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视野中的农民主体地位

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根本又是农民的地位问题.农民主体地位的缺失,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缺失;农民主体地位的确立,则关乎社会和谐理念与准则的基本确立.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论农民休闲与人的主体性

人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主体性问题就是人在自己对象性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传统社会中,农民的主体性被包裹在客体性之中而发挥不足.作为农民的存在方式和实践形式,休闲可以促进农民的自我实现,实现农民的自由个性,发展农民的主体属性,实现农民自由全面发展进而发展农民的主体性.     

论社会组织在我国宪法体制中的合理定位——关于《宪法》第二条的完善建议

具有主体性、自治性与民主性的现代社会组织,既有利于扩大公民的民主参与,也能有效监督、制约政府,更能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在我国,由于权利缺位,关于社会团体的制度设计既不符合效益原则,也有悖于权利本位的法律理念,更有违人权保障的政治要求。为此,建议完善《宪法》第二条,赋予社会团体自治权,合理定位社会团体在宪法体制中的地位,明确自治活动与宪法、法律之间的关系,从而构建公民自由、社会自治、国家自律的现代宪法结构。     

农民主体地位与三农问题的持续解决

农业国工业化的发展规律和中国的特有国情,决定了三农问题是伴随中国现代化进程始终的重大问题。三农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即农民的主体地位和权利问题。抓住了这一实质,才能找到持续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和措施。因此,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围绕着如何确立并保障农民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主体地位来展开。     

论“三农问题”的现状与解决前景

"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中国的重要问题,也是长期困扰中国政府的一大难题.解决"三农问题"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农问题"的解决程度,尤其在世纪之交的今天,"三农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紧迫性,必须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准备,解决"三农问题"已具备了现实的可行性."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政府、社会和农民个人的大力协作.     

论宪法稳定与宪法修改需求性的价值平衡

我国现行宪法文本自1982年制定以来进行了四次修改,而这四次修改皆因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发展等外力所助推的结果.宪法需要适应社会的发展,同时由于宪法自身最高法的特殊性,宪法又需要保持稳定性.实现宪法的稳定,需要重新建构宪法稳定观,追求宪法实质稳定而放弃社会转型期的形式稳定.明确社会发展对宪法修改的合理需求性,平衡宪法稳定性与社会发展需求性之间的二元矛盾.     

论我国宪法部门和国际法的冲突与协调

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居于最高法地位的宪法与国际法中条约的关系问题,涉及宪法部门的根本法地位和"条约必须信守"原则的实现问题.在经济全球化和各个主权国家交往关系日趋复杂、微妙的背景下,必须重视解决国际条约和我国宪法典或宪法性法律的冲突与协调问题.     

论中国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与作用

中国宪政体制确立了人大主权和机关分工的原则,全国人大总揽全部国家权力,制定宪法,依分工原则设立不同的国家机关,授予不同的宪法权力,检察机关是其一。检察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地位平等,互不隶属,具有独立的宪法地位。从建国至今,检察机关组织法几经变迁,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制定后,检察机关被认为不再享有一般监督权。此观点有违宪法的原意,现行宪法并未剥夺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权,检察机关享有完整的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实际工作以打击各类犯罪为主,具有维护政治、社会和法律秩序的作用和功能。近年来,检察机关的政治功能被不断强化,法律监督的作用未能全面彰显。这是今后检察工作应当着力解决的问题。     

在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中国宪法上的家庭观及其转型

重思家庭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需要科学的家庭观以及与此相应的制度构造。新中国宪法史中的家庭观延续和发展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对于家庭与国家关系的文化反思与选择,将家庭改造纳入到以个体自由保障和国家能力整合为核心的现代国家建设议程中,形成了四种典型的家庭观念形态,分别是作为革命对象的家庭、象征个体自由的家庭、再政治化的家庭、个体与国家价值适度平衡的家庭。因家庭未在宪法价值体系中获得主体性地位,使得家庭观念受宪法整体价值诉求的影响,呈现为一种在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间徘徊的特征,并在部分历史时刻走向了极端,对个体、社会和国家都产生了消极影响。走出历史困境,需重建具备主体性的家庭观和制度表达,通过宪法及其相关制度平衡个体、家庭和国家的宪法关系。     

从政治主体到法律主体：宪法权利主体的嬗变

我国宪法文本中的权利义务主体经历了从人民到公民的嬗变。这一变化是一种主体性的回归,即从政治主体回归到法律主体。体现了社会变化发展与法律进步,既拓展了权利义务主体范围,又充实了权利义务内涵,实现了宪法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的统一。权利义务主体的整体性使得人人平等观念有了法理逻辑,同时也为主体的身份识别与保护提供了宪法基础。这一进步是历史性的,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阶段性发展,同时也反映了宪法至上的法治理念及宪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统帅地位。     

我国镇村经济创新模式研究

镇村经济是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单元,加快镇村发展是形式所趋、发展所需、民心所向。但当下部分地区出现了镇村发展思路上抱残守缺,工作方法上墨守成规,镇村工业质效低,引领支撑能力差,农户创业积极性不高等问题。唯有以创新为引领,坚持拓展思路,才能提升镇村工业质效,激发农户创业热情,推动镇村发展实现新突破。     

安徽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分析思考

结合安徽省实际，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产生及特征分析出发，讨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育环境的改善、组织发展的现状、进展与问题，并针对有关问题提出相应的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思考与政策建议。提出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联系社会各经济主体间利益互动的纽带，但现实面临着种种的困境和问题，使得在进一步探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研究中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     

闽中地区S村被拆迁户农民相关想法调查

农村拆迁安置工作关系到被拆迁户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被拆迁户群众所持有的相关态度、看法直接影响拆迁安置工作的顺利进行以及社会的稳定。运用社会学调查方法对S村被拆迁户农民相关想法进行调查,从中发现农村拆迁安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试图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参与式技术发展中农民间的合作

技术转移、人力资本开发、社会资本培育和改善自然资源的持续管理水平,是农业技术推广的主要目标。参与式技术发展遵循“过程论”思想,从研究问题的选择到技术方案的实施,均为实现农业科技成果本地化及农民自身与环境的对接,利益相关群体的共同参与为其主要方式。以农民与科研人员合作引进、开发适宜性技术为案例,采用文字表述和数据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多方面分析参与式技术发展中的农民合作意愿与行为,从不同角度探讨农民间的合作对农业技术发展的作用。结果表明：参与式技术发展为农民提供了相互间交流与沟通的平台,提高了农民参与技术发展的热情,加强了相互间交流的频率,增进了农民的相互间合作意愿;农民间的合作促进了技术信息在农民间的流动,提高了技术传播效率,增强了农民对新技术的需求,农民的人力资本得到开发、社会资本得到加强。     

对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发展的几点认识

以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发展是对中原崛起战略认识的升华,是通过城镇化打开“三化”协调的结,破除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空间约束。新型城镇化要求在保证农民原有权益不受侵害的前提下,加快解决农民“进得去”城市和“出得来”农村两大难题。根据空间和功能结构特征,中原经济区应划分为五大城市板块,各个板块之间以及各板块内部应该充分考虑城市建设的空间、规模、功能、交通等城市形态的实现问题。     

冲突中的社会公正:农地冲突中农民经济诉求的表达

农村土地冲突的实质是农民经济利益被侵蚀后寻求经济诉求表达的外在表现形式,制度利益的缺失、公权力的强势、规则的缺位等原因致使农民经济诉求无法得到及时、规范、有效、和谐地表达,农民发展利益受损,与社会公正严重背离。建立健全农民利益代表机制和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变革农户主体制度,实现农民经济诉求的法治化表达,是农民利益特别是土地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和发展,促进社会公正的最终实现。     

构建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社会保障制度

由国外社会保障制度及其内容论及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说明在我国新旧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建立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性。针对我国社会保障现存的问题，从相关立法、社保基金的筹集及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等方面提出一些改革建议。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调研与思考

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一个影响面非常广泛的社会问题，是需要重点关注和解决的民生问题，是涉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问题。当前失地农民面临的两大难题是社会就业的出路问题和养老保障的退路问题。根据政府关于失地农民的一系列政策，在实践中必须积极探索切实可行的途径和方法，要确保“以土地换保障”政策的落实到位；要确立失地农民就业优先的理念，逐步实现城乡统筹就业；要充分体现惠及全体农民的“低水平、有弹性、广覆盖”的农村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精神，实事求是地制定、完善和落实相关的配套政策。     

中国失地农民问题研究:主题转换与未来走向

中国失地农民问题发生着由生存矛盾到发展矛盾的内在演变,相关研究因此而在不同阶段转换所关注的主题。但目前研究的基调仍主要定位在“保护弱者”的单一立场,研究的视点多投射于失地农民之所“失”。失地农民问题后续研究如果要进入以探讨失地农民发展问题为主的新阶段,如何让失地农民分享城市化成果而于城市化过程有所“得”是研究者拓新专题和拓展视角的重要指引。研究发现,失地农民的发展问题将着眼于其城市生活空间公平的获得。帮助失地农民在城市构筑能满足其就业、收入与保障需要,并享受公平、正义与福利条件的新生活空间或许是解决其发展问题的关键。     

农民维权理性的法理学思考

当代农民维权行动具有强烈的工具理性特征。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农民维权行动虽能在特定个案中发挥作用,但其隐含的压制性逻辑却会对社会和谐产生负面影响,难以产生普适性的问题解决规则,难以摆脱工具理性自我否定的内在困境。交往理性是超越工具理性,并使农民维权行动获得理性化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