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机构系统重要性的度量

文章基于系统性风险指数SRISK方法,结合我国金融机构的实际上市情况,利用DCC-GARCH模型,分别推导了A股、H股的长期资本短缺公式,并计算SRISK实际数值.然后以上市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等的交易数据为样本,确定了金融机构系统重要性的排名,并将其与基于同一分析框架的MES分析法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发现,度量我国金融机构的系统重要性,需要在MES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动态相关性和波动性,根据SRISK模型法评估排名.我国金融机构的系统重要性层次分明,保证了监管机构宏观审慎的有效性.     

宏观审慎政策能否抑制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选取2010—2020年中国225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抑制银行风险承担。相对于国有银行与城农商行,宏观审慎政策对股份制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效应更大。(2)同业负债、贷款集中度及杠杆率在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中承担着多重中介作用,宏观审慎政策主要通过降低银行同业负债、贷款集中度及杠杆率渠道来降低银行风险承担,“宏观审慎政策—同业负债/贷款集中度/杠杆率—银行风险承担”的传导渠道均有效。(3)跨境资本流入对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跨境资本流入规模增大会减弱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4)银行家信心对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银行家信心提升会减弱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该成果将为提升宏观审慎监管效率及防控中国银行业风险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     

规模的门限效应、综合化经营与我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

综合化经营已经成为我国商业银行应对传统业务收入比重不断降低、谋求突破性发展的重要战略。现有研究常采用非利息收入占比作为综合化经营程度的测量指标,这种做法具有明显的技术缺陷。本文将非金融企业产品多样化熵的测量指标引入到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分析,较好地解决了综合化经营程度的测量问题。基于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相结合的监管理念,本文在利用成分期望损失方法测量商业银行层面系统性风险基础上,借助于动态面板门限模型重点探讨并识别了商业银行规模的门限效应,并借此区分不同的机制状态来分析综合化经营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综合化经营对于我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作用具有规模的门限效应,表现为规模小的商业银行开展综合化经营会降低系统性风险,规模大的商业银行开展综合化经营会增加系统性风险。     

中国银行业轻型化转型、双支柱调控与系统性风险

文章利用中国银行业2011—2022年的季度数据,从轻资产、轻收入、轻资本和轻成本四个维度出发,选取指标构建了中国银行业轻型化指数。进而以上市银行为样本,检验了银行业轻型化转型与系统性风险的关系,结果表明：银行业轻型化转型加剧了系统性风险。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轻型化转型加快了各银行的资本周转速度,这会使其在自身资本的承载能力之外过度开展业务,加大风险外溢的可能性,最终导致系统性风险攀升。在现有的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金融监管框架下,轻型化转型会促使银行通过加快资本周转进行“监管套利”,弱化金融严监管政策的风险抑制效果。因此,轻型化趋势下要更加重视双支柱调控的应用,进一步分析发现：随着银行业的轻型化转型,数量型货币政策的风险抑制效果会逐渐降低,价格型货币政策的风险抑制效果则会持续增强;宏观审慎政策可以抑制轻型化转型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但部分政策工具并未发挥预期效果。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

在全球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高发、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成为当务之急。构建了一个包括金融中介部门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NK-DSGE),利用1995Q1—2021Q4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消费者价格指数对相关参数进行贝叶斯估计,以全要素生产率冲击、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冲击以及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作为外部冲击,探讨了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并分析了基础泰勒规则和宏观审慎货币政策规则的调控效果。研究表明：(1)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会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积累与上升,影响金融稳定;(2)以信贷市场流动性和银行杠杆率为信号源的宏观审慎货币政策在应对货币政策冲击时表现较好,能够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政策目标;(3)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会带来产出、投资等的减少,加剧经济系统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宏观审慎货币政策可以降低货币政策不确定所诱发的波动。     

加总模式变迁视角下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演进评述

系统性金融风险分析框架的选取问题是理论与实务界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争论的焦点之一。建立完善的分析框架需要立足于合理的宏观加总,而用于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分析框架的加总模式主要包括简易累加、新古典宏观加总和宏观审慎原则下的新加总模式。对不同加总模式下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成果进行纵向梳理与横向比较分析发现:当前对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研究应着眼在货币量值加总的基础上,形成具备一定理论基础的整体分析框架。     

基于尾部风险关联网络的中国金融机构间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尾部风险溢出思想,采用2007-2017年的周收益率数据,运用CoVaR模型测度银行、证券、保险及房地产四行业40家上市公司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并结合系统性风险指数,得出各机构风险吸收与扩散能力排名。运用极大平面过滤图(PMFG)算法对风险溢出网络进行化简,构建仅包含关键路径信息的ΔCoVaR有向加权风险溢出网络,并结合网络中节点关联特征指标,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有效识别提供了全新视角。总体来看,各行业依风险传递方向不同而对风险的敏感程度各异,网络中关键节点对系统的整体结构影响较强;证券公司内部风险关联较为紧密,房地产机构承受行业间风险多源自银行业,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对其他行业的风险发散能力较强。     

金融机构尾部风险溢出效应———基于改进非对称CoVaR模型的研究

为准确度量我国金融机构对金融系统的尾部风险溢出,本文改进了基于CoVaR 方法的分位数回归模型。基于极值理论和ARMA-GARCH模型拟合收益率边缘分布,构建了改进的非对称CoVaR模型,从系统性金融风险贡献绝对值(△CoVaR)和相对值(%CoVaR)两方面详细考察了2002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28日我国42家上市金融机构的尾部风险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在q=0.01的情况下,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对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贡献有显著差异,银行类与保险类机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值得重点关注;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贡献相对值与在险价值存在显著联系,自身风险最低的银行类机构具有最大的风险溢出强度,是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的核心对象,尤其是国有控股银行。研究结论对于有效防范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基层央行实施反洗钱 “风险为本”监管的有效性分析

正为有效解决反洗钱监管工作的瓶颈,更好地解决洗钱风险的不均衡性、监管资源的有限性、监管的激励性等问题。今年人民银行确立以"风险为本"的反洗钱工作思路,强化对法人金融机构的监管,注重提高监管效率,构筑涵盖金融机构洗钱风险监测、评估和分类的全方位监管体系。基层人民银行面对日益增多的金融机构和日趋庞杂的业务领域,如何     

宏观审慎、货币政策与银行贷款竞争的风险效应

本文在阐释银行贷款竞争风险效应生成机理的基础上，分析了宏观审慎与货币政策对这一效应的影响机制，并选取321家商业银行2007—202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贷款竞争与银行风险之间存在U型关系，且通过了Lind-Mehlum三步法检验；在竞争度低于临界值的良性竞争区制与高于临界值的恶性竞争区制，贷款竞争分别具有风险抑制与风险加剧效应。政策工具的边际影响方面，资本监管对贷款竞争的风险效应具有结构性治理优势，其在加强良性竞争风险抑制效应的同时减弱了恶性竞争的风险加剧效应；紧缩性货币政策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则面临权衡，二者分别从整体上削弱与放大了贷款竞争的风险效应。政策工具的协同影响方面，紧缩性货币政策及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资本监管的治理效果在良性竞争区制均无显著影响，在恶性竞争区制分别具有加强与削弱作用。进一步考察结构维度宏观审慎因素的影响发现，以同业负债占比刻画的银行直接关联有助于增强良性竞争的风险抑制效应，但也会放大恶性竞争的风险加剧效应；以业务同质化水平刻画的银行间接关联会削弱良性竞争的风险抑制效应，且会放大恶性竞争的风险加剧效应。本研究对于银行业市场化改革背景下协调运用宏观...     

金融“脱实向虚”背景下双支柱调控框架构建与政策协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影子银行无序发展造成金融体系“脱实向虚”问题愈发严重,传统信贷渠道受阻,社会融资出现结构性失衡。对此,中国人民银行强化影子银行监管并创设多种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在遏制影子银行无序发展的同时定向支持实体经济扩大信贷融资,双管齐下破解金融“脱实向虚”问题。本文将结构性货币政策与影子银行宏观审慎监管纳入双支柱调控框架,分析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政策效应与可行的政策搭配。研究发现,传统的信贷监管与总量货币政策容易诱发监管套利行为,难以实现精准调控。相较而言,结构性货币政策可以定向降低银行信贷资金成本,疏通信贷渠道,推动金融“向实”;影子银行宏观审慎政策可以限制影子银行盲目扩张,促进金融“脱虚”。进一步研究表明,两类政策具有叠加效应,可以形成较好的政策合力。此外,有效识别影子银行底层资产风险可以通过风险渠道抑制影子银行逆周期扩张,在货币政策紧缩阶段达成更好的政策效果。本文研究为双支柱相关政策边界拓展与政策协调搭配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与建议。     

参考利率期限调整思路比较与重构

2008版SNA建议采用期限调整参考利率核算FISIM流动性转换，金融危机期间多项非合意核算结果推升了参考利率期限调整的必要性。鉴于国民经济核算专家提出的期限调整参考利率思路尚难兼顾“稳定性”、“实践性”与“国际可比性”要求，ISWGNA建议继续开展参考利率期限调整思路研究。本文阐述期限调整参考利率法基本原理，演绎参考利率期限调整思路的多种情形，归纳现有参考利率期限调整思路的分歧问题，并基于追溯演变历程、细分实施效果，提出新的参考利率期限调整思路——均衡缺口期限调整思路。使用我国数据的检验显示，均衡缺口期限调整思路不仅增强了“稳定性”，提升了“实践性”与“国际可比性”，更是鼓励金融机构的FISIM生产方式由风险积累变为宏观审慎，由此降低流动性风险积累成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     

金融稳定目标下非常规财政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同效应研究

如何有效促进经济稳中求进并严密防范各种风险,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以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现阶段政策部门关注的重点所在。本文在一个包含多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纳入家庭住房抵押借款摩擦和银行贷款摩擦,深入探讨非常规财政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对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以及宏观经济运行的调控效果,并分别考察了非常规财政政策、信贷类宏观审慎政策及其二者协同调控的福利效应。研究发现,非常规财政政策能够通过降低利差维护金融稳定,但会产生道德风险和效率成本问题;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发挥“抑房价”并弱化住房贷款与非住房贷款之间挤出效应的作用,但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呈“倒U”型特征。财政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协同调控能够有效引导信贷资金流向实体部门并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困境,对于促进我国经济与金融的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基于经济金融关联网络的我国系统性风险防范研究

如何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但系统性风险的源头究竟在哪?传导机制又如何？目前还没有定论。现有对系统性风险的研究成果大多关注于金融行业内部,忽略了实体经济在系统性风险传递过程中扮演的角色。防范系统性风险真的仅限于金融行业吗？本文从经济金融关联网络视角出发,以我国整体经济领域中各行业为研究对象,运用系统性风险度量新方法——TENET构建2002-2017年我国行业间系统性风险溢出网络,在此基础上对行业间的风险溢出水平以及传导结构特征进行全面地考察分析,并为科学防范系统性风险提供有效建议。研究发现：（1）我国行业间系统性风险溢出的总体水平在金融危机或市场过热期间显著增强,同时各行业系统性风险输出与输入水平的时序特征存在明显差异,输出水平大幅波动而输入水平呈平稳状态;（2）信息技术、房地产和材料行业不仅是主要的系统性风险源头,而且容易受到其他行业风险外溢的影响,是整个经济金融关联网络中最具系统重要性的三个行业,同时各行业的系统重要性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3）虽然金融行业在整个经济金融关联网络中的系统性重要性仅排在第四位,但是金融与房地产和能源两个行业具有长期较强的双向风险溢出关系,而且金融与房地产之间的双向风险溢出强度在系统性风险溢出网络中居首位。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在于提醒监管部门防范系统性风险要立足全局视角,正视金融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能过度高估金融行业的系统性风险地位,同时要找准风险源头行业并对其做好前瞻性调控,尽可能避免风险的产生,并在风险传递初期切断风险溢出的路径避免风险大规模蔓延。     

房价波动、宏观审慎及与货币政策的协调

运用QVAR模型和内嵌宏观审慎工具的DSGE模型,阐释了宏观审慎调控对房价波动的作用机制、政策效率以及与货币政策的协调。研究表明,宏观审慎政策通过规范居民住房融资行为,削弱了抵押品渠道所产生的金融加速器效应,从而实现了稳定房价波动和改善居民福利状况的调控目标。当存在供给侧价格黏性时,货币政策对房价波动作出反应有助于提升宏观审慎调控效果。因此,为实现宏观经济与金融体系的稳定,货币当局应采用盯住房价波动的货币政策来配合宏观审慎调控,充分发挥政策组合的协同效应。     

基于国际资本多重动机的全球系统性风险传染路径识别

本文采用最新一代的SRISK方法测度了G20国家605家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并设计提出了基于高维的时变参数外溢网状矩阵,识别了全球系统性风险的传染路径和传染源。研究发现,各国系统性风险呈现明显增强态势,在危机时刻具有较强同步性,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国系统性风险同步激增。而欧美等发达金融市场更容易成为全球系统性风险的风险源,其中,美国溢出指数显著高于其他国家,是全球系统性风险的主要输出方;反之,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市场成熟度与放开程度远不及欧美发达国家,因此,更多地扮演着风险吸收方角色。基于面板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资本流动骤停强化了系统性风险跨国别传染的溢出效应和吸收效应;国际资本流动的套利和套汇动机则是影响全球系统性风险传染的两个重要渠道,特别是,债券市场暴涨所引发的套利行为对吸收效应和溢出效应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性,而汇率升值超调引发的套汇行为则会增强系统性风险的溢出效应和吸收效应。此外,套价动机并未对系统性风险传染产生影响,一个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各国的股票市场相对债券市场较为封闭,这势必隔断了套价行为对系统性风险传染效应的影响。最后,基于全球研究结论提出中国防范外部系统性风险冲击的政策建议。     

脱实向虚和金融强监管对金融实体行业间极端风险关联的影响

随着金融机构影子银行业务的扩张和部分实体企业“脱实向虚”倾向的加剧,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联系愈发紧密,对于极端风险的研究不应只局限于金融体系内部。故此,本文首先基于行业指数日度数据与五分钟高频数据测算行业风险价值,其次利用Elastic-Net-VHAR模型构建金融实体极端风险网络进行动态演化分析,最后研究实体与金融行业间风险溢出水平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第一,基于横截面维度,材料和工业行业在网络中居于中心位置,金融行业的风险净溢出水平为负;第二,2017年金融强监管政策开启后,网络整体密度明显下降,实体行业对金融行业风险输出水平降低,而金融行业对实体行业风险输出水平略有提升;第三,面板回归结果显示,实体行业“脱实向虚” 程度显著提升了实体与金融行业之间双向风险溢出水平,并且在金融强监管与双向风险溢出水平之间起到了正向调节效应。根据上述结论,建议监管层进一步推进金融强监管政策,注意金融监管政策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之间的配合,还应特别重视对实体企业金融化规模进行严格监控,更加有效地防范系统性风险。     

论宏观金融风险监测指标体系

一、宏观金融风险的含义及特征 一般意义上的金融风险,是指经济主体在资金融通过程中,遭受资产或收人损失的可能性。金融风险可以分为微观金融风险和宏观金融风险。微观金融风险是指个别金融机构在运营过程中发生资产或收入损失的可能性。宏观金融风险则是指整个金融业存在或面临的系统风险。宏观金融风险具体地讲,就是在宏观经济运行     

机构关联、风险溢出与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

本文基于现有研究文献,解析金融机构关联性与风险传染之间的机制,运用非对称CoVaR模型和分位数回归的方法,测度证券、银行、保险等机构的风险溢出水平,实证研究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中国金融机构的风险溢出具有非对称的特征,负向冲击对金融系统的风险溢出要比遭受正向冲击时大,银行机构的风险贡献程度比其他机构小,证券部门的风险贡献值较大.     

群体分析视角下商业银行对金融体系的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异质市场假说和高频数据,利用高频数据采样频率高及富含波动信息的特点,构造多银行和系统间多元联合分布过程,并将银行间的动态联系纳入考虑,构建了蕴含丰富经济意义、形式灵活的高频动态多条件CoVaR模型及基于此的群体性系统性风险贡献指标。从群体分析视角出发,研究了不同商业银行群体对金融体系的风险溢出效应。结果显示：就系统性风险贡献度而言,该模型准确刻画了近年不同时期下我国三类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的时变特征,其表现为在次贷危机及欧债危机、我国“钱荒”时期及股票市场异常动荡时期,由于风险的传染性等特征导致三类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贡献度均有所上升,而在其他时期则相对平稳;就单个银行对系统的风险溢出影响而言,工商银行的风险溢出比率最大,与其庞大的资产规模以及在金融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密不可分;当分析同类型银行群体的风险冲击时,国有商行类的系统性风险溢出比率值最高,其次为股份制商行类,该两类的溢出比率相差无几,且均远大于城商行类,表明股份制商行对金融系统的风险溢出影响不可小觑;当剖析不同类型银行群体时,此模型同样适用。本文所构模型能够实现多个银行对金融系统极端风险贡献的度量,可为监管部门的分类监管及有限能力下银行救助顺序的确定提供一定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