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诗"何为?——论穆木天的诗论转变及其写作实践

穆木天的诗歌写作与他的诗论主张相辅相成.作为"纯诗"理论的引进者,穆木天也是向"大众化诗学"转变最为坚决的其中一位.梳理穆木天的诗论与诗歌写作,并不是为了以任何"主义"或诗歌观念来证明穆木天的"进步"或"退步",而是希望在分析穆木天转向的同时,重审"纯诗"与"大众化诗学"的对立,以期寻回诗歌的本质.     

“诗言志”与“诗缘情”论

"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古代两个重要的诗歌理论。但无论是言志说还是缘情说,都只是对诗歌的片面认识,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算是较为完整的诗论。但二者的关系却并非是平行的、对等的,即二者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们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诗歌的本质,而是因为它们在纵深向上,在不同的层面上揭示了诗歌的产生及其本质。对于诗歌的产生而言,言志说揭示了其充分条件,缘情说则指出了其必要条件。而对于诗歌的本质而言,从言志说到缘情说,是人们对诗歌本质认识的一种深化。符合人们认识事物从流到源、由表及里的一般规律。     

翁方纲“事境说”初探

与传统"意境说"不同,翁方纲提出了"事境说",关注诗歌的叙事传统,并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总结.翁方纲的贡献在于发现唐诗成就在于意境,而宋诗的成就在于事境."事境说"的提出,丰富了中国古典诗论.     

黄宗羲主性情思想论及其诗教观

黄宗羲的主性情诗论,立足情本位,以"求真"和"反俗"为主要特征,他"以孔子之性情为性情"的诗学价值观不但体现了其主性情诗论的诗教本质,也把他的性情观与晚明尊情的性情观及清中期袁枚世俗化的性情观明显的区分开来,从而在亡国后深沉的文化反恩中自觉强化了诗歌的伦理教化作用.与此同时,他反对以时代论诗,有效地破除了门户之见,从理论上为宋诗提高了地位.黄宗羲主性情诗论的形成与黄宗羲所处的社会环境、诗坛思潮及其师承交友均有关系.     

从《诗论》看朱光潜对王国维美学思想的重解和建构

从《诗论》可以分析,朱光潜对王国维美学思想进行了辩证重解。在诗歌本质和功用方面,朱光潜认同王国维超功利性审美独立价值观,在"超脱观"基础上,把"人生艺术化"作为美学旨归;从生命层面,朱光潜颠覆性地重解王国维"境界说"等美学术语,在理论构架和深层思理上摒弃了王国维感性和零散型特点,以《诗论》构建了严整科学的现代美学学科体系。     

朱熹“诗”学通论

所谓的朱熹的"诗"学通论,是基于其《诗》学、诗论和诗作整合为一的考察。朱熹于《诗》学上降次而不废黜《诗》,其路径是:在以《诗》为诗认知前提下,先废黜汉唐政教美刺的《诗经》学体系,再建立新的理学化《诗》学体系。在诗论诗作上,作为理学家也以"作文害道"的理念贬抑诗,但却贬而不废,有"诗人之言"的诗论和千三百首的诗作。在诗歌美学上是一个"平易"的主张:以里巷歌谣、朝廷宗庙乐歌解《诗》;诗论中反复申说"平易";诗作也贯彻着"平易"主张。降而不黜《诗》、贬而不废诗歌以及"平易"诗美主张,和朱熹对诗歌本质即真情实感的即时抒发而非搜索枯肠的苦"做",以及理学家、诗论家及诗人的集多重身份于一体有因果关系。朱熹的"诗"学思想是为人生的一派,于诗歌为艺术的特质上存在不足性。     

中国古代诗论中的情感表达与情感接受

中国古代诗论既强调情感的抒发,同时又以"理(礼)"来节制和规范情感的表达,形成了古代诗歌情感表达细腻含蓄的特点。在诗歌的接受上,中国古代诗论强调读者不仅应该"披文入情",而且还必须"以心会心"地加以体会,从而才能与作者发生情感上的共振和默契。     

从"意象"到"事象":叙事视野中的唐宋诗转型

学界现有的"意象"理论体系从本质上说是围绕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传统建立起来的,因而"意象"说在面对中国古典诗歌叙事传统时往往陷入困境。这也是"意象"说、"意境"说尤其适宜于解释唐诗,却与宋诗品质不尽相合的重要原因。作为中国古典诗歌叙事脉络中的重要阶段,宋诗发展了"事象"的表现形式,提取与事相关的要素,以呈现动态的、历时的行为和现象;并通过"事象"营造出"事境",在每一个独特的事境中传达多元而充满变化的复杂体验,进而实现诗歌主旨的表达。以宋诗为代表提炼出来的"事象"与"事境",可以用于建构古代叙事诗学的理论体系,有助于深入认识古典诗歌的叙事传统,进而全面认识中国古典诗歌的本质特色。     

《说诗晬语》与沈德潜的诗选评点探微

沈德潜的诗话《说诗晬语》在当时颇有影响。沈德潜以《说诗晬语》为中心,提出了不少新的诗学理论。在论唐诗方面,反对王士祯的"神韵说",主张"格调""骨干气魄";在论汉魏六朝诗方面,不满钟嵘对某些诗人的分品,尤推崇陶渊明诗歌的平淡之风,鲍照诗歌"抗音吐怀"的开创之功。沈德潜的诗论也存在着一些弊端,最明显的是儒家诗教观念的某些局限。     

论何绍基诗歌的宗宋特色

何绍基诗歌的宗宋首先体现为在诗歌创作理念和诗歌内容上标举"不俗",追求诗品与人品的统一.在艺术上也体现了鲜明的宗宋特色:(1)多表达审美主体的意见、思想、认知,以意为主,理性色彩较浓,客观景物世界的描绘退居次要.(2)散文化.(3)多议论.(4)学问对诗歌的渗透.(5)语言雅致而不深奥,力求变化.(6)对题画诗的艺术开拓.何绍基的诗学路径是主要学习苏轼、黄庭坚.     

文学中的悖论语言

布鲁克斯将悖论性视为诗歌语言的"本质",并借助这个术语解释了诗歌与科学用语的区别.该文分析了他的论证逻辑以及缺陷,通过讨论现代汉语写作中的"背反修辞",指出悖论产生于文学特有的"真实论",但不是文学的本体特征.     

略谈鲁迅的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

在鲁迅先生战斗的一生中,诗歌并不是他的主要武器,但这并不是说,他在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就无足轻重,价值不大。恰恰相反,鲁迅的诗论和诗作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它为我国新文学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试析朱光潜《诗论》"情趣"说的成因

朱光潜的诗歌美学思想主要集中在《诗论》中,而《诗论》的重要理论来源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但是,在推进 "境界"说的过程中,朱光潜却把"境界"说情趣化了,这就是"情趣"说."情趣"说的成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就外在原因而言,"境界"说的圆满自足,要求诗论转换思路,以获得超越;西方美学理论的渗透和对阐释力更强的批评标准的寻求,促使"境界"说的形成.就内在原因来说,是朱光潜本人的趣味主义人生观的深刻影响.     

也谈诗的"常"与"变"

古人说"诗言志"、"歌缘情",这似乎成了千古不易之论.但细而思之,难道所有的文学作品不都"言志"和"缘情"吗?所以,只说诗言志、歌缘情,并没有说到位,没有说清诗歌所以为诗歌的本质.言志缘情可以说是诗之"常",因为如果没有志与情,文学作品就难以成为文学,诗自然也难以成为诗.     

建安诗歌的审美追求——从曹丕的“诗赋欲丽“谈起

论述了曹丕诗作“清丽”之美代表了建安诗歌的审美追求;他重视诗歌形式美——“诗赋欲丽”的审美主张由多种缘由使然;他的“诗赋欲丽”说是我国诗论进入审美时代的宣言,引领了魏晋南北朝重形式美的文学风尚。     

诗以民族最美的语言表现真理——论老舍的诗歌理论

老舍的诗歌理论是让人高尚和智慧的理论.他的诗论直契诗歌本质,彰显了诗歌内容的真理性、品格的崇高性、精神的纯洁性和艺术的完美性.他提出新诗与旧诗要存异求同,彼此竞赛的看法拓宽了处理新旧诗关系的思考路径.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审视老舍的诗歌理论,能让我们对诗歌的本质属性和价值、诗人的精神品质及中国诗歌的发展前途等问题有更清醒的体认和更坚定的信心.     

诗论偏于守旧 创作趋于追新——评陈子昂的诗论、诗作及与魏晋六朝诗歌的相互关系

陈子昂的诗论是否带有复古倾向?他对魏晋六朝诗歌的贬低以至否定,应如何评价?他的诗论与诗作,在精神上是否完全一致?他的诗作,是否与六朝诗歌传统绝对无关?本文拟对这些问题略作探讨。一陈子昂的诗歌理论是以他的《修竹篇序》为纲领的,他的密友卢藏用撰写的《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又对其诗歌观点作了深得要领的阐发。读读这两篇序文,便能把握其诗论的内容要点和实质精神。     

二重证据法与先秦诗乐学研究举隅

上博简《孔子诗论》分别以"不可不畏""其绝"肯定被宋儒列为"淫诗"的"郑风"《将仲子》和《褰裳》两诗,坐实了传世文献《论语》中孔子对全部《诗经》作品所作"思无邪"的肯定性评价,说明其"放郑声"应该不包括郑国诗歌。《孔子诗论》中孔子提出"诗亡隐志(诗言志),乐亡隐情(乐抒情),文亡隐意(文表意)"系统文艺本质论,与传世文献《诗经》"作诗言志"观念、《左传》"(赋)诗以言志"说法相印证,说明《尚书·尧典》提出我国诗歌理论开山纲领"诗言志"说的时间,当在孔子六岁至孔子提出如上诗、乐、文系统文艺本质理论时间段之内。     

选择与改造:陈三立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

陈三立为晚清"同光体"赣派的代表诗人,他特别景仰同乡前辈黄庭坚,以其为学习的对象,他的诗歌创作、诗论、诗评中体现出对黄庭坚诗歌选择与改造的特征,他并热心奖掖乡贤同仁,以振兴江西诗学,成为晚清诗坛接受黄庭坚诗歌的一大亮点。     

庄昶的诗学观念及其理学诗初探

在"天机"和"自得"两种哲学思想的交互影响下,庄昶在诗歌理论中形成了"天机自得"的核心诗论.他将"天机之境"作为其诗歌创作的最高标准,也就意味着他要求在诗歌创作中将天理的表述作为其创作的核心.同时因为"天机"中包孕着自然的含义,所以他在强调天理的同时也并不排斥诗歌中对自然的描摹.他把"自得"作为诗歌通向"天机之境"的有效手段和验证诗歌是否达到这种境界的基本方式,这就意味着他重视诗歌创作中主体性情的介入.总之,他"天机自得"的诗论要求在诗歌创作中将天理、自然及自我情性三者巧妙地融合为一,从而达到"天机之境".在"天机自得"诗歌理论的影响下,庄昶创作了大量理学诗,这些理学诗既有哲学思想的玄妙,又具有诗人情性和艺术美感,摆脱了传统理学诗"语录体"和打油诗的弊病,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成为明代弘治、成化年间诗坛重要的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