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宝卷学研究的三个维度：宗教·文学·音乐——以古月斋藏《鹦儿宝卷》为例

宝卷包罗宏富,广涉宗教、文学、音乐等方面。欲更客观、完善地认识宝卷及其价值,应从民间宗教、文学曲艺与音乐仪式的整体视角去关注。古月斋藏《鹦儿宝卷》堪为善本,是大陆所存最早的本子。它扩大了鹦鹉行孝题材的影响．与其它同题材文体一起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鹦鹉行孝话语体系．丰富了中国文学。同时．它所兼具的民间宗教经卷与通俗文学的特征．反映了宝卷由民间宗教经卷向世俗文学作品过渡的发展态势。此外,它对道情等民间曲调的独特运用,也证明了当时民间宗教经卷与宗教音乐在世俗化层面实现融合的新趋势。     

中国民间宗教思想的结构与特点——《龙华宝经》新探

《龙华宝经》是明末清初中国民间宗教的重要经典。本文从民间宗教或民众神学的观点,立足于当时中国民众的世界观,对该部经典的宗教思想加以深入研究,系统地分析这一文献中所蕴含的的宗教文化思想。     

《法船经》研究

法船的信仰,在明清时期的民间秘密宗教中,十分普遍。无论是宝卷,或是与民间秘密宗教有关的档案、实录、地方志、文集等,屡见法船的叙说和记载。但是大都很零散,或穿插于卷文中,或见于所谓邪教首领的口供。完整的有关法船的经卷,古籍和近人介绍宗教典籍之著述,均未见著录。     

以圣经权威取代教皇权威——西欧中世纪晚期宗教观念的变化

(一)公元1世纪基督教产生后300多年间,教派林立,各执一说,没有统一的经卷。4世纪初,西撒利亚主教犹西比乌受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之命,从各地流传的经卷中,主持选编27卷,然后又以君士坦丁的名义予以颁布,作为各基督教会共同遵守的经卷。这就是《新约》的雏型。4世纪末,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结合而成国教。397年,第三次迦太基宗教会议确定《新约》与《旧约》的内容目录,基督教的经典--《圣经》因而定型。     

《明宗孝义达本宝卷》解析——释大宁的宗教伦理观与宋明理学之互摄

明正德年间,无为教门徒释大宁继承师说,大力宣扬无为教思想,其著作有经卷三部,现只遗一部《明宗孝义达本宝卷》上下二卷。《明宗孝义达本宝卷》的存世,对进一步深入挖掘无为教宗教思想,解析释大宁的宗教伦理观与宋明理学之互摄关系以及理清无为教宗教思想与"三教"关系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天地宝卷》探颐——清代天地门教经卷的又一重要发现

《天地宝卷》是笔者最近在民间发掘的清代天地门教的又一部重要经卷。该部经卷汇集了流传于天地门教内部的各种“经”、“赞”、“大赞”、“小赞”、“偈”、“词”八十多篇,为进一步搞清天地门教的组织传承、教义思想和道场仪式,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李尚英著《清代政治与民间宗教》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尚英的论文集《清代政治与民间宗教》一书,已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清代政治与民间宗教》一书,收录了著者自1981年至2001年20余年间公开发表的有关清代政治与民间宗教的论文22篇。其中,涉及清代几个主要或较为重要的民间宗教教派(如八卦教、天理教、离卦教、震卦教、坎卦     

《四库全书总目》宗教典籍析论

《四库全书总目》载录了近200种宗教文献,涵盖了佛教、道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和个别中国民间宗教等教派的典籍。这些典籍是从当时众多的相关文献中选择出来的。透过《总目》提要,大体可以窥见清初正统士大夫的宗教观。     

以圣经权威取代教皇权威——西欧中世纪晚期宗教观念的变化

(一)公元1世纪基督教产生后300多年间,教派林立,各执一说,没有统一的经卷.4世纪初,西撒利亚主教犹西比乌受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之命,从各地流传的经卷中,主持选编27卷,然后又以君士坦丁的名义予以颁布,作为各基督教会共同遵守的经卷.这就是《新约》的雏型.4世纪末,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结合而成国教.397年,第三次迦太基宗教会议确定《新约》与《旧约》的内容目录,基督教的经典——《圣经》因而定型.初始的《旧约》是希伯来文,后有希腊文译本,《新约》则以希腊文写成.3世纪末,罗马帝国西部拉丁语居民中的基督教会逐渐拉丁化.4世纪末,杰罗姆(Jerome,340-420)将     

民间宗教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回顾与前瞻

文章系统回顾了中国民间宗教研究中的社会学与人类学传统,并提出了未来民间宗教在社会学领域内的三个发展方向。具体而言,将人类学的民间宗教研究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并分别探讨了其特征。之后,阐释了杨庆堃及其后的宗教社会学者们对于社区性民间宗教的分析。最后从民间宗教概念的扩展、民间宗教与主流社会学理论的结合以及民间宗教的跨地区跨文化研究三个方面论述了未来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趋势。     

论马礼逊《圣经》汉译及其影响

《圣经》中文全译本的完成是近代基督教事业的一大成功的标志。它的完成者是 19世纪初来华的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圣经》中文全译本的出现 ,促进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对中国近现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同时也为后来的新教徒从事《圣经》汉译提供了蓝本     

《天路历程》互文翻译研究

《天路历程》是一部英国古典文学作品,也是一部充满基督教（新教）教义的属灵著作,至今重印不断,成为《圣经》以外翻译语种最多的文学作品。文章首先指出《天路历程》和《圣经》＂钦定本＂的高度互文性质,考察了两部作品在清末得到翻译的平行进程。运用互文性翻译理论,结合四个汉译本的译例探讨《天路历程》的翻译原则和可能遇到的问题并提出六条翻译指导原则。     

《天路历程》与《圣经》平行翻译进程研究

《天路历程》是一部英国古典文学作品,也是一部充满基督教(新教)教义的属灵著作,至今重印不断,成为《圣经》以外翻译语种最多的文学作品。通过《天路历程》和《圣经》两部作品的翻译史可以考察两者在中国的平行翻译进程及平行发展模式。     

近百年间上海基督教文字出版及其影响

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播 ,文字出版是重要的手段。而上海正是基督教文字出版的中心。墨海书馆、美华书馆和华美书馆、益智书会、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广学会、中华浸会书局、青年协会书局等是当时教会的主要出版机构。它们在传播西方科学以推动中国现代科技的变革、用白话文翻译圣经等宗教读物以促进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编译学校教科书以促进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统一术语译名的工作以推进西学引进和中国现代学术规范的确立、编印杂志和创办社团组织以倡导现代学术精神以及为近代中国引进先进的印刷技术等方面 ,对近代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威尔弗雷德·欧文诗歌的圣经母版——以《父子的故事》为例

《圣经》是许多英美经典作家和诗人文学艺术创作永恒的母题。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著名的战地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也不例外。他有极浓厚的《圣经》情结,他的诗作通过化用《圣经》典故,将作品与钦定本《圣经》进行互文,从而增加了诗作的厚重、可读性和艺术魅力。本文考察了诗人的有关文化背景,分析了他的诗歌特色以及它们与钦定本《圣经》之间紧密的艺术关系。     

中古西欧基督教“经学传统”的积淀与更新

中古西欧基督教的“经学传统”，发端于罗马帝国后期“拉丁教父”对《圣经》的翻译与阐发。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的“惟经是从”的学术活动与罗马教廷的文化专制政策，使这一传统日益封闭与僵化，并步入学阀化与官方化的学术轨道。到了中世纪后期，随着西欧社会的新变动与人文主义启蒙思潮的冲击，这一传统逐渐丧失了对学术文化的神圣支配地位，代之而起的则是人文主义“圣经学”的勃兴。人文主义者否定教廷钦定的《圣经》拉丁文本的权威性与经院哲学家主观臆断的学风，不仅力图使《圣经》版本的民族语言化与《圣经》传播的平民化，而且致力于发掘《圣经》的历史内涵与伦理精神，并以《圣经》为最高的信仰权威，这样就从根本上推翻了罗马教会正统神学的理论基石，否定了教廷权威及其礼仪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这一变革，最终从根本上推动了宗教改革思潮的萌发，促进了西欧的思想文化与社会政治的历史转型。     

论霍桑作品在《圣经》中的原型

《圣经》是西方文明的基础,它深刻地影响了西方文明的方方面面.霍桑出生于一个资深的清教徒家庭,基督教文化也毫不例外地对他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因此,霍桑在他的作品中有意识地将大量的《圣经》原型、典故"移植"到他的作品中来.     

生态批评视阈下《圣经》基督教思想的辩证解读(英文)

《圣经》承载的基督教思想,作为西方文明重要思想源头和精神基础之一,蕴涵了征服、统治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成为人类掠夺自然的重要思想和伦理依据。而在当今生态危机的大语境下,从新型生态观的角度来看,《圣经》蕴含了复杂而丰富生态思想,诸"如托管"和安息日生态原则、尊重动物权利等思想,这对于当代人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主义视角下《圣经》的辩证解读

《圣经》作为西方基督教教义,在人与自然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曾深深地影响人类对自然的基本态度和行为倾向,成为人类文明掠夺自然的重要伦理和价值依据。在生态危机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人类重审人与自然关系,以生态中心主义代替人类中心主义,在生态主义的框架内对《圣经》中所体现的人与自然关系进行辩证解读,对于当代人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不无裨益。     

《圣经》汉译原则的嬗变及其影响

摘要： 《圣经》汉译,自唐朝景教以降一直是基督宗教在华传布进程中的重要事工。然而,中国翻译研究界在解读中国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时,往往强调佛经汉译而忽略《圣经》汉译的嬗变及其影响。文章以《圣经》汉译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其翻译原则的嬗变,从学理的角度揭示《圣经》汉译与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的关联。由此可以看出,《圣经》汉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在一系列翻译原则问题上进行了不断的探索与完善,因此,《圣经》汉译研究理应成为中国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圣经》汉译原则的嬗变,既有达到宗教传布目的之需要,也有适应中国本土文化发展之调适。对《圣经》汉译的研究不仅对翻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还具有社会学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