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的“诗史”论

"诗史"说在中国古代诗文评中有着极其广泛的运用。杨慎从诗歌主情的本质论、诗贵含蓄的审美论以及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等方面对"诗史"说进行了剖析,该论在"诗史"论的流变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对“诗史”说文化成因的三维探溯

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学批评和史学研究观念,"诗史"说源于中国古代特定的文化与现实。通过对这个文化源头的追溯,"诗史"说的形成原因从三方面被揭示出来:以"六经载道"为核心的六经一体观念是诗史混同的文化根源,由此衍生出的"六经皆史"说则为"诗史"提供直接的思想资源。"诗可以观""诗可以怨"的观点表现了诗在提供历史借鉴方面与史的共同之处,是"诗史"说得以产生的诗学依据。由于史料、制度和时代原因,造成历史记载的失实和残缺,是形成"诗史"说的史学原因。以"六经载道"为文化起点,以"六经为政"为文化逻辑,中国古代特定的文化规定了"诗史"说的生成与发展。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庾信诗歌批评——杨慎建构六朝诗学的典型个案

作为六朝诗歌的集大成者,庾信以其“为梁之冠绝,启唐之先鞭”的诗歌成就和文学史地位以及“绮艳清新”的诗风成为杨慎论述六朝诗学观的典型个案。杨慎在前七子宗汉魏、盛唐诗歌的复古诗学思潮中对庾信诗歌亲睐有加,倡导“尊唐”而不可“卑六代”,从诗歌声律、诗歌内容的承接和发展以及诗歌美学风格多方面建构六朝诗学观,将六朝诗歌的审美特质和诗歌史地位提高到了新的水准,显示出杨慎六朝诗学独特的理论价值。     

“悟”与宋代诗学——禅宗与中国古代诗学之一

禅宗主张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悟” ,是由感知、理性、情感诸种心理因素 (机制 )积极参与的 (互相融合、彼此渗透 )、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直觉感受 (心理现象 ) ,与艺术和审美活动有相似或相通之处 ,并且进入宋代诗学 ,对其产生了重大影响。禅宗使中国古代诗学由先秦之观、魏晋之味、唐代之境发展到宋代之悟 ,由此中国古代诗学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制造“非常”:“大礼议”前杨慎的代祀危机

代祀是明代国家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具体的制度规定和通行做法来约束其实践。凡是与常制、常法不相符的“非常”状态,都有可能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嘉靖初年,不满于自身政治遭际的史道,通过诬劾杨慎在代祀途中的做法不合常制、常法,打击杨慎之父首辅杨廷和。史道的说法违背时人常识,本不足辩,但杨廷和慎重其事,努力辩白,直指史道意在害其全家。双方的指控与辩驳展现了明代中晚期政坛斗争的一种共识,即与常行之规相悖的“非常”状态会给对手带来比事实本身更大的杀伤力。即便这种“非常”状态是出于政治目的、罔顾事实而人为制造的,当事人也必须有所回应。循此,研究的视角也当从关注史事之“实”拓展到事件生成的政治过程,在人事关系及其变化中捕捉当事人的认知重点与事件的矛盾焦点。     

佛经翻译中“文质之争”的中国诗学阐释

历史上佛经翻译活动中出现的"文质之争"就表象而言,是关于如何译经的方法论之争,但从实质来看却是中国古代诗学延伸至佛经翻译领域的表现,故其具有鲜明的中国古代诗学之特点,蕴含深邃的中国文学之道和伦理思想。阐释这两个特点有助于我们完整解读"文质之争"这一存在背后的存在。     

中西诗学从对立走向融合——论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诗学革命”

中国现代主义诗学是在西方现代主义诗学与中国古典诗学的双重文化背景下生成的 ,是本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和诗学融会的产物 ,它的成熟构成了对古典诗歌美学传统的“二次革命”。在这一生成过程中 ,西方现代主义诗学 /中国古典诗学、现代化 /民族化呈现出互相消长、对立、融合的态势。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在中国古典诗学的纵向制约与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横向影响的双重作用下 ,在诗歌观念、诗思方式、诗学策略等方面产生了从古典诗学到现代主义诗学的种种变异     

玻璃的诗学——欧阳江河诗歌中的“反词”修辞

在诗论《当代诗的升华及其限度》中,欧阳江河认为,词语首先是可以拆分的,并且蕴含着异质性的语义成分。随后,他提出了“从反词去理解词”的诗学主张。从词语延伸到经验领域,他认为一个词与它的反词的对立是相对的,存在着一定的可变性,词语与经验中的异质成分相互调解、彼此转换,从而在这种辩证关系中实现了升华。为此,他格外重视词语与经验中的反词思维,认为这是实现当代诗歌对于日常经验升华的一种方式。在他的著名诗篇《玻璃工厂》里,他挖掘出玻璃中四组异质性元素“水与火”、“液体与固体”、“生与死”、“虚构与真实”,精湛地演绎着他的反词修辞的诗歌技艺。     

明代诗话:格调、复古与分唐界宋

明代诗话所阐述的诗学理论,主要集中在格调说、复古论、分唐界宋之争这三个问题上。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和论争,推动了古典诗学理论的发展,也体现了明代诗话的理论价值和理论特色。     

论宋诗中的晚唐风

“唐音宋调”之谈已成公论。唐、宋诗歌风貌各异,两者并没有优劣、高下之分。但综合社会发展规律与诗歌自身的发展、演变规律来看,宋诗并没有绕过唐诗的影响。宋诗中的晚唐诗风这一特殊文学现象即是这种影响的一个体现。从“晚唐体”在当时的盛况及宋初与宋末前后呼应的情形可见晚唐诗风在宋代的接受史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     

浅议唐诗论中的“势”

“势”是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唐诗所具有的重要特征。在唐诗论中,“势”这一概念出现频率较高,含义也不尽相同。本文通过对唐诗论中“势”的分析,认为“势”首先是指诗歌创作中意象展开、组合的一种方式,其次,“势”也指意象之间内在的规律及其所呈现的态势。     

明代宋史学者的多元化史料观

明代学者从事宋史撰述的取材范围,业已打破仅凭主流文献——《宋史》等主要文献的单一格局,开始自觉适应宋史史料的发展趋势,扩充史料的利用范围。不但广泛搜集传统史料,其中涉及编年、纪传、政书、野史笔记、方志、传记、诏令奏议、类书、史评、文集等各类史料;而且扩充新史料,开拓以往学者不太注意的碑铭、志文、语录、策问、诗丈、题咏等史料群,挖掘各类史料的特有价值,立足研究重点,择取所需,也关注宋史研究的新动态,借鉴吸收本朝人的最新成果,充分显示了其多元化史料观。明代宋史学者开阔的史料学理念保证了宋史著述的质量,为我国宋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俗化”视野中的宋代文人及其词的创作

宋代文人以风流名世。这里的“风流”有两层含义:一是说他们才华横溢,往往兼擅诗文书画;二是指他们对感情的过度流连以及与女性之间的微妙关系。前者体现了宋人清雅的一面,后者则相反,反映了他们趋俗的一面。两者结合,使宋代文人呈现出独特的风貌,并对宋词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明代毁"淫祠"现象浅析

在明代,伴随着佛道两教与其他宗教的日益兴盛,私建的寺观祠廊逐渐增多,对国家财政、社会控制和社会风气的影响日益增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进行毁"淫祠"活动以遏制私建、私祭之风,解决"淫祠"的存在与兴盛引起的各种问题.毁"淫祠"活动在弘治到万历前期达到高潮,是明代统治者改革潮流中的一个支流,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一过程中,地方官员扮演了毁"淫祠"活动的积极建议与实施者的角色.     

宋代宫词刍论

宋代是宫词演变的一个重要阶段。在特定时代背景和诗学氛围中,宋人形成了颂美与讽谏的宫词观;宋代宫词的内容有明显的翻新,突出表现在对宫中文化活动、边疆战事、自然景物等的描写上,同时其内容重心呈现出向宫廷政事性活动的偏移。艺术上,宋代宫词取得了诸多拓展,在字句锤炼、诉诸视觉效果的描写技巧、"清"的风味等方面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对宋代宫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明代湘黔边"苗疆"堡哨"边墙"考

本文通过正史和地方志资料,加之作者的实地考察,详细地考证了明代湘黔边"苗疆"堡哨和"边墙"的沿革与兴废,并指出其历史地位。作者认为,堡哨"边墙"是镇压、控制当地少数民族的特殊军事设施和暴力工具,但在客观上和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了保留和维持"苗疆"相对稳定的历史作用。     

明人宋史著述考论

明代的宋史研究成果众多,凡123种,两千多卷,较多地彰显了时代和学术的要求,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并与宋代《春秋》学、清代元史学等一起构成中国史学史上特殊的史学现象。明人宋史著述在史料学、编纂学、历史思想,以及考察历史的视野等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学术史、史学史以及宋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