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酒驾”问题的治理对策

近年来,我国的酒后驾驶问题越来越严重,"酒驾"行为是造成我国交通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必须进行有效治理,但由于"酒驾"者安全意识薄弱、法律对"酒驾"行为过于宽纵、执法者对"酒驾"行为执法不力等原因,"酒驾"行为在我国仍然屡禁不止。治"酒驾"须先治交通文化,对"酒驾"行为的认定标准应更加严格,对"酒驾"行为应进一步加大处罚力度,对"酒驾"行为应严格执法。     

中俄酒文化比较谈

在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中,酒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存在,更是一种文化象征.以酒为载体而产生的酒文化,因地域的不同而不同.中国、俄罗斯酒文化的酒礼和风俗,有许许多多相同与不同之处.酒的佳话、趣事更是层出不穷,他们都是源于生活、来源于飘有酒香的精彩酒文化,了解把握两国酒文化及其习惯,能使人在语言的学习和交流中受益匪浅.     

从日本谚语看日本酒文化

谚语是一个民族语言和智慧的结晶。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不同民族的文化特点。日本酒文化源远流长,日本人不仅制造了口感细腻纯正的清酒,还产生了许多脍炙人口、内涵丰富的酒谚俗语。这些酒谚,一部分出自中国的古代典籍,明显带有中国文化思想的痕迹。其中特别是儒家伦理道德型的酒文化精神对日本的酒德、酒礼等影响深远。同时,日本民族独特的酒文化特征也在谚语中得到了完美体现。比较而言,日本和中国酒文化大同小异,各有所长,各有所短。     

中日酒文化比说

酒文化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日两国酒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二者都是农耕文化的产物。由于酒文化受生活环境、传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中日两国酒文化在酒名、酒德、酒礼等饮酒习俗上存在着差异。通过中日酒文化的对比研究,可以了解中日两国酒文化的特征,促进两国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中国治理现代化中的制度之“重”和制度之“治”

当代中国治理现代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内在的逻辑。从治理类型来说,包括政党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等方面;从治理内容来说,包括政治治理、经济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环境治理等领域;从治理关键来说,则更加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治理现代化中的主导作用。制度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制度执行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制度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要素。当代中国治理现代化中的制度之"治",突出体现在三大总体任务上:一是坚持以人民为基础巩固和完善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巩固和完善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治理制度体系;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依托巩固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     

中西饮酒文化差异探析

本文通过对中西饮酒文化差异的对比分析,以及饮酒文化与文学艺术、时尚等方面的关系,中西酒令对比等,指出中西饮酒文化差异实际上是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的饮酒文化以展现人文内涵为主,酒与诗歌、文学的关系以及历史悠久的文字酒令,无不体现出这种内涵,而西方饮酒文化包括酒与时尚的关系则主要体现出对酒的尊重与欣赏。尽管中西方对饮酒文化的理解不同,其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发展酒文化,比较中西方饮酒文化的差异更能彰显中国酒文化的独特魅力,从而使世界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酒文化,欣赏中国的酒文化。     

顾炎武《日知录·禁酒》的王道酒政观

顾炎武一生于酒,经历了年轻时的好酒善饮、中年后的即兴畅饮和晚年时的非礼勿饮.《日知录·禁酒》之意并非提倡禁止酿酒、买卖酒和饮酒,顾炎武在其中所提"先礼后刑"的酒政理念表明,他是继承了 自孔子以来的传统儒家"德治"思想,而主张"以德治酒":先之以酒礼之教,后之以酒刑之罚.其"禁酒"概念属于"后刑"范畴,是指当以酒礼教民无效或失效时对涉酒的悖礼之事所采取的惩戒手段.在顾炎武的酒政思想中,酒礼与酒刑在政治功效上是相辅相成的,它们构成王道酒政的两个方面:酒礼是防酒患于未然,酒刑是惩酒罪于已然.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历史逻辑和实践框架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其内涵既具有一般性,即基于国家运行的制度建构和制度执行问题;同时更具有特殊性。治理体系体现为"一纲两目",即"政党政治"总纲,"制度建构"和"制度执行"两目;治理能力包含三层能力,即"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改革发展稳定"。从逻辑上说,中国国家治理的一纲两目,来源于中国"政党政治"的国家道路选择,在当代中国,需要有五个要素对该道路进行支撑,即:党指挥枪、党的领导、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从实践上看,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建构和治理能力提升,可概括为三层能力、四大领导、五项议程、六位一体。     

从比较制度分析看中国公司治理——比较制度与比较公司治理研究综述

各国的经济活动由于不同的制度架构各有其特点,而每种制度架构都形成了其经济体内特殊的系统逻辑 不同的制度安排各有其优劣势。就公司治理模式而言,不同的治理模式在其特定制度环境下是有效的 大股东治理是一个普遍模式,而股权高度分散情况下的治理模式只是特例。中国的人文环境也包含了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文化精髓。中国的公司治理制度设计自然不能撇开这些特点。中国引进国外现成制度,深入研究和理解这些制度在实施国的背景和本来概念是一个方面,而更重要的是要考虑这些在国外有效的制度是否有与中国的人文环境和制度框架相＂耦合＂的基础。     

全球治理视域下的南极矿产资源问题研究

当今全球治理的困境主要在于制度困境,而"国家中心主义"理念的广泛存在则是导致全球治理制度困境的主要原因。因此只有超越"国家中心主义",用全球主义的理念来设计和改造全球治理制度,才能真正实现全球治理的发展。作为应对南极矿产资源问题的全球治理制度,《南极条约》体系同样受到"国家中心主义"理念的困扰。然而与此同时,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使得该条约体系较之其他制度更具全球性基因。《南极条约》体系的上述特征使得以全球主义理念为标尺对其进行改造,使其成为南极矿产资源领域的核心制度,就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今南极矿产资源问题所面临的困境。     

醉酒驾驶行为的刑事立法研究

醉酒驾驶在造成多次重大人员伤亡之后,在媒体的广泛关注之下,在司法的困惑抉择之中,在人们的强烈期盼之际,终于进入立法者的视野之内被纳入刑事立法的程序之列。在醉酒驾驶成为全球性的社会法律现象而被作为刑法规制对象的历史背景下,我国对醉酒驾驶的立法现状存在怎样的缺陷,又该何去何从,是每个法律人应当关心关注的问题。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量刑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八)》增设危险驾驶罪,将醉酒驾驶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畴,有效实现了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和预防犯罪机能的功效。但是,对于该罪的量刑,立法及司法均缺乏足够重视,各地法院在量刑中的问题逐渐浮现。以江苏省法院网公布的三百份裁判文书为蓝本研究发现,该罪在量刑中存在诸如对缓刑、免刑乃至出罪的过度谨慎、对量刑情节考量的过于片面、各地法院量刑标准差异过大等现象,反映该罪量刑的不规范、不均衡。此种量刑现状引发的社会效应也是双重性的,一方面建立了醉酒驾驶行为刑法制约和诱导机制,同时又带来诸多弊端,呈现出优势与困境并存的局面。从罪状设计缺少限制性、法定刑配置不具有阶梯型、统一量刑标准缺失等多个角度解构其成因,并力图围绕着各种量刑困惑和社会成因,从血液酒精浓度标准的法律完善、醉驾行为社会风险的分级处理、从轻处罚情节标准的严格设定三个方面,思考解决该罪量刑问题的方案,可期待促使该罪的量刑步入法制的正轨,真正震慑酒驾行为。     

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若干问题探析

醉酒驾车犯罪日益增多,给社会造成的危害越来越大,对此行为法律适用的讨论更加热烈。文章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指导意见及相关典型案例的通知,就酒驾犯罪行为主观罪过形态的认定、醉酒驾车与醉酒后犯罪形态的关系及酒驾、醉驾行为应予犯罪化等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依法惩处酒驾、醉驾行为。     

论醉酒驾车致人损害的交强险赔付问题

本文论述了醉酒驾车致人受损的交强险赔付问题。在分析了矛盾双方,即法院与保险人的观点后,指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22条应优先适用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同时,第76条与第22条中涉及的＂财产损失＂时,均是从广义上来适用的,即＂财产损失＂应当包括＂人身损失＂。文章指出,在保险产品设计中,将酒后驾车列为除外责任是符合风险管理基本原理的。发生醉酒驾车导致交通事故的,保险人除按规定垫付抢救费用以外,对于其他损失和费用均不应承担垫付和赔偿责任。文章提出了逐步改变个案判决要求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做法;对有酒后驾驶记录的被保险人提高保险费率;＂醉驾入罪＂及实施并完善道路救援基金制度,以最终实现交强险制度的本义。     

刑事政策视野下醉驾入刑的正当性论析

从刑事政策的视角看,醉驾入刑是立法机关所作出的一项正确选择。作为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及应受刑罚处罚性的行为,醉驾具有入刑的必要性。此外,面对日益严重的醉驾现状,原有的处罚已不足以抑止此类违法行为以充分保护公共交通安全,故将其入刑亦符合刑法谦抑原则的要求。然而,具有入刑的正当性,并不代表立法规定本身及实施过程中的完美性,入刑后存在的问题同样值得关注。     

法官如何解释法律:基于三年醉驾入刑实践的反思

醉驾入刑实践三年有余,量刑存在“虚实不定”与混乱现象。立法者的醉驾入刑命题在量刑问题上并未被实现。法官们受制于社会危害性理论的解释前见,对醉驾案件采用妥协解释策略,既遵循法律形式主义进行犯罪宣告,又遵循实质解释标准对量刑问题自由裁量。混乱的量刑所承载的法官自身意志对立法目的的异化值得深思。醉驾量刑中法官们的解释过程反映出法治建设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促使法官们合理解释法律,从而有效实现立法目的。     

“醉驾”危险状态实质判断之提倡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属于抽象危险犯,对"醉驾"危险状态进行形式判断,即只要"醉驾"就存在侵害法益的"危险",司法无需做出具体判断,这种机械迎合通说坚持之抽象危险犯性质的解释会得出"醉驾一律入刑"的不合理结论,无法为"醉驾一律入刑"提供出罪路径。"醉驾"的本质是因"不能安全驾驶"而威胁法益,完全没有"危险"的"醉驾"应当除罪化。因此,对"醉驾"侵犯法益的危险状态应进行独立、实质的判断,引入"不能安全驾驶"这一实质标准,进一步细化"醉驾"标准,建立分层判断机制,实现"醉驾"与"危险"判断的同步性,以合理限定"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犯罪圈大小。     

行政法治视野中的执法政策——以公安部治理酒驾的“四个一律”为例

公安部通过电视电话会议针对酒驾治理提出“四个一律”的执法政策,该政策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等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共同构成“集中治理酒驾”活动的法律依据.该类执法政策作为一种行政裁量基准,在行政实践中司空见惯且反映着行政生态,与传统的行政法制共同构成面向公共行政的规则体系,与法律法规有着形式上的离散性和功能上的互补性.执法政策是一类重要的行政法治现象,不仅应给予充分的理论关照,而且要接受法治化的考量和建设.     

从社会学视角解读酒后驾车现象

长期以来,我国酒后驾车现象一直处于较快增长的态势,由酒后驾车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酒后驾车成为备受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从风险社会、制度层面、文化层面、执法力度、安全意识等方面可以对酒后驾车现象屡禁不止的原因进行社会学解读。要解决酒后驾车问题,必须加大宣传力度和执法力度;发挥道德的约束作用;加强对驾驶员的安全驾驶教育。     

大学品牌经营战略源动力与策略研究

我国的高等教育规模与教育实力发展得益于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社会对人才的大量需求,也必然面临新的挑战;实施高校品牌战略,强化品牌经营战略,提升高校实力,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工作,是我国教育部门和政府一项长远战略;对品牌经营建设源动力调查数据分析表明汇聚全体师生员工意愿、审时度势、树立品牌意识一、制定品牌经营战略是十分必要的和符合时势的,并提出了对大学品牌经营策略和应注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