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领、中产与消费——当代中产阶层的职业结构与生活状况

在当前经济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社会结构和中产阶层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基于2006—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分析发现,我国城镇地区率先进入了"白领社会",白领从业人员数量超过全社会就业人口的一半,实现了职业结构的初步转型;由白领为主体构成的中产阶层约占1/4城镇人口,城镇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的重合度更高.一部分白领虽然职业地位较高,但因受到收入水平的局限而无法跻身中产阶层.虽然白领群体的生活机会有所分化,但是"白领社会"这个新阶段对于人们的生活福利和整个社会的消费文化都有重要启示.数据显示:一方面,中产家庭的生活质量更高,对于文化娱乐和耐用品消费的欲望也较高,消费升级的趋势最先出现在中产阶层,逐渐向中低阶层扩散;另一方面,较高的住房支出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产家庭的消费和福利.政策建议强调打造现代服务业就业体系,扩大中产阶层群体,加强"中高端"消费市场供给,满足消费升级需要以及围绕改善民生扩大消费.     

中国中产阶层的社会心理亚健康状况分析

当代中国社会的中产阶层的崛起是始于1978年倡导的改革开放。中国中产阶层是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一群,但他们也存在自我认同的非理性、地位焦虑、心理负荷超载和相对剥夺感等负面的心理,使其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一些亚健康状况。     

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60年

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处于社会大变动时期。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由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演化转变为“十大阶层”。值得关注的是改革30多年来,中国中产阶层正处于崛起阶段,尽管这个阶级阶层结构还存在诸多的问题,然而一个现代化的阶级阶层结构雏形已经形成。     

“中产阶层”在抢占社区吗？

社会学家认为,中产阶层在社会中占的比重越大,社会结构会越稳定。而事实上,在社会“中产阶层”不断扩大的过程中,会显现出一些社会问题。这种问题在美国正在发生,在发展中的中国城市中也初露端倪。比如出现在北京老城区中的昂贵的四合院,以及高档楼盘,正在改变着当地的社区文化特质。似乎中产阶层的发展是全球性的,也是大多数人所盼望的。让我们通过下文来了解一下,在美国,中产阶层的发展给社区带来了什么     

中日中产阶层性质特点的比较分析

本文针对日本<下流社会--新阶层群体的出现>一书在中国广受关注,且认同者多为中产阶层成员的现象,试从中产阶层的形成及结构特点等角度对中日两国的中产阶层性质进行比较分析.与经济上的"中间位置"性这样一种日本中产阶层的本质特性相比,中国中产阶层具有阶层形成的意识形态性、阶层意识的薄弱性、阶层状况的弱势性等阶层特点.在"下滑感"造成阶层心理动荡并可能引发社会结构不稳定这一点上,二者不无相通之处,这促使我们在实现中国和谐社会发展的整体目标下,切实关注中产阶层的生存状况.     

论我国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转型

文化心理是人类社会现象中一个重要层面,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社会的主体是人,社会的发展需要人去实现。中国各少数民族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他们的文化心理必然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如果这一主观因素符合时代要求,那么它将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否则就起阻碍作用。因此,随着民族地区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必然转型。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转型就是价值观念结构关系的转型、政治价值观念的变化、经济价值观念的变化和伦理价值观念的变化。     

新经济浪潮与中国乡土社会结构双重转型

新经济崛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在新经济推动下,新一轮社会转型浪潮席卷全球,以传统农业经济为根基的中国乡土社会结构同时面临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向以新经济为主导的后工业社会的双重转型。把新经济引入中国乡土社会,则必须重新对新经济浪潮做出社会认定,对新经济崛起与中国乡土社会结构转型做出历史定位,以保证在新经济浪潮下中国乡土社会结构转型的良性运行。     

浅析当代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兴起的时代背景

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能够在中国兴起,既是当今世界改革与民主化浪潮的不断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试论我国中产阶层发展的悖论及其出路

中产阶层是一个社会结构形态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型的决定性因素,也是一个社会逐步走向规范、成熟的显著标志.这里分析了我国中产阶层发展过程中无产阶级专政性质与中产阶层的实际政治参与之间的悖论,以及普遍的社会诉求与社会所能提供的有效诉求渠道形成的矛盾、利益的差异性与同一性的不可协调性,并就此提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     

论中国的和平崛起

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最大热点之一。中国为什么能够崛起?中国是因和平而崛起,总体和平的国际环境提供了中国崛起极其有利的外部条件,中国也一直为争取一个和平建设的国际环境而不懈努力。中国是怎样崛起的?中国是以和平而崛起,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一贯奉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和平建设原则,体现了中国崛起有理有利的全新发展战略。中国的崛起将给世界带来什么?中国是为和平而崛起,和平发展谱写了促进世界发展事业的崭新篇章,中国的和平崛起必然激活世界经济"一盘棋",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而又坚实的力量。     

论中产阶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稳定器作用——以亚里士多德的社会稳定观为题引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其名著《政治学》中提出,中产阶层不发达是政治不稳定和独裁政体代替民主政体的根源。亚里士多德的以中产阶层为基础的社会稳定观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现实启示:一个真正现代化的、稳定的国家必然是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高、低收入者所占比重都不大的“橄榄型”构成,也就是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结构。因而可以说,中产阶层占据主体地位是现代社会保持稳定的“安全阀”和结构性因素,中产阶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稳定器。就亚里士多德的社会稳定观及其对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保障社会稳定和谐的现实启示意义作一点探讨。     

当代境遇下的阶级分析与阶层分析

阶级分析和阶层分析是研究社会结构的两大理论范式,具有不同的理论视角、研究思路和分析结论,又在某些方面不谋而合。在处于社会转型、阶层分化的复杂社会环境之下,必须始终坚持阶级分析,同时对阶层分析也必须理性对待,两者可以也应当尝试相互借鉴,相互补充,只有这样才能更全面地分析目前我国社会结构的状态,解决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关于中产阶级和中间阶层

在市场转型以后,我国的中间阶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由独立经营者构成的新中间阶层,而且新、老中间阶层的更替速度非常快,作为改革以前典型的中间阶层的由国有企业职工组成的群体出现整体性的衰落。在任何社会中,中间阶层都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社会力量,因此,中国要获得经济稳定的发展,就应尽快实现从经济分化时期向中间阶层兴起时期的转化。     

我国中等收入阶层需求分析——兼论企业营销变革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阶层构成开始发生变化,其中,中等收入阶层正成长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尽管目前其所占比重仍较小。营销者必须重视这一变化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影响。本文在对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产生背景和基本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着重研究了中等收入阶层的需求和购买行为特征;然后,针对企业的营销变革提出了一些看法和建议。     

阶层分化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视角探析

改革开放二十多来,中国社会阶级结构从“二个阶级、一个阶层”演变为多阶层,这一演变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党应在多阶层分化局面中从执政的合法性视角、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角、社会整合功能视角、实现党内民主从而代表各阶层利益视角等方面综合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扩大新社会阶层有序政治参与的途径

随着新社会阶层经济实力的增强,其政治参与意识日益突出,政治利益诉求日益强烈,已成为现实政治生活中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反映着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体现着党和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动关系,是衡量我国政治民主和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尺度。从政治学的视角,在对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特点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试图从加强教育培训、把握舆论导向和拓宽参与渠道3个方面入手,深入探索扩大我国新社会阶层有序政治参与的有效途径。     

科学分析当代中国阶级阶层的新变化——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看待党的阶级基础的增强和群众基础的扩大

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共产党只有用阶级分析方法才能正确解决依靠谁和团结谁的问题.中共十六大提出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等六个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等马克思主义理论新论点,是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中国阶级、阶层变化得出的必然结论.     

我国当代社会阶层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也随之出现了变革,目前我国社会成员分为七大社会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产业者阶层、资源流转者阶层、学术阶层、闲逸者阶层、新社会阶层以及弱势群体阶层。     

我国近代社会转型路径的反思——以宪政和民主联结为视角

时下,宪政民主再次成为学界热议的焦点。民主从本意上讲就是人民的统治,宪政的本质是对权力进行限制,两者并非天然地结合在一起。英国通过对中世纪传承下来的宪政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使之与人民主权论相结合,实现了宪政和民主的联结,也构建了有秩序的现代政治文明;而中国近世,在理性主义的引导下,移植西方政治制度时无视英美宪政民主,推崇法国模式和纯粹的民主政治,结果将社会转型引向歧途。因此,在社会转型的今天,要警惕理性主义,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宪政和民主的联结是英国＂自发演进＂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在无＂文化亲缘性＂的国度进行制度移植具有失败的必然性,我们应重新审视我们的传统,从中发展出与宪政民主功能相同的制度。     

北非中东动乱及中亚：何如、何为与何去

2011年以来暴发的北非中东地区动乱是这些国家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街头政治”是此次动乱主要表现形式。中东北非国家的的结构脆弱性是动乱的诱因,而这种结构性的脆弱归根到底是西式“民主”与“前现代”的东方式的帝王情节的碰撞和对决的结果。目前中亚国家结构脆弱性同北非中东国家也有类似之处,这种潜在危险也逐渐开始影响到中亚国家未来政治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