特别是对农村、贫困地区和城市贫困人口的投资,扭转和改变中国劳动力整体素质偏低的局面。     

The Analysis on the Potential and Trend of the Non-agricultural Transfer of Chinese Rural Labor in the Following 20 Years

The non-agriculturalization of rural labors,which has caught much research attention,is an ecessary phenomenon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However, conflicts exsitson some basic issues due to the disagreement on the concept and data of the rural non-agricultural labor force,and there is alack of systemic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the potentials of rural labor’s non-agricultural transfer in the future. By predicting the changing trend of future rural labor force, the demand for agricultural labors, and the trend of rural labor’s non-agricultural transfer, this paper estimated the potentials of Chinese rural labor’s non-agricultural transfer in the next 20 years. It found that the surplus labors in the countryside will decrease annually, and its total number will range between 100 million and 250 million by 2030. Although there is still some increase potential of the stock of rural labor’s non-agricultural transfer in the near future, its increase will approach to zero in 10 years, and rural transferrable surplus labor will also approach to zero in about 5 to 10 years.     

甘肃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探析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措施,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途径。甘肃省由于经济发展落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更为突出。如何适应市场经济要求,进一步合理、有序地转移农村刺余劳动力,直接关系到甘肃省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的成败。本文试图通过对甘肃省农村刺余劳动力现状的分析,研究甘肃省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促进农村刺余劳动力转移的相应措施。     

中国劳动人口就业形势的差异分析

近年来,中国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增量巨大,就业人员迅速增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了迄今为止的最高点。在劳动就业领域不少长期存在的问题远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如就业压力沉重,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不高,全国统一的劳动市场尚有待完善,地区差异悬殊等,均构成了中国将长期面临的严峻挑战。此外,不同人群和不同地区之间,劳动人口的在业率和行业构成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山东丘陵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态势与路径探讨

根据对山东省丘陵地区临沭县的农户外出打工情况的抽样调查,研究发现:目前山东丘陵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情况是相当普遍的,打工对家庭的收入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打工的主要原因是城乡收入差距,其次才是劳动力剩余和年轻人渴望从事非农业生产等原因。存在缺乏双亲监督,留守儿童读书不理想的家庭约有20%。当地政府对农民外出打工起到的引导作用比较有限,调查中接受过政府培训或者由政府组织外出打工的农民仅约占20%。当地招商引资项目对就业的拉动效果不太明显,文章呼吁一定要注意发挥我国劳动力便宜的相对比较优势,走劳动密集型道路,以求拉动就业。关于劳动力转移的态势,研究发现,农村25岁以下,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供给已经出现逐年减少的趋势。估计在不久的未来,流向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虽然总量上不会减少,但是真正能够融入城市工业化进程的农村年轻知识型劳动力(知识型在这里指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供给会出现短缺。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研究

文章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问题,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收入分配格局至少有两条途径:一是农村劳动力从劳动收入份额相对较高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劳动收入份额较低的非农部门,将直接导致整个经济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二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会通过改变非农部门中资本和劳动的相对谈判能力来影响非农部门的收入分配格局,进而间接影响整个经济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之间有一定的必然联系,但现阶段仍可以通过调整国内的产业分布格局形成劳动力需求竞争态势、增加农村居民在第一产业的收入以提升保留工资、建立劳动力市场制度以协调谈判能力来逐步改变要素收入分配格局。     

二元经济结构下的人口红利及其实现

本文介绍了人口红利的概念及其实现条件。通过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和经济环境变化的分析 ,论证了我国人口视窗开启的时间 ,分析了过去人口红利未能充分兑现的原因。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兑现人口红利的途径是通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一方面利用城镇经济发展机会解决农村就业问题 ,另一方面延缓城镇人口老龄化 ,延长人口视窗开放时间 ,实现经济再次飞跃发展。完成劳动力的顺利转移需要政府在建设城乡间统一公平的劳动力市场上发挥重要作用。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流动的经济后果分析——以宁夏固原和甘肃临夏为例

本文以宁夏固原和甘肃临夏地区的田野调查为例．分析了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目前频繁发生的乡村社会流动所带来的经济后果。研究表明,乡村社会流动推动了民族地区和全国的城市化进程,缓减了农业和农村的压力,改善了流动参与的家庭收入结构,提高了流动参与者参与市场经济的能力。同时,也带来农村经济分化进一步拉大,地方政府崇拜劳务输出,村民经济利益至上及低端的劳动力循环等不利于流出地经济发展和村庄整合的负向后果。     

Urban growth in China: past, prospect, and its impacts

Rapid growth and globalization of the domestic economy have dramatically accelerated urbanization in China, resulting in significant environmental impacts and challeng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sing a multistate model accounting for distributional aspects of age, sex, education, and migration in rural and urban regions, we estimate the magnitude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rough 2030 and examine some major associated sustainability issues.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for a range of assumptions, China’s urban population will nearly double from 2000 to 2030; (2) the labor force will constitute a larger share of total population in urban areas than rural due to internal migration of younger workers—this appears particularly true for the mega-urban metropolises of Beijing and Shanghai; (3) rural populations will experience more aging than urban; and (4) level of education among China’s rural labor force will remain low, which could pressure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al transition from an agricultural to a service-based economy.     

中国的经济开放与经济型人口流动

本文从地区工资差别和就业机会的理论出发 ,论证了中国的经济型人口及劳动力流动的变化 ,并根据哈里斯和托达罗的模型 ,结合作为中国典型的人口流动现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趋向 ,提出了经济开放刺激的城市经济环境是诱发人口流动的主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