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开港前中朝宗藩体制的变化——以《燕行录》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宗藩体制的崩溃是西势东渐和周边国家近代民族主义发展的结果,但是也可以从宗藩体制自身的演变中寻找其轨迹.清韩宗藩关系虽然一直比较稳定,但是受"尊周大义论"、"北伐论"的影响,朝鲜对清朝的态度始终在现实需要与理念追求中纠葛.从制度层面来说,朝贡制度的弊端日益明显,甚至连下马宴、上马宴这样的礼仪活动已经变得很不严肃.然而,也正是在这种变化中,朝鲜使行人员与中国文人和官员的交往日益扩大,为近代中朝关系的新变化开辟了有限的途径和可能.     

论晚清早期驻英公使出使前的共性特征——以清政府驻外公使任用条件为研究视角

在晚清政府实施外交公使制度的初期,对代表国家与政府履行外交职责的驻外公使的任用条件,并没有明确的章程形式进行规定,主要是由君主饬任.而晚清早期的驻英公使在出使之前却具一些共性的特征因素,主要表现在三个大的方面:其一是对鸦片战争后社会变局的清醒认识;其二是对洋务运动不同程度的支持;其三是对西方世界情形的理性认识.从这个群体中可以看出,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共性特征与清政府驻外公使的任用条件具有一定的吻合性,而这些共性特征则构成了他们被举荐为驻英公使的重要条件和因素.     

论清季驻外公使对西方层级教育的考察

清政府于1875年开始正式对外派驻公使,以期深化与西方的交流与认知。清季驻外公使的著述,对西方教育多有记载,公使们对西方的层级教育青睐有加。根据他们的考察,西方的小学教育在于培养国民的基本素质,专门教育担负着为行业输送专门人才的责任,高等教育则是西方一切科技进步的发动机。西方学校的作用,在公使们对西方教育的考察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对西方教育的考察,促使公使们对国内教育的堪忧之状,提出了自身的看法。     

王府官与明代宗室犯罪关系探论

明代王府官的设立,是朱元璋在"分封建国"的政治背景下,倚重王官管理王国、辅导宗藩、藩屏帝室的重要举措.有明一代,王官的作用与宗藩地位休戚相关,大体说来,朝廷对王官有一个从倚重到歧视的变化过程,正统以后,伴随藩禁制度的形成,王官的升选转降被限制在王府内,王官老死王国,不仅造成王官队伍的庸劣、老病问题,而且使得不少王官不安于位和自甘堕落,甚至与非法宗室同流合污,成为宗藩犯罪的教唆人与参与者.     

略论清朝与《朝美通商条约》

清朝为了防止日本和美国在对朝鲜的政策上勾结,想利用列强间的矛盾,维持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极力促成朝美之间缔结了1882年<朝美通商条约>.它是朝鲜与西方国家缔结的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此约不仅导致了朝鲜的全面开国,而且成为中国和朝鲜宗藩关系破裂的诱因.     

从"球案"看近代初期中日外交理念的差异

"球案"是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围绕琉球的归属权的争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看到亚洲古老的宗藩关系势必被时代所淘汰,处心积虑地要确立对中国的藩属国琉球的领土主权。这是日本对国际形势加以分析以及对近代国家观念有一定认识的情况下采取的行动。而中国清政府依然固守着宗藩关系的陈规,寄希望于西方国家体谅自己保卫属国的责任而干涉日本吞并琉球的行为。"球案"折射出近代初期中日外交理念的重大差异,这种外交理念的差异实质上反映了中日两国面对西方国际体系的冲击所做出的不同反应及其迥异选择。     

略论明室宗藩在明末农民大起义中的表现

明代的"藩禁"政策,将地方宗藩完全束缚于皇权的牢笼之中,使之沦为坐食宗禄的等闲阶层.其结果是:在明末农民大起义中,地方宗藩们面对农民军的攻击,不是望风而逃便是束手就擒,不仅没有起到捍卫帝室之用,反而让朝廷背上沉重的包袱.     

试论郭嵩焘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及对中国文化的反思

认知西方,是摆在近代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历史重任.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在欧洲期间,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制度和文化内涵进行了较为深入和系统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反思.     

晚清中国用条约强化中朝宗藩关系的失败(1876-1895)

明治维新后,中日双方围绕中朝宗藩关系的存废问题,展开外交斗争。为了使中朝宗藩关系取得国际合法性,清廷主动让朝鲜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其后,又与朝鲜订立双边条约,从而使宗藩关系被纳入条约体系当中。清廷在很大程度上是模仿近代不平等条约的范式来实行“立约保藩”,导致表面的不平等转化为内在实质上的不平等。由于中国的实力的衰弱,无力反击日本的军事攻击,最终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彻底放弃中朝宗藩关系。     

顺治时期中朝之向的封与贡

册封与朝贡是清季中朝宗藩体制的重要特征.依据宗藩体制,朝鲜国王、世子、王妃均须得到清帝册封;同时,朝鲜国王须定期或不定期地派使节到北京朝贡.封与贡既是宗藩体制的礼仪,也是维护宗藩体制的措施.     

试论明代中后期的宗藩问题与宗藩改革

宗藩问题根源于宗室分封制度,明中期以后,由于宗藩特权无法破除,加上政治藩篱的设置,朝廷对宗室给养的全面包办,迅速引发了明王朝的财政危机和社会危机。嘉靖以后,在朝臣的吁请下,明廷虽不乏改革之举,但其着眼点并不涉及宗藩根本弊窦,仅限于解决当时财政难关,因而很多问题也伴随明王朝走向崩溃。     

浅谈明代藩王宗法制的发展

明朝藩王宗法分封制受宗支繁衍和政治波动的影响而不断发展,其节点在于成化朝。成化以前,从国家就藩到郡王分封,宗支发展有序平稳,是祖制远见之处。大约至太祖第五世孙袭封时,宗支发展过剩,超出了祖制的预期值。宪宗出于人情考虑,特许郡王兄终弟及,各王府不断援以前例,使冒袭成了弘治、正德、嘉靖三朝反复斟酌的议题之一。以兄终弟及为主要内容的郡王冒袭借助于嘉靖时的政治波动而兴起,而晋升后的亲王却无法再以宗子还本支。宗法制的发展线路实际反映了明朝国家体制的线性衰败,体现了君主在监管层面上自我破坏制度,也是宗室政治化和管理形式化的具体反映。     

论春秋时期的代理战争

春秋时期,在诸侯争霸的大背景下,时有小国受大国指使,服从于大国之目的而与其他国家进行战争,这种战争乃是代理战争。《左传》一共记载了12次代理战争,据之可以归纳出代理战争的八个特征。春秋时期的代理战争与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代理战争的实质相同,都是大国争夺体系霸权的一种具体手段。     

论宗藩体系下元丽文学交流的新格局

元帝国与高丽建立了不同于辽宋金诸朝的政治关系,以朝贡为形式,而以宗藩体系为实质。 通过使臣交聘、王室交流、赴元应举、文人游历及典籍传播等途径,元丽文学交流的渠道得到了大规模拓 展。稳定的宗藩体系促进了高丽文学在中原文学影响下的繁盛,表现为高丽后期文人专集、作品的爆发 性增长和优秀作家的涌现。而高丽文学风气由效仿晚唐诗风的华靡,转变为模仿白居易晚年诗歌的闲 适,再到苏轼成为海东文人仰慕的典范,这一由唐风到宋韵的擅递过程,亦是元丽宗藩体系建构过程的 折射。     

汉代属国兵的特点和历史作用

两汉时期,政府采用属国制度管理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组建性质特殊的属国军队并形成建制,戍守边防。属国兵建制的发展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数量由少增多。它与中原军相比较具有领导制度不尽一致、兵役制度不同、兵种有别等特点。自汉武帝后,属国兵成为汉朝边防线上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不仅巩固了汉代边疆,奠定了中国疆域的基础,有利于当时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同时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融,也是汉王朝边防思想和政策在边地的实际运用与体现,给以后历代王朝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借鉴和启迪。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宗族强盛的时期。宗族组织的主要形式有士族地主经营的封建庄园,以宗族为核心的流民集团及由族长控制的武装坞壁。宗族观念有三种主要倾向：重门第轻才德,重宗族轻个人,重孝悌尚复仇。宗族内部的凝聚力,源于同居共财的经济生活与保持优势的文化传统。     

日俄战争与东亚国际体系的重构

在东亚国际体系由传统的宗藩朝贡体系向近代殖民条约体系的转型过程中,如果说甲午战争发挥了彻底解构传统的宗藩朝贡体系作用,那么日俄战争则起到了最终完成重构东亚殖民条约体系过程的作用。甲午战争后,大清王朝进一步积贫积弱,帝国主义列强趁机掀起了瓜分清帝国遗产的狂潮,把更多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强加于清政府。在争夺在华权益和东亚主导权的过程中俄国成为日本和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为了确保在华利益和东亚主导权,英美等欧美列强支持日本对俄开战。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击败强敌沙俄,两国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日俄两国在东北亚地区正式划分了势力范围。至此,在东亚地区正式形成了以欧美各国、日本、沙俄为中心,以近代条约规范各国关系的东亚殖民条约体系。     

华夷国际秩序与近代中国对日外交方略的转变（1870—1894）

华夷国际秩序是中原王朝在"华夷观"思想指导下,在远东范围内,以册封关系为纽带而建立的一种不平等的、但保持各国独立的国际秩序。这一国际秩序随中原王朝盛衰变化,时而稳定,时而涣散。步入近代,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清政府已是焦头烂额。而此时崛起的日本为清除其对外扩张道路上的障碍,对该秩序更是无比仇视。清政府虽极力维护这一秩序,但却又如何能改变它崩溃的命运呢。     

《九歌》华夏古俗探

楚为华夏后裔。诸夏的一支———祝融族 ,其一部分后来南入苗蛮集团 ,并与之融合为楚族。《九歌》留下了楚地民间较多遗存的华夏古俗 :采集和渔猎经济、自然崇拜、民神杂糅、原始婚俗、以舞降神、氏族民主     

关于元朝的国号、年代与疆域问题

蒙古原是金朝属部,成吉思汗受金官封“属部统领”,乘金朝衰败,称帝建国,接着出兵攻金,逐鹿中原。其继承者先后灭金、灭南宋,实现了对全国的统治。其国号本为“大蒙古国”（在中原汉地称“大朝”）,第五代大汗忽必烈建新国号“大元”以示承继中原历朝统绪,同时保留原国号,遂称“大元大蒙古国”。元人以太祖成吉思皇帝为本朝开国君主,明初所修《元史》同此。所以元朝起始年代应为成吉思汗建国的1206年。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征服了直到小亚、东欧的西域许多国家,实行皇族领地分封,形成西北四个汗国,称“宗藩之国”。元朝皇帝是大蒙古国大汗,各宗藩奉为宗主,名义上统有包括各宗藩国的辽阔版图,实际上各宗藩国均自主统治本国;被宗藩称为“大汗之国”的元朝廷直接管辖之地为中书省和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湖广、江浙、江西十行省,以及吐蕃三道（算一个行省）,这就是元朝的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