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德与狂飚突进的浪漫主义美学思潮

"狂飚突进"的浪漫主义美学思潮的美学纲领制定者是赫尔德。他的美学思想主要表现出这样一些特点:历史主义的系统化,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人民性,人道精神和浪漫精神。他对于康德美学的批判,他对于美和艺术的研究的唯物主义基调和辩证精神对18世纪德国古典现实主义具有巨大影响,他的浪漫主义美学精神对于德国浪漫派也有重要影响。赫尔德和"狂飚突进"的浪漫主义美学思潮在一系列美学问题上都具有开拓性意义。     

赫尔德翻译语言观对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翻译理论家的影响

文章主要探讨了赫尔德翻译语言观对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洪堡特和荷尔德林的影响,并分析了其影响的原因及特征。本文认为,施氏等理论家的翻译思想深深地浸润着赫尔德思想的影响。在赫尔德的影响下,他们的翻译理论不仅呈现出哲学思辨的色彩,而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关联。赫尔德的这一影响绝非出于偶然,而是理论家们在“译事”耕耘的基础上,对译论进行积极思考的同时,在赫尔德那里找到了结合的契机．     

赫尔德与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传统

赫尔德是18世纪后期德国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被誉为"文化民族主义之父"。其思想中的民粹主义、表现主义、多元主义和民族归属等观念,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传统。从著名思想家伯林对赫尔德的论述入手,可以系统地看到赫尔德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背景、核心观念、基本逻辑、文学意义等问题,尤其是赫尔德与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传统之间的关系,以及他的历史主义、多元主义思想与相对主义观念之间的差异,同时警惕其思想的负面效果。     

赫尔德语言起源观述略

语言是界定民族和民族主义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德国“文化民族主义之父”赫尔德在其语言学名著《论语言的起源》等著作中详细论述了其语言起源观,先后批判了孔迪亚克的契约论、卢梭的激情论、苏斯米希的语言神授说等学说,提出了“语言是人的悟性的产物”的重要观点.赫尔德的语言起源观是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立于语言起源观基础上的诸多思想对德意志民族的塑造和文化民族主义产生了深远影响.     

赫尔德与周作人——民俗学与民族性

周作人撰写的作品中使用了许多民俗学和民族文学的关键词语,如民歌、民俗学、童话等,这些外来的关键话语反映了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期间通过学习森鸥外、柳田国男等人的著作而受德国近代民俗学、人类学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反映在周作人对民俗学、人类学的重视是因受到德国近代学者赫尔德的思想影响。赫尔德对民歌的研究实际上由周作人接受并在中国语境中发展出自己的学术兴趣。同时,周作人撰述中所使用的民族与国民性话语的历史上下文及其与德国近代思想史上赫尔德文化民主主义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赫尔德与德国启蒙主义美学

赫尔德是德国启蒙主义时期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以前我国美学界由于种种原因 ,主要是原始资料掌握不够 ,对他的美学思想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和实事求是的评价。赫尔德的美学思想不仅对康德美学是个直接的批判 ,而且在西方美学发展史上应该是由狄德罗走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的美学的一个重要转折 ,从而他也使德国启蒙主义美学有了更深沉的开拓和进展 ,使得历史主义的观念和方法从德国传播到欧洲各国 ,掀起了一场反对新古典主义的狂飚突进运动 ,极其有力地推动了欧洲文艺思潮和文艺流派的发展 ,也是黑格尔的辩证观点美学的一个先驱     

1908年: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格局的初步形成

从1904年6月开始,王国维向中国学界介绍了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美学思想,1908年12月,他提出境界说,整合了康德、席勒等人的德国古典美学思想,向中国学界介绍了极端的和拘谨的两种浪漫主义文学。1908年,鲁迅向中国学界介绍了以拜伦为代表的奔放的浪漫主义和以施蒂纳、尼采等人为代表的极端的浪漫主义。同年,周作人向中国学界介绍了赫尔德的文学思想和欧美的新古典主义思想。之所以每一个人介绍的思想不同,是因为他们接触了大量的西方思想资源并经过有意识地比较选择。可以说,通过这短短的4年时间,他们使我国文学理论界获得了自1750年至20世纪初的西方重要的文学理论思想,从而奠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基本格局,这也是对中国传统诗学思想的否定或者重新阐释的源头。     

环境美学视域下的德国浪漫主义自然观

德国浪漫主义以民族文化的建构为诉求,以审美为路径将自然转化为与主体紧密联结的"他者",从而使其民族精神具有外在的现实性。在这一思想进程中,德国浪漫主义自然观坚持美学的认识论特征,着力探寻人对自然审美感知的可能性和有效性,这种模式与环境美学具有内在的联系。两者基于美学作为感性学的理论共识,彰显了西方环境美学的理论连续性和美学理论的自律性,对我国环境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试析赫尔德走向历史哲学的契机

本文对德国十八世纪重要的思想家赫尔德从早年的美学和文学研究转向历史哲学研究的内在思想契机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早年的赫尔德兴趣主要在于文学与语言批评,后来他却将主要思考放在历史哲学之上。笔者认为,促成赫尔德研究转向的思想契机主要有两个：一是以牛顿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所宣扬的＂分析的方法＂;二是整个赫尔德的思考预设为背景的基督教神学思想。     

在浪漫主义美学的语境中重读霍夫曼

在浪漫主义美学的语境中重读霍夫曼,可以对他产生新的认识。他的"双重人格"的主题值得进一步解读,这其中包括:体现了浪漫主义者认为文学艺术的基本任务是再现人的精神内容,而否定艺术模仿论赋予模仿以第一位的、决定性的意义的观点;在理论上有德国浪漫主义幻想的"离魂说"作为支持;双重人格使个人身上失去个性,在活人身上失去生命和灵魂,这是双重人格给他的原型带来的最大灾难。作为"纯粹的浪漫主义者":霍夫曼的艺术创作中实现多种艺术的综合,体现了浪漫主义美学强调各种艺术的相互渗透;他的长篇小说采用片段的方式进行叙述,这是浪漫主义艺术批评与以往的艺术批评在形式上的最大区别。     

《马可讲义》: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立与融合

《马可讲义》是德籍传教士花之安为了向影响中国社会的官绅和文人学者传播基督教思想而写成的,但《马可讲义》对于中国文化核心问题的批判和评价的确值得我们借鉴。本文通过对花之安在《马可讲义》中对于中西文化所进行的以儒释耶、耶儒互释、耶佛道墨关系等的分析,认为花之安的传教动力驱使他深入地研读中国文化,从而使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在一些根本的理解上虽有对抗但最终达成了融和,《马可讲义》是花之安"孔子加耶稣"思想的躬行实践。     

原乡、北进、回溯——作家师陀简论

对于师陀来说,故乡杞县是其创作取之不尽的宝藏,取材于故乡的作品既批判了中原文化的落后,又饱含着深切的眷恋故土之情。北平和上海两个城市亦对他的个人风格和写作策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前者使其文本葆有含蓄蕴藉的审美韵味,后者促使他开始多角度叙述的尝试。     

黄宗羲天理人欲之辨——兼论其公私观念

天理人欲之辨是黄宗羲思想的核心。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其传统的公私观念,这一公私观念与现代公私观念截然不同。如果说黄宗羲的传统公私观念是对宇宙整体的思考的话,现代公私观念则只是对宇宙片面理解的产物。我们最终会发现,黄宗羲依然是儒家学统的继承者。     

茨威格的文学主张

茨威格通过他的论文、评论、书信、作品中的议论、作品人物之口间接地阐述了他的文学主张。其主张影响着他的创作特色,使他在同时代作家中取得了巨大成功,拥有着众多的读者。     

“德国历史学派”的最后一位大师——对弗里德里希·梅尼克思想的考察

弗里德里希·梅尼克是"德国历史学派"的最后一位大师,在他身上充分显示出该学派在后期所遭遇的困境。本文通过对梅尼克著作所进行的历时性的和背景还原式的考察,揭示出在其思想中所体现的他试图克服但却伴随其一生的一系列矛盾,其中最为主要的是权力与文化之间的矛盾,及其对这些矛盾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中加以不同方式的处理。经过辨析,我们可以发现,终其一生,这些矛盾都没有被完全克服。     

汪曾祺小说创作文化心理的二重性

汪曾棋是一个士大夫式的作家.他在小说创作中对美好人性的自觉追求、对理想人格的讴歌决定于他所接受的以仁为核心的内圣外王的传统士大夫精神和内儒外道的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一方面使汪曾祺找到了自己的创作题材,另一方面使他的创作表现为对现实的逃遁.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特点及其意义

马丁·路德是基督新教的创始人，也是16世纪德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改革家。在宗教改革过程中，他创立了“三唯”理论，把《圣经》的解释权交给了普通群众；他否认教士阶层在人与上帝间的“中介”地位及种种特权，其坚定的立场具有明显的反封建进步性。马丁·路德的改革思想是逐步形成的。经过终生不懈努力，他成了西方宗教界最为高产的作家，是至今被评论最多的历史人物。他的著述给了分裂的德意志以语言上的统一，他的理论具有一定的革命性，他的功绩具有世界性的广泛影响，对他的总体评价应予以肯定。     

规训与重塑——革命文学论争对茅盾文学观念转变的深远影响

1920年代末茅盾在与太阳社、创造社诸君的革命文学论争中,既有所辩驳与坚持,同时也有着很大的妥协和退让。在此过程中虽然从内心深处茅盾对论敌的观点并不完全赞同,但在论敌咄咄逼人、四面出击的强大攻势面前,茅盾却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激进的革命文学意识形态的压抑性力量,开始有意无意间接受起革命文学思想的规训,并因着这力量的迫压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自己的文学观念进行"重塑",最终完成了"华丽"的转身,重新回归到左翼阵营之中。由此带来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他对待"左联"时期诸多论争的态度上,也涉及到文学批评和《子夜》等小说创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