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权

一传统的宪法学通常将代表机关的职权归纳为三项,即立法权、财政权和监督权。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与资产阶级议会制本质上的区别决定了其在国家政权体制和政治生活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和作用,传统的对代表机关职权体系划分不能够准确地反映我国各级权力机关的职能和职权。我国宪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项。这一规定确认了地力人大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即对其辖区内的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决定权”反映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体现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资产阶级一向吹捧其议会是“真正代表全体国民的机关”,是“自由与民主制度的     

人大工作求新求深求实

东山街道人大工委于2002年6月挂牌成立,与原来的镇人大相比,街道一级人大工作的主体、内容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镇人大代表自行消失,依靠的主体变为辖区内的区人大代表。街道人大工委作为区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机构,接受区人大常委会和街道党工委的双重领导,不再具备法律赋予镇人大的重大事项决定权和选举权,     

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与人大决定权的辨析

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与人大的决定权存在着紧密联系。重大事项决定权是宪法及其地方组织法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定专属权利,而且首先是一种实体性权力;决定权既是实体性权力,也是程序性权力,重大事项决定权要借助决定权得以实施。     

地方人大重大事项讨论决定权行使问题的程序化解决

我国宪法和组织法等法律法规中,对"重大事项"规定过于抽象和笼统,有关范围和标准不明确,缺乏可操作性,致使地方人大重大事项讨论决定权制度未能很好地实施。由于"重大事项"属于立法上的一种"法律间隙",是无法从立法技术上具体化的,这就需要通过严格的法定程序来合理配置地方重大事项决策决定中地方党委决策权、政府决策执行权和地方人大讨论决定权三种权力,并构建这三种权力的协调运行机制,充分发挥人大主导作用。探索人大讨论决定"两审制"或"三审制",规范地方重大事项讨论决定中各权力主体行为,明确各种权力行使的方式方法和要求,建构和完善地方人大讨论决定权行使中重大事项议案的提出与提请、审议受理、重大事项调研、公示听证和重大事项议案或决定草案讨论决定审议程序机制,保障地方人大依照法定程序,采用司法上"造法用法"技术,对"重大事项"进行合理合法的解释,确定"什么是需要人大讨论决定的重大事项",保证地方人大重大事项讨论决定权的有效行使。     

切实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决定权--关于修改"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两句话的思考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根据这一精神,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和工作作风的转变都有较大的起色,我国新闻媒体公开报道,新闻事业改革也有了许多大的变化和进步。18年过去了,根据党的十六大报告和国家宪法精神,本文论述了知情权和决定权,提出了对上述两句话的修改重大情况向人民报告,重大问题由人民决定。并提出实施这两句话精神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论我国地方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权限范围

学界对于我国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权限范围的理解过于宽泛.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大事项决定权应体现在通过制定法律、法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对本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事项进行规范,而非体现在对其具体事项做出具体决定.     

监督法视野下的人大监督权与决定权关系研究

监督法的颁布为各级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权提供了法律保障,行使人大监督权需要决定权作支撑,无论从法理上还是在监督法框架内,监督权与决定权都具有密切的联系。只有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才能有利于在实践中加强和规范人大监督权与决定权的配合行使,切实提高人大职权运行的质量和效率。     

重大事项决定权刍议

重大事项决定权是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法定职权.通过正确解读立法文件,借鉴成熟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在现行法律制度和政治体制下科学界定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定义和内涵,探讨如果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有着重要的现实迫切性,而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和谐社会更有着深远的意义.     

本期导读

政治文明建设将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始终,本期发表了几篇有关文章。李林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与依法治国》论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主要内容,认为依法治国既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主要内容,又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保障。刘文忠的《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与人大决定     

公益性建设项目拆迁立法之探讨

随着我国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型公益性建设项目会不断涌现。我国现行建设法规尤其是拆迁法规体系在公益性建设项目领域存在着立法上的空白,无法支持和保障公益性建设项目中拆迁工作的正常开展。公益性建设项目拆迁行为的公益性特征决定了我国应对公益性建设项目的拆迁行为作出特别立法规范。公益性建设项目的拆迁立法是创设性立法事项、地方性立法事项,其立法形式应以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地方性法规为宜。公益性建设项目拆迁立法具有时效性要求高,操作性强的特点,因而公益性建设项目拆迁立法应形成以地方性法规为基础,政府规章为主体,政府规范性文件为补充的立法规范体系。     

试论财政审计工作报告制度的法制建设

目前我国的财政审计报告制度实践中存在着报告主体不规范、报告内容多漏洞、报告欠缺约束力等问题。在法治中国建设进程中,依据人民主权理论和现行宪法的规定,财政审计工作报告应作为人民代表大会的一项制度,每年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审计工作的法定主体应是国务院而非国家审计署,报告的内容应涵括国家所有的财政收支与财务收支活动以及经济责任,报告决议制度对约束政府行使经济权力非常重要。     

试论乡镇治理模式的角色转变路线

从乡镇政府角色的定位与乡镇人大关系入手,检讨全能型的乡镇政府造成机构设置上臃肿、行政上低效。合理的乡镇治理模式,是严格区别职务权力和公共事务权力的执行,回归宪法——乡镇人大主导下的治理模式。也即,简政与直接选举相配合,职务事务和公共事务相区别的自治模式。     

完善宪政背景下人大预算监督的探讨——以政府信息公开为路径

人大预算监督中暴露出的监督法制不够完善、预算信息不够公开等问题,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与我国宪政有着密切的联系。应该深入分析人大预算监督与宪政、政府信息公开的关系,转变完善人大预算监督的思路,以深入发展政府信息公开为着力点,建立一整套与人大预算监督工作密切相关的机制,从宪政推进的层面寻求人大预算监督问题的根本解决。     

人大制度民主集中制原则解析

民主集中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项原则，它不仅表现在建立、组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上。而且体现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运行过程之中。民主集中制原则要求政府在推行重大的政策时应当拟定决策执行方案并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在通过之后再执行，既使政策获得足够的民意基础，也能充分反映民众的要求，有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八大党代会常任制思想论析——兼解读党的十七大报告：“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

若要深入解读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的“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就必须首先从来龙去脉上搞清党代会常任制思想。普遍认为，党代会常任制思想是在党的八大上由邓小平正式提出来的。如果遵循历史的和逻辑的考察视角，从八大常任制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主要内容、价值意义、实践情况以及未能坚持下来的原因等方面对八大常任制思想进行细致的梳理和分析，就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解读党的十七大报告，同时，也可以为今天正在深入推进的党代会常任制试点提供坚强的理论支持。     

论新《国家赔偿法》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从本质上看精神损害赔偿是主张采取对受害人进行赔偿的方式来达到减轻其精神痛苦并对其予以精神抚慰的目的。新《国家赔偿法》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到国家赔偿制度之中,并对"精神损害抚慰金"作了明确规定,是尊重人权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需要、法制统一的需要、顺应世界人权保护发展趋势的需要。     

论党代会常任制试行的特点、成效和方向

党代会是政党制度的核心内容,也是党内民主的基石,党内民主的健康运行离不开党代会这一根本性的制度。近年来,党代会常任制试行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即制度建设优先性、广泛的制度认同性和政治效用的多样性。党代会常任制的试行已经在加强党内基层民主力量方面取得成效,即逐步树立了党代会作为权力机关的地位,在与人民民主同步发展中产生出竞争性的力量等。党代会常任制试行是党内在基层组织层面的探索,这种探索到了目前阶段需要进行调整和深化,以增强其动力、完善其机制。应在县(市)一级着手合理调整党内权力结构,在组织推动的同时,推广试行中已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加强制度覆盖。     

论新时期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

在新时期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中,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先后在党中央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开展“三讲”教育活动,国务院实施机构调整和改革,全国人大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党中央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时期,不断抢抓机遇,大力推进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初步构建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高等教育管理的新机制。     

充分发挥地方人大专委会职能的若干思考

我国地方人大专委会对于人大职能的实现和法治国家的建设,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相关制度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使得地方人大专委会作用的充分发挥存在诸多障碍。故从理论分析入手,结合实证研究,探讨充分发挥地方人大专委会职能的路径选择,能对地方人大专委会职能的实现有所裨益。     

论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制度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制度的建立经过了长期探索的过程。1927年，中共“五大”选举产生了党的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同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初步规定了党内监督制度的基本框架。1928年，中共“六大”建立了“中央审查委员会”。1933年，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和省县监察委员会。1945年，中共“七大”决定成立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及各地方党的监察委员会。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制度在全国建立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