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恩与库恩眼中不同的哥白尼

科恩与库恩都对哥白尼进行了研究,但对于是否存在哥白尼革命持相互对立的观点。这种对立在于两人对哥白尼革命的界定、评价标准以及两人对科学史分析方式和研究目标上的差异。科恩不承认哥白尼革命的存在,因为它不能通过历史的实证,库恩眼中的哥白尼革命则是他运用其历史主义科学观进行理性重构的结果。     

点滴的社会工程对空想的社会工程

本文是从包勃尔的《历史主义的贫困》一书摘译的,关于这本书的主要论点,本刊1959年第1期书刊简讯栏曾简略作过介绍,另本刊1960年第6期“对几个反历史主义思想家的评述”一文对包勃尔在本书中所发表的见解也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可以作为参考。包勃尔是现代被英国学术界捧得很高的科学方法论者和逻辑学家,但是从这篇摘译也可以看出,他的基本态度是反科学的,也是反理性主义的。他把人类的科学成就看得很可怜,以至于认为任何具有科学预见的社会改革(包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都是空想的,并把任何形式的整体主义(他把马克思主义也包括在这个名目下面)都说成是前科学时代的特点,真是荒谬到了极顶。归根到底,包勃尔的目的只是要为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不变而已。     

费耶阿本德"反归纳法"评析

费耶阿本德坚持用历史主义的方法来分析科学,并由此出发对归纳原则的最后堡垒——“理论与事实一致”进行了彻底批判。他通过对科学史的人类学解读提出了与其开放科学观相对应的“反归纳法”。     

《洪堡的礼物》文本的历史性解析

以新历史主义为理论导向,致力于全新解读贝娄的杰作——《洪堡的礼物》。贝娄对大众迷恋物质的描绘以及他对艺术和现代艺术家命运的关注使他与新历史主义的＂文本的历史性＂不谋而合。这表明贝娄的文本一方面是特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情境的产物,另一方面,作为历史话语的功能性组成部分,贝娄的文本还在建构现实,唤醒美国大众意识上起着作用。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继承和批判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他继承了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将黑格尔的“伦理关系”转换为“社会物质关系”,摒弃了他的神秘主义,并且将黑格尔对“社会关系”的认识深化为“经济关系”,从社会关系的本质（经济关系）上说明了社会关系;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上,马克思从现实的历史运动出发,认为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基础并且决定政治国家,彻底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决定论”,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市民社会”理论。     

历史主义在今日

历史主义在历史研究上开始了新的一章。买因纳克在他那部论历史主义源起的经典著作里,把历史主义形容为“西方世界最伟大的精神革命”。他把它比作宗教改革;而阿克吞爵士则把来比作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这些当然是过甚其辞,但是一个人不懂得历史主义的意义及其影响,对历史理论以及     

论新文化激进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追求

新文化激进知识分子,从激进的思想文化革命到激进的政治革命,目的都在于推进现代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以伦理革命和文学革命为主的思想文化革命,对推进思想领域的现代化和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起到了巨大作用。但他们发起的文化与思想启蒙运动,很大程度上都作为维护共和政治或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的一种手段,这种政治功利主义态度决定了其文化激进态度,尤其是全盘性反传统的激进态度。这种激烈的文化反叛,使其失去了民族文化的传承,因而也就失去了建构新文化秩序的基础,最终使民主与科学流于空洞的口号。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给五四文化启蒙注入了新的现代性的内涵,但新文化激进知识分子急于在社会革命方面取得进展,对建构新文化秩序却没有充分的准备,这便注定了五四文化启蒙运动是一次未完成的启蒙。     

辩证法的感性改造与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批判——以《哲学的贫困》为中心的考察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不仅展开了对蒲鲁东的系列辩证法和黑格尔的理性辩证法的双重批判，而且对其进行了感性改造。马克思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在于彻底揭露和批判其形而上学性质。通过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范畴抽象方法的批判，马克思揭示了经济范畴的感性来源，阐释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对象；通过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伪历史主义的披露，马克思立足于社会关系赋予了辩证法真正的历史性，彰显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主义原则；通过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伪批判性和抽象实证性的揭露，马克思阐明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门“革命的科学”和“历史运动的科学”，凸显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革命向度。立足于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批判，马克思既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探讨了哲学方法论的问题，又在哲学方法论视域中考察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性质问题，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最初融汇。     

黑格尔艺术哲学研究方法概观

黑格尔的美学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西方古典美学的最高峰,他之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关键在于他运用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具体说来,这就是：辩证的、历史主义的方法和现实主义的态度。本文旨在通过探讨黑格尔美学的研究方法,更加深入地理解他的美学思想,以求借鉴     

五四时期陈独秀基督教观述论

五四时期,陈独秀在对基督教的态度上表现出了一定的复杂性和变化性。但实际上,陈独秀在五四前后对基督教的这种变化态度并不是前后矛盾的,而是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在五四前期,他提出＂以科学代宗教＂的观点;而到后期,他的这一主张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贯彻,而是转为＂以科学改造宗教＂。这二者之间有变化,但并不矛盾,这一转变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历史任务有关。     

复杂性科学视域下的科学发展观

社会发展理论与科学思想发展史是密切相关的。传统社会发展理论受近代简单性科学思想的影响和支配．形成了只注重经济与财富的线性增长,而往往忽视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非线性、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的社会发展因素,割裂了自然与社会的物质统一性,从而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断裂和社会的不和谐。社会发展是复杂的,复杂性科学能够揭示出社会发展的复杂变化。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新的科学社会发展理论包含了社会发展的整体性、非线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等特征,符合复杂性科学的思想方法,具有科学性。     

国内科学精神研究述评

科学精神是科学中的"灵魂",它贯穿于科学实践中、凝结于科学建制中、体现于科学方法中、内化于科学家的"范式"中。国内关于科学精神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科学精神的本质与内涵;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科学精神的价值与社会功能;中国科学精神的历史与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缺乏对科学精神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缺乏从科学史、科学与经济、科学政治学等维度对科学精神进行解释;忽视结合历史与现实中的科学家的科学实践对科学精神进行具体微观分析;研究结论的抽象性导致对科学实践缺乏真正的引导作用。     

谈科学精神

近年来科学精神成为学者们谈论的焦点。就什么是科学精神、如何弘扬科学精神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建议,但依旧有其不完善之处。首先,科学已不再是科学家的工作,它已作为一种文化、一种国家支持的事业融入到社会之中。因此,科学精神必然呈现多元化趋势。其次,科学是时代的产物,科学成果、科学思维方式必将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改变形式。因此,弘扬科学精神必须寻求其时间维度。另外,西方文化最早孕育了科学,由此弘扬科学精神也必须深入考察中国的传统文化底蕴,从中找出中国传统文化与弘扬科学精神的最佳结合点。     

认哲学对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

哲学的自然观与自然科学理论之间的关系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自然科学理论思维必然要受到哲学思想以及哲学思维方式的支配。自然观对自然科学理论研究起指导性作用。自然观;科学方法;科学研究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没有科学方法,就没有科学研究,而科学方法受自然观的支配,只有在正确的自然观指导下形成的科学方法才能获得科学研究的成功。     

科学精神: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必然属性

科学精神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必然属性。从人文社会学科发展成人文社会科学有其逻辑的必然,内在动因是人文社会科学内部科学精神的成长。现代科学精神促成人文社会学科的科学化,使其具有越来越高的客观性和理性,在方法论上也越来越科学化。在科学精神的推动下,科学存在着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融合为“一门科学”的逻辑可能。     

科学发展的社会学考察

通过对科学发展史的考察 ,分析论述了科学成长的内部因素与社会环境 ,指出科学的产生发展不但与哲学密切相关 ,而且社会经济、政治、教育、军事等外部环境也在影响着科学的发展。科学正是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中成长起来的 ,应该把科学的发展放到更复杂的背景中来考察。     

论管理知识的意识形态属性

现代社会中,科学思想备受推崇,现代管理便兴起于对科学管理的探求中。管理学研究也试图借用自然学科的研究方法,将管理学科的研究成果塑造成客观有效和普适性的存在。文章基于批判的视角揭示管理研究的实证主义主导范式的错误定位和引导,指明管理知识的意识形态基本属性的渗入模式和具体表征。因此,文章提倡和呼吁在交互参与式的管理研究中对人类认知方式进行“理解”,促进管理研究的深化,期待管理研究更适用于社会情境的具体状况和现实需求,从而获得管理的解放和更长远的发展。     

新技术革命视域下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当今时代,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影响是划时代的,引起了人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它不仅改变了现有的生产结构、产业结构、劳动结构和社会结构,而且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和伦理道德观念。因此,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时必须或应该进行价值判断,自觉地承担起道义责任和社会责任。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内在于科学的含义里,是科学研究和科学进步的实在因素。     

浅论科学乌托邦主义的形成条件

自近代以来,对人类未来的理想设计就与科学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科学乌托邦主义社会思潮。乌托邦新型理想社会的理念创新,科学理性化、世界概念的理性化、历史理性化等理性文化的精神促动,第一次科技革命促发的工业革命及其引领的西方现代化运动的现实推动,为科学乌托邦主义的理念建构提供了积极的思想、文化和社会条件。科学乌托邦主义有其历史合理性,也存在明显的缺失。我们既要反对唯科学主义,也要积极地利用现代科技,竭力促进科学与人文的协调并进,谋求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和谐发展,树立一种整体和谐的科学发展观。     

后实证主义的结构性与批判性——兼评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1962年库恩以《科学革命的结构》力证科学进步是一场颠覆和重构的革命史。方法论上，库恩批判了传统的实证主义但也继承了逻辑经验主义诸原则，进而建构了后实证主义；知识论上，库恩运用后实证主义整体性地诠释了科学革命的思想。通过辨析后实证主义的相关术语和援引自1965年伦敦科学哲学国际讨论会以来的“科学之争”，研究表明波普尔学派和历史主义的文本批判使库恩范式受锢于“文本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式的解读则让后实证主义重新回归历史实践，并揭示出库恩“科学革命”的价值实际上在于从哲学上为人们思考知识发展和科学进步构建了一个“革命”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