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约束政策下的金融发展与经济效率

 通过建立两部门模型,本文首先分析在租金分配的所有制偏好和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特征下,我国金融规模扩张和金融效率提升对不同部门的资本形成和技术创新速度的影响,进而探讨金融约束政策下金融发展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接着以2000-200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考察了金融规模扩张和金融效率提高对我国经济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金融规模扩张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不显著,金融效率提高对经济效率则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中原城市群、产业集群耦合与区域经济增长

城市群、产业集群及其耦合关系会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文章以中原城市群为研究地理单元,城市集聚、产业集群、城市群产业集群耦合集聚、全球经济联系为解释变量,以区域经济增长为被解释变量,以耦合协调度衡量城市群与产业集群耦合互动水平,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构建计量经济学回归模型做进一步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性影响,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大于城市群。在城市群与产业集群系统耦合协调状态下,城市群和产业集群耦合互动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性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原城市群经济发展贡献并不明显,跨国公司和外商投资力度还很欠缺,中原城市群需要持续扩大外商投资规模和提升外商投资质量。     

中国建筑业技术效率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对1999-2008年我国建筑业技术效率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引入趋同理论进一步分析了技术效率空间差异的演进轨迹和内在规律。结果表明：我国建筑业技术效率存在较大空间差异,东部地区高于全国和中西部水平,中西部低于全国水平;从变动趋势来看,建筑业技术效率表现为明显的绝对趋同和“俱乐部趋同”特征;我国建筑业的发展呈现较为明显的资本驱动型和规模经济特征,城市化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对建筑业技术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政府行为对建筑业技术效率有明显的负面影响,我国建筑业技术无效率程度有明显的不断减弱趋势。     

黄河流域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文章基于2006—2020年黄河流域城市面板数据，运用两步系统GMM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流域内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呈现“U”型变化特征，同时，制造业集聚还会扩大城市间绿色经济效率差距。无论是城市绿色经济效率还是城市间绿色经济效率差距均存在路径依赖。（2）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在上、中游地区呈现“U”型变化特征，而在下游地区则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同时，制造业集聚对城市间绿色经济效率差距的扩大效应呈现上、下、中游地区依次递减的变化趋势。（3）流域内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基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和外商投资水平的单一门槛效应。     

西部地区农产品物流效率及省际差异动态研究——基于DEA-Malmquist指数法

以2005—2014年西部地区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DEA-Malmquist指数法对其农产品物流效率变化、省际差异性变化及原因进行探讨,并分析产业结构升级对新常态下农产品物流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西部地区农产品物流效率逐年升高但增速放缓,技术进步是效率提高的主要动力,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则起到阻碍作用;各省市差异逐年缩小,技术应用水平是其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产业结构对效率的影响在不同阶段表现作用不同。据此,为改善西部地区农产品物流效率提供了针对性建议。     

产业结构、空间结构与城镇化效率

我国城镇化发展已由以城镇化率增长为主的传统城镇化迈入以质量提升为主的新型城镇化,而城镇化效率是反映城镇化质量的综合指标。本文从产业和空间两个维度构建了我国城镇化效率提升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对城镇化效率的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与产业间结构的服务化调整相比,产业内各行业生产率增长才是城镇化效率提升的主要来源,并在考虑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在省域空间范围内,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更有利于城镇化效率改善,但这一影响效应伴随着城镇化率提高和城市规模扩大而变弱。本文蕴含的重要政策启示是,当前我国应将城镇化效率纳入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考量目标,并以生产率增长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导方向,尤其是在城镇化程度和城市规模均不高的情况下,慎重采用服务业对工业的“腾龙换鸟”或“退二进三”的城镇化发展战略。     

市场化、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质量

市场化推动产业集聚发展,产业集聚是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将市场化和产业集聚作为刻画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视角,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理论与实证分析检验市场化、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内在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全域层面市场化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效应不明显,分区域层面的影响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在东部地区具有促进作用但不明显,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出一定的抑制效应。第二,产业集聚能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提升,并且在东部地区表现更为明显。第三,不同市场化水平对新型城镇化质量产生不同的影响效应,进一步通过门槛效应分析发现,较高水平的市场化才能有效促进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同时,市场化水平越高,产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越明显。第四,人力资源配置效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产业结构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有待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有效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因此,要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持续发挥产业集聚功能,因地制宜推进产城融合发展,不断增强城乡公共服务供给,持续改善民生福祉。     

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影响因素分析——基于50家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

基于2009-2015年期间国内50家城市商业银行(城商行)的微观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资产负债结构及其他宏微观因子对城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负债及资产结构对城商行的盈利能力具有显著的影响,一般性存款占负债的比重、贷款占资产的比重均与其盈利水平显著正相关;城商行的资产质量及成本控制水平越高,盈利能力也越强;规模越大并不意味着盈利能力越强,那些规模较小的城商行因为聚焦于中小客户群体、具有更高的定价话语权而能够获取更高的盈利;GDP增长率、货币政策等外部宏观环境并不会显著影响城商行的盈利水平。因此,城商行不应追求单纯的规模扩张而应着力强化资产负债统筹管理,并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及市场定位,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道路。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贸易的国别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我国积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双边贸易规模不断增加,贸易品种更加丰富,贸易质量稳步提升。文章选取泰国、越南、印度、俄罗斯等20个沿线重点国家为样本,运用贸易引力模型,从政治、经济、基础设施等10个维度出发,实证检验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的国别影响因素,并测算了双边贸易潜力值。研究发现,经济规模、需求水平、港口基础设施水平、物流绩效指数、国际组织加入情况以及双边互认协议签署情况对我国与沿线国家间双边贸易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经济规模和需求水平构成两国贸易需求基础;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绩效指数为提高双边贸易运输效率提供先决条件;加入国际组织和签署互认协议弱化了双边贸易障碍,上述正向因素共同支撑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高质量发展。地理距离与贸易通关时间对双向贸易影响显著为负,较远的地理距离和较长的通关时间不利于双边贸易的高效运行;制度因素对双边贸易影响显著,但存在正负交替特征,主要归因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体系的较大差异和不稳定。同时,我国与沿线国家间双边贸易由贸易潜力再造型转向贸易潜力巨大型,贸易潜力得到不断释放。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借助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内在关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且这一作用存在动态持续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东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大地区与成熟型地区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通过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产业空间集聚的渠道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产生促进作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提升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此,提出适度超前布局数字基础设施、打造区域产业联动网络、推进高技术产业“聚链成群”的对策建议,为扎实推进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提升提供助益。     

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基于DEA-Tobit两步法对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进行评价和影响因素分析.得出如下结论:我国多数省份产学研协同创新活动距离生产前沿面有距离.省际对比看,创新效率最高的江苏、广东技术超效率值分别为1.535和1.466,上海产学研协同创新纯技术效率有效,而规模无效,其他省域纯技术和规模都无效.区域对比看,东部地区产学研协同创新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最高,中西部地区次之.“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对企业资助力度”、“政府对高等学校资助力度”等因素均与创新效率呈现较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城市规模与城市经济绿色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首先借助DDF及ML生产率指数测度了2007—2017年我国26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全国及各地区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且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要优于技术效率，并成为决定当前城市绿色增长的主导因素。其次，通过面板门槛模型对城市规模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人口规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总体上可划分为前期抑制、中期积极促进、后期小幅促进三个阶段，门槛值分别为88.7万和300.1万。最后，运用系统GMM方法检验城市规模对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内在影响路径。结果表明，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对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持续减弱，直至不再显著；而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则主要发生在大城市，且促进效应逐渐减弱。     

节能减排环境效率的统计测度

文章基于超效率数据包络分析模型进行了我国产业的环境效率以及规模效率增长趋势的分析,并选择市场竞争以及环境效率探讨了节能减排控制效率,从经济水平、产业、能源结构、开放程度以及技术创新投入等角度结合SE-DEA背景下的Tobit随机效应模型予以节能减排环境效率验证,结果证实:我国产业存在节能减排效率自东向西的效率递减空间趋势特征,创新研发投入以及开放程度是影响产业节能减排环境效率的关键因素.     

经济发展水平、生育政策与生育率

近年来我国人口的增长速度放缓，出生人口日益下降，出生率也到达一个很低的水平，劳动力丰富的优势渐渐消失，我国未来的发展面临着严峻考验。文章基于2005—2021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交互效应、中介效应等方法，实证分析了经济发展水平对生育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对生育率的提升发挥着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地区之间存在异质性，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生育率的促进作用强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国家的鼓励性生育政策，如“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的促进生育的效果，只能减缓生育率的下降速度，并不能使生育率上升。人均消费支出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生育率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反向调节作用，即人均消费支出会抑制经济发展水平对生育率的促进作用。工业化水平在经济发展水平对生育率的影响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ICT投资、互联网普及和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使用DEA-Malmquist指数方法对2002-2012年我国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进行测算,并基于我国地区投入产出表构建了ICT资本投入强度。在此基础上,本文就ICT投资对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ICT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积极作用,并且主要通过ICT投资促进技术效率提升实现。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结果显示,只有达到一定互联网普及率时,ICT投资促进技术效率提升的作用才显现,并在高互联网普及率时进一步增强;但在高互联网普及率下,ICT 投资对技术进步存在抑制作用,在全要素生产率层面表现为ICT 投资的促进作用消失。因此,现实的ICT 投资应重视通过信息化管理提升行业资源的有效利用能力,以最大化技术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应充分考虑不同行业和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程度,以深度激发“连接经济”对于释放ICT效能的互补性作用;还应注意配套相应产业政策,以减轻互联网发展对技术进步的阻碍作用。     

金融发展、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2012—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赋权法测算金融发展、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指数,并通过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线性和非线性关系,以及不同科技创新水平下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变化。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及其分类指标均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强化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发展规模以及金融发展效率的促进作用;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科技创新的门限效应,其促进作用随科技创新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持续增强;科技创新对金融发展分类指标的支持作用存在差异,对金融发展规模的支持作用较强,对金融发展效率的支持作用较弱。     

绿色信贷对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绿色信贷可以通过激励和约束双重机制影响中国工业行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基于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SBM-DEA模型测度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再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绿色信贷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进一步基于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区域异质性分析，最后运用逐步回归法探究信贷规模与信贷成本的间接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地区的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总体上呈现“倒N”型趋势，绿色信贷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内生性检验发现：在系统GMM模型与2SLS模型的双重检验下，绿色信贷对地区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仍然显著。区域异质性分析得出：绿色信贷对于金融发展水平处于第二梯队地区的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最为突出。影响机制分析表明：除直接影响外，绿色信贷通过信贷规模与信贷成本两个部分中介间接影响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     

跨国并购交易结构设计对银行效率的影响

本文基于异质性假说,以效率理论为主要理论基础,重新考量了跨国并购交易结构设计与银行效率之间的复杂关系.运用中国、美国和英国银行业跨国并购的面板数据,采用DEA超效率模型,本文研究发现:跨国并购交易结构设计对不同类型银行效率的影响机制与效应存在差异性,且在地理距离远近不同的条件下,其差异性更为明显.具体而言:跨国并购交易价值对纯技术效率的影响具有“浴缸曲线”效应,两者呈正U型关系,而对规模效率的影响则具有“过犹不及”的倒U型曲线效应,且在地理距离远的条件下这种关系更为凸显;持股比例对纯技术效率只有在地理距离远的条件下才出现“过犹不及”的倒U型关系,但是其对规模效率的影响则不显著;目标银行相对规模对纯技术效率的影响具有“多多益善”的正向影响,但是对规模效率只有在地理距离远的情况下才出现“过犹不及”的倒U型曲线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的比较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迅速增长时期,但区域间FDI差异不断扩大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本文尝试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对我国地级城市间FDI差异进行对比分析发现：1993-2008年我国城市FDI数量和质量均有大幅提升,但城市间FDI差异较大,其中数量差异远大于质量差异,从FDI差异变动趋势看,数量差异和质量差异均呈下降趋势。通过面板GMM估计发现城市经济发展水平、FDI滞后效应以及WTO制度变化对FDI数量和质量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工资水平影响是负向的。但分时段估计发现,随着时间推移,工资水平与FDI项目规模呈显著正向关系,即工资水平提高有利于提升一个城市利用外资平均规模,第三产业比重显著影响FDI数量规模。     

产业结构优化研究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实现数量上的高速增长和产业规模大幅扩张的同时,其增长方式、增长质量和效率已然成为新时期的重大问题,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进程的考察无疑在上述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清楚辨析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基础上,对我国“十一五”期间产业结构的优化进程进行分析。结论表明,我国产业结构具有较明显的高度化发展态势;但是产业结构合理化进程并不明显,特别是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合理化的进程并不一致,产业结构调整并没有取得“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促进作用”的优化效果。在通往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上,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仍然是我们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