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赋论中的文体自觉意识

扬雄通过对"赋"体从形式到内容"双重谬误"(即"文体谬误"和"意图谬误")的反思,得出了"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结论。这不仅是其辞赋理论的总结,更是其文体意识的自觉。他的这一文体自觉意识内含着"明道、征圣、宗经"的实质和文用兼顾中注重功用的文学价值观,在两汉之际具有继往开来的重大意义。     

《汉志·诗赋略》"扬雄赋"绎释

对扬雄赋的评价,在两汉之交经历了不小的变化.扬雄赋在扬雄生前及卒后的一段时间内并不为人所看重;元、成时期经学的兴盛、辞赋家地位的卑下、扬雄创作自身存在的问题等,是影响扬雄赋在当时评价的主要因素.<七略>品评优劣,将扬雄赋归入第二等,自有其理由.班固著<汉书>,始高度肯定扬雄的创作与理论.班固在<七略>著录的基础上,增补了扬雄的赋篇总数,同时还继承了扬雄的辞赋观,采用扬雄的见解来评论汉赋创作、续成<诗赋略>末尾的总括性评语.这不仅使扬雄赋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扬雄由此成为西汉赋坛上与司马相如齐名的大家,而且也使扬雄的赋论发扬光大,开始确立起独步西汉、沾溉后世的重要地位.     

扬雄的文学批评观与发展意识

征圣和宗经是扬雄的文学批评观之基石。扬雄的文学批评观包含三组对偶范畴:事理与文辞、温润与深沉、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宗经是征圣的必然要求。事理与文辞可以统一而且在圣人们的经书中实现了统一。温润与深沉可以统一而且它们业已成为经书文本的质地特征。诗人与辞人是两类迥然有别的作家类型,其人格特征在辞赋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辞人之赋是对经书的背离,故而必须摈弃。诗人之赋是对经书的拓展,故而应该继承。在扬雄的文学批评观中存在三条发展变化的曲线:其一是从童子到壮夫的变化曲线,其二是从辞赋到学术的变化曲线,其三是宗经与崇道交互运动的螺旋式上升的曲线。扬雄文学批评观的三条曲线端呈出他谋求发展的雄心,而扬雄最终成了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赋体溯源

《汉书．艺文怎》录载赋包括辞与赋,说明辞赋本属于一体。第一个以赋名篇的是荀卿,贾谊用荀卿“赋”之名,屈原辞之实,创汉初骚体赋,枚乘《七发》定汉赋体式。上溯屈、荀之辞赋,根于《易》,宗于《诗》。     

扬雄对诙谐赋文化品位的提高

西汉末,诙谐辞赋在扬雄的手里发生了质的变化.扬雄之前,东方朔、枚皋乃至王褒等的诙谐赋基本上是仅供解颐的作品,而扬雄却用它表现士人对自身的思考和对现实的批判.扬雄对诙谐辞赋的贡献不只是对更为新颖的艺术手法的探索,尤其重要的是提高了它的文化品位.     

扬雄四赋作年新论

目前学界对扬雄四赋写作年代的判定,主要依据《汉书·扬雄传》《汉书·成帝纪》等相关记载,形成了影响广泛的"持《汉书》论"。此论主要特征是将《汉书》作为判定扬雄四赋作年的最可信的证据。由于《汉书·成帝纪》和《汉书·扬雄传》的相关记载并不同时,"持《汉书》论"内部也存在分歧和争议。通过分析《汉书·扬雄传》中颜师古一则注释的错误,指出《汉书·扬雄传》并非是录自扬雄《自序》的第一手材料。"持《汉书》论"之外,《文选》李善注所引《七略》中记载的扬雄辞赋作年,与《汉书》的纪和传均有明显不同。目前学界对于《七略》的有关记载采取相对忽视或简单否定的态度。本文结合汉成帝时郊祀制度变迁的舆论背景、"预先献赋"的文学传统以及扬雄本人"归蜀葬子"的活动,论证《七略》的记载更为合理。扬雄四赋的作年,应该为永始三年(前14)完成《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绥和元年(前8)完成《长杨赋》。     

童子—壮夫论:扬雄赋家身份建构的得失评议

扬雄用喜好"雕虫篆刻"的"童子"拟喻喜好赋文学创作的人,其拟喻是对赋家身份的建构和价值评判。汪荣宝在《法言义疏》中认为童子的雕虫篆刻是费力甚多而实用性不强,故价值甚低的行为,扬雄用以拟喻赋文学创作,以表达他对赋文学价值的轻视和否定。汪荣宝的疏义对赋学界影响甚大。然而,汪荣宝对扬雄童子—壮夫论的释义在主要的方面并不正确,其释义对人们正确理解扬雄的童子—壮夫论产生了误导作用。本文认为,扬雄的童子—壮夫论应从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去理解,其中,童子对雕虫篆刻的喜好所导致的童子对文字书写之功利目的的远离,所生成的童子于文字书写中的游戏娱乐之心理必须给予重视,扬雄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他用经学式"壮夫"的极具价值否定了审美式"童子"的极无价值,用成圣的英雄观取代了大赋作家的英雄观,用为天下思想立法的宏大人生追求抹除了游戏式创作大赋的人生辉煌。扬雄的"童子—壮夫论"如此把赋家在汉代的特定身份和价值敞亮出来,为中国后来的赋家论提供了基本的问题意识,开启了用经学宰制赋文学的理论方向和道路,从文艺学的角度看,其赋家身份的经学建构导致了赋家身份之文学本位的缺失。     

论汉人辞赋观念

汉人辞赋并称、混称,以赋称辞。在汉人辞赋观念中,辞即是赋,赋即是辞,辞赋一体。汉人亦赋颂并称、混称,以颂称赋。能以颂称赋之颂则为诵,是赋之一体;赋、颂不能互代之颂则为美盛德之形容之颂,别为一种文体。汉人辞赋观念中判定赋体的核心标准就是不歌而诵。汉人是从文体的表达方式——配乐而歌或不歌而诵来判定辞赋,今人却以文体内容和形式的主要特征来判定辞赋,因此造成了汉人和今人辞赋观念的差异,也形成了今人对汉人辞赋观念的误解与困惑。     

异域知音:美国汉学家康达维教授的辞赋研究

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康达维教授,是西方当代著名汉学家和汉赋及六朝文学专家.他积三十余年的不懈努力,在中国古代辞赋的译介、研究及学术交流、传播诸方面,都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绩.其辞赋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对<昭明文选>所收赋篇的英文翻译;对汉魏六朝赋篇的具体剖析;对西汉赋家扬雄的全面探讨:对中国古代赋学若干专题的精深研究.康达维教授的这些成果代表了20世纪西方学者赋学研究的最高成就,康达维教授也因此被海内外赋学界誉为"当代西方汉学之巨擘,辞赋研究之宗师".     

当代赋学经典略述

1980年以来,中国赋学研究进入鼎盛时代,著述达数百部之多,其中马积高《赋史》、龚克昌《中国辞赋研究》、叶幼明《辞赋通论》、何新文等《中国赋论史》、许结《中国辞赋理论通史》价值尤高。这些著作或开疆拓土,引领一代风气,或体大思精,建构赋学理论体系,堪称是当代赋学研究之经典。     

谢灵运《撰征赋》《山居赋》的注释问题

谢灵运《撰征赋》和《山居赋》篇体长大,目前的注本很少,注释中也存在一些不足。本文就两赋注释中的部分典故、史实进行了补充、订正。     

语 言 赞 美 诗

人们常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真正明白这句话的实际含义的人其实并不多。只有那些在写作中把对语言美的追求,看作是高于写作本身的人,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到语言作为艺术的真实内涵。语言是值得赞美的,因为语言是一切艺术最初的逻辑起点和最后的终极目标。     

一首不朽的时代颂歌--《凤凰涅槃》简析

<凤凰涅槃>是郭沫若的新诗集<女神>中的代表作.诗人借凤凰集香木自焚而再生的故事,表达了与旧世界同归于尽的决心,和渴求自我新生、祖国新生的强烈愿望.全诗充满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     

《校猎赋》就是《羽猎赋》吗？——兼论扬雄初为郎的时间及年龄

只要尊重《汉书.扬雄传》所载事实并仔细分析,就可以认识到《扬雄传》正文中的《校猎赋》并不是赞语所提及的《羽猎赋》,扬雄的推荐者确实为王音,正文与赞语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矛盾;以赞语中的王音、王莽和《羽猎赋》为线索,可以推知扬雄初为郎在鸿嘉元年到永始元年(前20—前16)之间;时年“四十余”,实为“三十余”之形讹。     

唐宋赋学论议

唐宋是中国赋学批评史上的中衰期,其理论成就上不及汉魏六朝,下不及元明清,然唐宋两代科举试赋（律体赋）也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赋论特色：一是赋的本体论,即赋如何写的问题,亦是璺学古律之辩的一个重要方面：二是赋与科举的牵连,围绕着科举试赋,文学派与经义派展开了不断的论争,并备才学之辩发展到朋党之争,赋与政治的关联日益凸显。     

汉代赋史上的一朵奇葩 --浅议蔡邕的恋情赋

汉代,润色鸿业的大赋占绝对统治地位,使汉代文风平直呆板,缺少革新精神.汉末文坛巨匠蔡邕的恋情赋则独树一帜,蔡邕在赋中热情地歌颂爱情,大胆地表露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蔡邕的恋情赋对美女的描写细腻生动,对爱情心理地刻画淋漓尽致,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赋中以常人的口吻描写普通人的爱情婚姻生活,丝毫不带道德教化的色彩.这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汉末文风,对后代的恋情文学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甲骨文与《商颂》

在学术史上,有关《商颂》的作者与作期问题,从汉代开始就有争论。古文学派认为《商颂》作于商代的贵族祭司阶层,今文学派则认为是周代的宋国大夫正考父所作。这两派观点一直持续到近现代而未有正解。自从甲骨文资料的不断出现,解决这一千古论争成为可能。今考甲骨文中有《商颂》所提到的族名、王名与地名;甲骨文中的词汇与《商颂》中的主干词汇完全一致;更重要的是,殷墟花园庄东地所出的甲骨文中,还有贵族子弟系统接受“学商”“秦商”“舞商”活动的详细记录。这说明,《商颂》在商代确实已在贵族阶层中流传了。     

张衡《髑髅赋》解析——庄子对汉魏抒情赋的影响

张衡在东汉可谓是"士"的先知先觉者,他以<庄子>"髑髅"命篇的<髑髅赋>,是汉赋中第一次仿庄子寓言而作的抒情赋,以知命为解脱,体现了张衡对人生的一种理性认识.此后汉魏赋家多有此类作品,<庄子>"髑髅"作为论及生死的文学意象因此在魏晋得以传播,张衡的首开之功是值得肯定的.     

我国自嘲杂赋的源头

西汉东方朔的《答客难》,被认为是最早的文人以自嘲方式写的诙谐杂赋,而《答客难》的源头是宋玉《对楚王问》。本文认为,《对楚王问》没有愤世嫉俗之情,没有诙谐解嘲之意,与《答客难》风格迥异。而《荀子》的《为说者曰》以嘲讽的口吻表明孔子之时与荀子之时政治环境的不同,感情异常激动,愤世嫉俗之情溢于言外,形式上是以四言韵语为主的赋体,是自我解嘲这一体文章的直接源头。     

错彩镂金老上海——木心《上海赋》赏析

文学作品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不能推卸其传承民族文学品质的责任,木心虽则长期旅居海外,但其用母语写作并恪守汉语习惯的创作引起人们的关注以及争议。《上海赋》以传统"错彩镂金"的文笔对上海的历史、人情、风物、民俗进行了描摹,生动再现了老上海的原貌,其继承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意义在当今尤其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