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清末法律变革的内在理路

回复"三代"理想、昌明古法"精义"实际为清末法律变革的重要内在思虑,也是那次法律变革的重要出发点,变革的结果事实上令传统法制终丧其"体",但同时, 亦令到"野蛮"、"残忍"成为人所习用的概括"中律"的关键词.对于这一结局(或许尤其是后者),即使是对沈家本这样的法律变革的主持者而言,也是相当出乎意料的.清末法律变革由自信和期待出发而终至于"反失其故"的结局,单单这一颇有戏剧性的过程本身,便已极耐人寻味.尤其, 清末"法变"实际所遭遇的问题是"如何变"的问题, 它所触碰到的是法律的内在精神与其外在形式的协调这一法理学上的核心问题,即使时至今日, 这仍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     

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近现代变革

面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在近代的深刻危机,中国社会曾作出了种种回应,选择了种种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其中, 中西古今之争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而从“中西之争”到“古今之争”的演变是人们对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危机与中西社会文化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和推进的表现,它典型地展示了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变革的一个轨迹。同时,它也在客观上提出了由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历史与世界文化这一新的重大时代课题。     

从孔子和苏格拉底的论述看中西法治的伦理传统

“人是什么”是苏格拉底和孔子共同关注、探讨的问题,他们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表述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各自特点,这种特点构成了中西法治之间差异的背景。文章主要分析了苏格拉底与孔子的伦理观,从他们两人的伦理观窥辨中西法治之间的伦理传统差异。     

中西差别与"现代化范式"的反思

邓正来教授的长文《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深刻地分析了中国法学发展的现状,有力地揭示了其中所存在的根本困境。笔者认为,邓教授的论文实际上反思的是如何认识困扰中国一百多年的“中西差别”问题。由于没有注意到构成性限定词与归属性限定词的区分,邓教授不经意地把“西方现代化”等同为了“现代化”,这容易让人对他真正论点产生误解。此外,笔者表明,邓教授对范式的使用与库恩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并且没有为他的用法提供充足的理由。邓文中的这两个问题都有可能使我们对“中西差别”的认识产生误解,因此,文章的结论是:“现代化范式”并不适合用来概括中国法学困境的根本原因。     

从中西思维差异谈美学的研究态度

重“理论”与重“实用”表现了中西传统思维差异的一个方面,这一差异使中西学术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对这一差异及其产生的结果的研究为美学发展应采取的学术态度提供了借鉴。     

论梁漱溟的中西古今观

在“中西古今之争”的问题上,梁漱溟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对当时的西化派的。当然,梁漱溟在某种意义上也承认中西文化之同,并以此为立论的出发。他阐述了中西之同两方面：共时方面的文化三层说和历时方面的文化三期说。实际上,梁漱溟所认可的,只是中西不能相提并论,一古一今不能等量齐观。其实,在中西之别和古今之异中,梁漱溟更强调的是中西之别,古今之异根于中西之别。因此,有些中西之别是古今之异,有些则不是,关键要看它在哪一个层面上来说。所以,中西古今不能一概而观,文化的不同既有中西之异,又有古今之别;中西之异比古今之别更为根本。或许正如梁漱溟所言,我们所需要的思想,首先是一种态度、一种情感、一种意志。     

西学东渐与现代学术范式的确立

在西学东渐的持续冲击与传统的日益变异崩解的清末民初是学术旧范式破裂和新范式孕生的 “关键时刻”。新学制的推行,政治与学术、致用与求真的区分,通才之学向专家之学的折转都为现代学术范式 的确立准备了机制和理念上的条件。代表清末民初两代学人并在新旧之间保持着必要张力”的章太炎、梁启超、 王国维等则为新旧转换过渡的关键人物在中西融合创新的前提下所确立起来的新的话语模式新的思维模式、 新的学术精神、新的学术方法则标志着新的学术范式的确立．     

中西文论对话与理论创新——论刘庆璋的“文化诗学”构想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始终是在与西方文论前沿的互动对话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话题,进而完成自我理论更新。对西方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引入,便同样是本土语境中“语言论转向”与“文化转向”这一文论模式“内—外”更迭后对西方前沿思潮的吸纳、改造与升华。“文化诗学”作为世纪之交中西文论的一次“典型性”异质文论间的跨文化对话,不仅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于现实文化困境中的理论突围,还是刘庆璋等文论家试图于中西文论互动对话中变革更新当下文艺理论范式的时代选择。     

从清末法律移植看沈家本的修律思想

作为一名清末的修律大臣 ,沈家本对晚清立法影响之深 ,作用之大 ,无人出其右。他的才学与卓见 ,特别是对中西法律的见识 ,指引着晚清立法变革的方向     

反思“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前提性问题

“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是中国人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自我 ,寻求生存与发展新理念的重要课题。这种研究的主题与目的不仅仅局限于直接、表面地讨论“中西哲学”知识性的“异同”或“相通” ,而是要从根本前提出发探讨与反思“中西哲学”各自的性质、特点、个性及其“长短” ;发现与评价“中西哲学”各自的人类性意义与价值 ;寻求创造人类新哲学的理论前提和思想资源。     

林志纯的“中西古典学”

在理论和实践上构建“中西古典学”是林志纯（日知）先生学术成熟后用力最深的方向,是先生一生学术的精华所在,其中寄托着对未来中国世界古代史乃至整个史学研究工作的希望。林先生在讨论“中西古典学”的时候,并没有首先抽象地探讨学科划分之类的问题,而是用一种研究规划的方式勾勒出“中西古典学”的问题意识、时空范围、基本立场。本文根据林先生的理论勾勒和具体研究实践,试图重现“中西古典学”的框架,并对其中有争议的内容做出自己的理解,希望对当前关于“古典学”的讨论有所助益。     

袁世凯与晚清地方司法体制的转型

在晚清法律制度变革过程中,作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是积极的推动者,其角色和作用值得关注。首先,他联合地方督抚,形成影响朝政变革的高层推动力量;其次,举荐精通中西法律和体制的专门人才,从政体构架和法律内容上注入新质;其三,积极推行地方政体改革,率先实行地方自治实验。清末以“预备立宪”为程式的政体改革,很多内容并未能在中央体制层面得以落实,而是借助地方改制实验为样板,以求渐趋推进这一“样板模式”。袁世凯在天津率先实行的地方司法改革,对于制度性近代转型的样板价值,是不无意义的,其纳旧入新的渐进性特征,绅官体制的过渡性模式,以及以新代旧的总体性目标等内容,体现着复杂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特色。     

中西新闻学比较研究的学术立场和基本模式

中西新闻学比较研究应从“全球化”的基本前提和参照出发,将逻辑重心落在“地方化”之上,立足于保持本土新闻的个性、价值和谋求本土新闻的变革与发展来从事研究。与此相联系,中西新闻学比较研究的基本模式包括:共通性研究、互补性研究、求异性研究和辨析性研究。基于上述学术立场和基本模式的中西新闻学比较研究,既能拓展中国新闻学的理论空间,又能为中国新闻学的理论原创提供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     

从中西思维差异谈美学的研究态度

重“理论”与重“实用”体现了中西传统思维差异的一个方面,这一差异使中西学术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同时也证实了理论学科强大的生命力。对这一差异及其产生的结果的研究为美学发展应采取的学术态度提供了借鉴。     

清末民初湖南社会习俗演变动因探析

清末民初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一个历史性变革时期。这一时期湖南社会习俗的演变是当时湖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心理和观念变革的必然结果,也是对西方文化冲击的一种“回应”。     

批判的思维方式——中西哲学融通之路

每一种哲学都内在地蕴涵着一种特殊的哲学思维方式。而每一个时代的哲学家几乎也都希望自己的哲学能够为人们提供哲学思维方式上的指引。西方哲学史是一部批判与创造的历史。同样,批判的思维方式在中国哲学发展中也有着特殊的表现形态。批判的思维方式作为哲学思维方式中持续的、巩固的、最基本的思维方式,成为其不断变革的内在动力。以批判的思维方式为视角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研究,是我们今天进行哲学思考的一个必要的切入点,也是中西哲学实现融通的必然之路。     

功利、正义、良知与法律文化——一个道德哲学视角的分析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伦理化或者说道德化问题，是清末以来中国法律学人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但由于学科不同，学者所做研究也局限于各自的已经领域。以伦理学为视角，依伦理学上的功利、正义与良知等基本理论为基础，对涉及中西传统法律文化的相关方面的进行分析与论证是十分必要的。东方儒家伦理与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伦理有其共同的属性，但由于产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背景不同，因此，建立在各自文化基础之上的法律也有很大的差异。儒家伦理根源于农耕文明，与宗法血缘有着密切的关系，法律渗透着浓厚的儒家之“仁爱”，国家主义与家族主义的精神弥漫；基督教伦理与上帝“救世”的情怀相联系，侧重于原罪的理论，并与古典文明相呼应，闪耀着理性主义、平等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光芒。     

“现代性”的“中国知识”

本文阐述了“现代性”具有观念和话语的多样性 ,韦伯式的“中国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百余年来中国现代性的主要讨论形式是中西体用之争 ,其以非此即彼的方式误解了现代性 ,其争论焦点正是中国“现代性”的困惑所在。文章探讨了中国现代性的生成条件与遵循方向 :“现代性”在其生成上有赖于各特定社会的既有条件和可利用资源 ,只有向内寻求的自觉转化 ,才能开出真正有意义的中国现代性     

中西美育"净化"说之比较认知分析

由于中西的人文背景和历史文化传统不尽相同 ,中西美育思想家在论述“净化”的具体含义、途径及方式时 ,也便有所不同。比较中西美育“净化”说的异同 ,科学认知中西美育“净化”说的特征 ,对于深入把握美育“净化”功能的内涵 ,充分发挥美育“净化”的作用 ,积极促进人们构建正确的审美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具有重要的美学理论创新价值和审美实践指导意义。     

从《大清新刑律》看中西法律的冲突与融合

《大清新刑律》是清末修律活动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但由于修律本身只是清廷变法自救的产物，因而《新刑律》在内容上就不能不是一个新旧杂处的矛盾体。一方面，《新刑律》吸收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刑法制度中的精神、原则和立法技术，确定了罪刑法定主义原则，废弃了沿袭几千年的肉刑和酷刑：另一方面，传统法律制度中的“十恶之罪”、“容隐”、“尊卑”等维护封建常纲礼教的内容也被大量地保留下来。这实际上是中西两种不同质的法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