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视野下村民代表的权域

根据村民自治制度的设计,村民会议是村级最高决策形式,但是,在很多地区村民会议难以发挥作用,而村民代表会议正在取代村民会议成为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主要形式。因此,村民代表权力的运作的合法性就成为成为问题的焦点。根据对村民代表应然权域和实然权域的考察发现,在村庄事务中村民代表的权力运作,既存在着越域,也存在着限域,很多情况下两者并存。要克服上述困境,必须要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加强公民教育,探索出消解村民代表权力运作过程中的“合法性困境”的路径。     

新形势下村干部腐败问题治理研究

从社会不良风气降低村官道德水准、留守人员素质影响村民自治水平、乡村宗族势力阻碍基层民主进程、政府监管不力制约农村反腐成效等方面分析当前农村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的原因,提出"三个结合"预防和治理村干部腐败的新思路,即教育管理与人文关怀相结合、制度建设与惩处腐败相结合、科技反腐与民主监督相结合,营造村干部不愿腐、不敢腐、不能腐的村级权力运行新环境。     

探索村级民主监督新思路深化“村官保廉”体系建设

近年来,浦口区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管理民主”的主题．按照市委《构建“村官”保廉体系，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意见》的部署和要求．探索建立村级民主监督委员会制度．将纪检监督工作触角延伸到村和涉农社区,初步走出了一条党组织领导下的、具有村民自治特色的、代表村民依法行使民主监督的新路子。     

论村民自治权力制约机制的构建

对村民自治权力进行必要的监督与制约,是保证村民自治权力运行不偏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村庄公共利益轨道的基本途径。现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条文规定较为模糊,该制度的实际运行效果与文本设计有所偏离。应当以村民自治内涵为基础,以权力划分与制衡为思路,构建"村权三分、支部监督、村财共审、规范公开"的村民自治权力制约机制。     

村民自治的发展路径与走向——河南省中牟县白沙镇村治经验及其启示

河南省中牟县白沙镇村治实践的特点是:第一,注重村民能力建设,找准农村民主权利主体建设的突破口;第二,注重对乡土传统文化资源的整合利用,把村民自治的发育成长建立在农村社会现实之上;第三,注重"培育引导",理顺乡镇政权在村民自治运行中的角色和作用;第四,注重制度创新,为非权力精英提供制度化参与村民自治的平台。白沙镇的村民自治实践对于村民自治的未来发展给予了很大的启示。未来的村民自治的发展方向应是由制度民主转向日常民主,具体来说:第一,从选举民主到治理民主:村民自治的内涵得到了深化;第二,从制度建设到能力建设:村民自治重心的转换;第三,从个体参与到组织化参与:村民自治良性运行的关键。     

程序性权力：“区块链+基层监督”体系的构建

“区块链+基层监督”体系的构建与运作,体现了基层监督中“程序性权力”,程序性权力是脱离于人而运作的监督机制,具备智能合约、去中心化以及数据存证等多种内在优势,进而推动基层监督的路径创新：一是基层纪检监察组织与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协同监督;二是村干部权力腐败的自动预警与研判;三是预防村干部腐败的高压场域。根据上述基层监督路径的不同特点,村干部权力的监督方式呈现出新的形态,即常态化监督、目标式监督与跟进式监督。同时,程序性权力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某些风险,可以采取建立备案机制、完善技术监管体制、建立数据反馈与处理机制等办法进行规避,由此确保基层监督中程序性权力的有效运作。     

试论我国行政权力监督缺位的根源及治理对策?

行政权力是公权力的核心。如行政权力的监督机制不到位,则腐败的出现就是不可避免的。对腐败问题的研究,必须从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机制入手,才能找到其产生的根源和治理的对策。笔者认为,我国当前权力腐败产生的根源主要表现在：正常的权力运行制约机制不到位,政党监督机制作用发挥不理想,社会监督机制形同虚设,司法监督机制难以开展。因此,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要从以下方面入手：其一,建立以合理设置行政权力,加快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科学界定政府职能为重点的权力运行制约机制;其二,建立纪检监察部门垂直领导体制,扩大党内民主范围,完善民主党派监督的政党监督运行机制;其三,提升公众的监督能力,完善信访举报制度的社会监督机制;其四,建立跨区域的人民法院和检察院制度,打破司法保护,形成有效的司法监督机制。在四大监督机制的建设过程中,权力运行制约机制是重点,政党监督和社会监督是重要组成部分,司法监督是根本。只有这样,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民主政治建设治理腐败功能与制度安排论析

民主政治建设包括民主政治文化建设、民主组织机构建设和民主法律制度建设。加强民主政治文化建设,能够让官员在内心形成自觉抵制腐败、抵制社会不良风气的观念,做到"事前"预防腐败;加强民主政治组织机构建设,为权力运行编制周密的监督网络,"把权力关进笼子",做到"事中"监控腐败;加强民主法律制度建设,可对已经发生的腐败行为进行严惩,对其他官员造成威慑,做到"事后"惩治腐败。我国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存在着反腐机构体制机制不顺、公民社会建设滞后、忽视抵制腐败的政治文化基础建设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我国治理腐败的成效。应通过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完善顶层设计,理顺反腐机制;加快公民社会的培育,加强国民素质教育,夯实廉政文化基础等方面深化民主政治建设,从而为制度化反腐奠定坚实的基础。     

公共权力的管理:以制度遏制腐败--基于王怀忠案件的经济学思考

权力不受约束必然产生腐败。本文基于剖析王怀忠腐败案件,提出必须加强对各级党政负责人公共权 力的管理,建立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制度体系,以监督与惩治腐败制度管理公共权力,预防和惩治腐败行为,达到遏制腐败的目的。     

“四议两公开”：村民自治的程序性制度创新——基于河南邓州个案

基于村民自治民主内涵及实践有待深化以及村“两委”关系与“乡政村治”模式有待协调与完善等问题,河南邓州探索的“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明确了村民行使各项民主权利的运作规程,重大事项必须通过党支部会提议、村“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大会或村民会议决议才能实施,决议和实施结果公开。这一程序性制度创新有利于引导村民广泛参与村庄重大事务,实现乡村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的均衡,在沟通协商的氛围中体现出现代民主应有的价值内涵。因此,完善的程序性制度是村民自治有效性的基础,多方联动机制是推进村民自治的关键,政府的引导是村民自治制度创新的保证。     

构建我国农村"村民监督委员会"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随着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村两委"的乡村治理机制逐渐呈现出制度疲劳和制度缺陷.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构建村民监督委员会,使"村两委"变"村三委",形成权力相互制衡的新型乡村治理机制,是当前可行的制度选择,并有利于激发村民自治活力,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大学生村官之角色重构——对村民自治背景下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再思考

近年来中央推出的大学生村官计划是在新农村建设和基层民主建设的实践中推行的。在整个村民自治的大背景下,大学生村官制度出现了不少问题。本文旨在结合基层民主建设这一主题,对村民自治背景下的大学生村官制度的运行开展调查并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反思,力图克服现有的弊端,为更好地实行这一制度提供有益的启示。     

村组治理:功能定位、运作机理与优化路径

作为村民自治制度依法确定的基本治理单元,村民小组曾具有政治、行政、生产、社会四个方面的治理功能,如今主要发挥社会治理功能。在运作机制上,村组治理主要依靠熟人社会和群众路线维系。当前,行政村权力运作的行政化和信息治理技术的全面下乡,对政策激活后的村组治理形成结构性挤压。优化村组治理的总体路径在于:技术治理主导型村治应推动村组治理与技术治理有机融合,充分发挥技术治理的优势,共同致力于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村组治理主位型村治应实现村组治理与技术治理的有效分工,推动村级治理体系内部形成双轨制。     

权力下乡:驻村第一书记制度的内在逻辑与优化路径

以村庄权力互动视角审视驻村第一书记制度,驻村第一书记实现了对村庄权力结构的改造,其本质是上层国家权力下乡。村民自治在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倒逼对村庄权力结构进行改造,于是,驻村第一书记通过向村庄引入上层国家权力并基于新权力的引入重塑了村庄权力互动关系,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具有独特优势的“上层国家权力-基层国家权力-自治权力”村庄权力结构,这就是上层国家权力下乡的过程。依靠干部队伍的嵌入整合、资源输入的权威效应、村治运作的模式创新等方面的联动施力,驻村第一书记成功向村庄引入上层国家权力。通过在“上层国家权力-基层国家权力、自治权力”之轨上建立了培育、监督、辅助三重导向的权力互动崭新条线以及在“基层国家权力-自治权力”之轨上开展了脱轨纠治的互动调适,驻村第一书记实现了对村庄权力互动关系的重塑。新型村庄权力结构的优势在于国家对村庄权力运作与村庄治理的可控性以及能够促进调适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加强党和政府自身建设、推动基层民主发展。不过,上层国家权力下乡也面临着乡土社会的双重屏障、权力运作的支撑不足、下乡成效的生产失衡、目标结果的反向错位等四重现实困境。未来,必须通过统筹个人深入与组织协助、明确书记角色与决策规则、完善制度主导成效机制、坚持村庄权力改善原则来优化驻村第一书记制度,从而更好地发挥制度优势以不断赋能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现代化。     

虚置与重构:村民自治的主体缺失与制度干预——以苏北黄江县为例

文章在以县域为分析单元的基础上认为,在城乡差距现状尚未根本扭转的现实下,农村大规模的人口流出导致农村基层组织出现了"虚置"状态。村干部权力来源合法性缺失,权力日常运作缺乏农民的有效监督,农村公共事业建设缺乏农民有效参与。以村民自治制度为支撑的农村治理体制与变动的农村社会不相适应,村民自治制度文本与日常实践存在着较大的张力。在村民自治研究热潮冷却之后,重新回顾和反思这一制度,犹未过时。文章提出,国家制度设置应与转型期农村社会基础相适应,以政党下乡和干部下乡为主要途径,实现村干部专职化,强化国家基层政权建设力度和国家基层治理能力,有着强烈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跨村联合议事:村民自治的新拓展——成都市温江区永盛镇的实践考察

村民自治作为一种草根民主,成为衡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标志,但其在前进的道路上也问题重重。为推进村民自治的深入发展,各地进行了多种制度创新。成都市在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进程中,因土地产权的调整和村民的集中居住,村民议事会以及在此基础上组成的跨村联合议事会成为村民自治的一种新载体,并以此拓展基层民主的内容和形式。本文正是以成都市温江区永盛镇跨村(社)联合议事会的运作为分析对象,阐释了这一制度创新的价值与问题。     

现阶段村民自治运作中的权力博弈

村民自治的运作实际是村落场域内各权力主体之间的博弈过程。在现阶段中国农村村民自治运作中,权力博弈场内的主要局中人是政府、村干部、头面人物、普通村民。由于受村落场域多元性的影响,各类村庄权力主体在不同村庄的公共权力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有所差异,因此形成了干部支配型、精英主导型、群众自治型等多种村庄权力结构。村民自治运作中的权力博弈势必导致各类权力主体在村庄公共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改变,并引起村庄权力结构的变迁。     

村民议事会——村民自治机制创新的实践探索——来自成都市青白江区芦稿村的调研报告

村民自治的实质是让人民当家作主。作为村民自治的一种制度创新,村民议事会在成都市青白江区芦稿村的实践中取得初步成效,如三级授权合法有效,完善村民自治机制;扩大政治参与,有利于决策科学;规范运作程序,强化民主协商;权力制约与协调,密切联系群众;强化监督,实现“阳光治理”。但是在运行过程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在实践中加以解决,从而逐步健全和完善村民议事会这一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     

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腐败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其实质就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因此,要想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就要避免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保证权力的良性运作,并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与制衡。分权制衡的形式是多样的,它们各有利弊,只有将各种分权制衡机制有机地统一起来,共同体现在社会权力的设置和运作过程当中,才能真正实现监督制衡权力的目的。     

村域社会资本对村干部的激励效应——兼论不同激励方式相对重要性

从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3个维度测度村域社会资本,使用村干部留任意愿与工作满意度表征村干部激励强度,利用陕、豫、冀3省135个行政村调查数据,使用Bioprobit模型,实证分析村域社会资本及其各维度对村干部的激励效应,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考察不同激励方式的相对重要性。研究表明,村干部留任意愿与工作满意度水平一般,村域社会资本、村域认同、村域信任通过内在动机驱动机制、村民合作机制、信息分享机制正向影响村干部留任意愿与工作满意度,村域认同激励效应高于村域信任,村域网络激励效应不显著,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相对重要性分析结果显示,村域社会资本、村民自治制度是村干部激励最重要的两种方式,工资激励贡献度次之,政府检查激励贡献度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