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舆论与1919年南北议和中的陕西停战问题

1919年南北议和是继民元议和之后的第二次南北议和,它的促成虽有直系军阀基于自身利益考量而对西南主和的原因,但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国内要求南北和平统一的舆论压力.由于皖系军阀阴谋梗阻和议故意攻陕,而陕西停战又被南方政府视作是南北议和的先决条件,所以陕西停战问题遂成为社会舆论关注南北议和的一个焦点问题.     

郭松龄倒戈反奉事件初探

郭松龄倒戈反奉事件曾经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怎样评价这次事件?历来众说纷纭:有人斥之为“犯上作乱”;有人誉之为“民族解放战争”;更多的人视其为“军阀混战“。本文拟通过对事件全过程的考察,初步探讨事件的性质,以就教于识者。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奉军第三方面军第十军军长郭松龄突然倒戈反奉率部进军沈阳,当时人们深感意外。郭松龄为何会有此举?这个问题,只能从事件发生的历史环境中     

郭松龄倒戈反奉事件初探

郭松龄倒戈反奉事件曾经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怎样评价这次事件?历来众说纷纭:有人斥之为“犯上作乱”;有人誉之为“民族解放战争”;更多的人视其为“军阀混战”。本文拟通过对事件全过程的考察,初步探讨事件的性质,以就教于识者。     

学习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军阀论述的几点体会

中国近代军阀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军阀“现象”是近代中国特点之一。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发表过许多关于中国近代军阀的论述,对近代军阀“现象”作了科学的概括和分析,今天仍是我们探讨这一课题的基本指导原则。本文力求遵循这些原则,分别对中国近代军阀产生和存在的社会根源、反动本质和主要特征以及认识军阀“现象”的历史启示等问题作了探讨。     

唐武宗灭佛原因新探

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发生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灭佛事件,佛教史上称之为“会昌法难”.对这一事件的起因,学术界大都沿袭正史的笼统说法,从经济矛盾和宗教斗争的角度来加以解释.本文则试图对这一事件做出新的探讨,力图探究出所以发生这一事件的更为根本而又隐秘的缘由.     

试论一九二四年北京政变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将领冯玉祥从前线秘密回师北京,于10月23日发动了推翻直系军阀政权的政变。这次政变,对当时国内的政治军事形势和往后的历史发展都有较大的影响,是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过去对这次政变研究较少,也未给予应有的历史地位。本文试图对这次政变的原因、结局及其性质和历史作用作点初步的探讨。一北京政变发生时,人们普遍地感到“突如其来”,其实它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由来已久的。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单独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直系军阀与全国人民和孙中山为代表的广东革命势力的矛盾、直系军阀与奉系和皖系军阙的矛盾,以及直系军阀内部的矛盾都在发展。北京政变就是这些矛盾在其相互联系中斗争发展的产物。     

压力·阻力·离心力——新析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

八十年前,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发生了一件改变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事件:末代皇帝溥仪退位与南京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让位几乎同时进行。一场具有开创意义的资产阶级政治大革命——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却落到了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军阀利益的袁世凯的手里。对于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的这一怪事,帝国主义列强弹冠相庆,纷纷向袁世凯表示祝     

冯玉祥北京政变初探

一九二四年九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十月下旬,双方几十万大军在山海关长城一线激战正酣,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从热河滦平秘密回师北京,推翻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把持的北京政权,史称“北京政变”.对这一历史事件近来已有人撰文论述,但笔者感到研究得还不够深入.本文试对其再做初步探讨.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之比较

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的东亚,曾发生了两次以推行近代化为主要内容的运动:一是由封建官僚发动,以“求强”、“求富”为口号的中国洋务运动;一是“指明了日本历史今后应走的方向”,并从此成为“国富民强”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明治维新。虽然两者发生的时间、社会背景大体相同,内容和形式也有颇多相似之处,并都成为两国近代化的起点,但它们的结果却“南辕北辙。”笔者以为,就这两个历史事件作一比较,有助于我们弄清为什么中国未因洋务运动走上近代化道路的原因。     

花山教案述评

1895年夏,我省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花山教案”.对于这一事件,百年来有各种各样的看法,相去甚远.本文拟对这一历史事件作一公正述说,以冀还其本来面目.一、时代背景花山教案的产生,与列强的横暴侵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民间秘密社会的活跃均密切相     

试论广州国民政府的性质

广州国民政府,是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它与北方军阀政府相对峙,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推向了高潮.广州国民政府虽然仅仅存在一年半时间,但在中国革命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对于这一重要历史事件,过去很多论著虽然都从不同的角度涉及到过,但其性质问题很少有人进行系统,明确的阐述.近几年,有的同志提出广州国民政府是“工人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政权的萌芽”意思是说已经是新民主义性质的政权了.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就此谈一些粗浅看法.     

对刘志丹、谢子长早期军事活动的历史考察和再认识

渭华起义失败以后，刘志丹、谢子长等从1929年春到1932年2月经历了开展兵运活动、接收改造绿林武装、成立“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到建立正式红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所经历的兵运活动、接收“土匪”武装、接受军阀部队收编以及三嘉原“缴枪事件”，长期以来，人们有不同的看法（包括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其实，在系统廓清刘志丹、谢子长军事活动的前提下，开展兵运活动、收编“土匪”武装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一种有益的尝试；接受军阀部队的收编是一种“借水养鱼”的策略。而三嘉原“缴枪事件”则是改造“土匪”武装、建立正式红军过程中的一个“曲折”。     

“两广事变”前后新桂系政治态度的变化

一九三六年,广东军阀陈济棠联合新桂系军阀发动反蒋抗日的“两广事变”,引起时局极大的震动。以“两广事变”为转折,新桂系军阀集团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对新桂系本身的发展及当时国内政局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张学良与“中东路事件”

长期以来,苏联官方机构和历史学者一直认为,“中东路事件”是中国军阀张学良挑起的“反苏反共的前奏曲”,并从此对张学良衔恨在心。笔者认为,对中东路事件的这种定说是不公正的。十月革命以后,苏联政府对中东铁路的态度如何呢? 1918年7月4日,在第五届苏维埃代表会议上,苏俄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发表演说,他指出,苏俄政府“愿放弃沙皇政府在满洲所有的掠夺品,恢复中国在该地区的主权。而中东路实掌握该处的主要商业动脉……,假若中国偿清俄国人为建造这条铁路所投的资本,即可购回,勿须等待以暴力迫其同意的合同所规定的期限”。     

“五四”时期东北人民的革命斗争

一、“五四”前夜的东北(一)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略和东北军阀的黑暗统治。“五四”运动前几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黑暗的时期。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已经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陷入了黑暗痛苦的深渊。这种局面,在东北三省表现的更为明显。“五四”前夜,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最为猖狂,东北地区又是它侵略的一个重点。一九一五年五月,日本帝国主义和国贼袁世凯签订的灭亡中国的廿一条,其中重要部分     

“乡土意识”与新桂系

新桂系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支特殊的地方性军阀集团,它属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一部分,在中国现代政坛上发挥了重大作用,有时甚至左右着中国政局。它形成、巩固和发展的历史同“乡土意识”(亦称“乡土观念”)这一社会意识现象所起的作用是密切相关的。本人试图     

现代性与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

长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形成及发展历程一直被一些标志性的时间、事件和文本武断地分离,而这些时间、事件和文本主要是以厚重的政治蕴含而获得分离和命名历史的特权。在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叙述中,总是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宣言。它们宣告“结束”和“开始”。历史在不断的“结束”和“开始”的交替中断裂。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起源及其发展,主要以政治运动及意识形态变动而完成历史定格。我们当然不是说文学可能超越政治、超越意识形态而发生和发展;而是说,文学是一种更复杂的人类精神的象征行为和情感表达形式,它与历史及社会实践有着更…     

见证太原四千五百余年史——追寻中华文明的根与魂

2003年9月举办之“太原建城2500年”庆典所据之公元前497年,实为“晋阳”城首次见诸中国历史文献之年,这以后之2500年仅是“太原”历史的一部分。晋阳城史前之二千余年的太原历史则更为辉煌,金天氏封台骀于太原,尧、禹曾一度在太原的建都,以及此后太原发生之诸多历史事件,构成了一部中华民族从远古走来的生生不息完整的发展历史。太原在独具特色的中华文明形成史上曾起过巨大的作用,对这一段历史我们应当百倍珍惜。     

太平天国政制与天京事件

作为中国历史上农民运动的高峰,太平天国规模之宏大、思想纲领之完备、政权建制之系统性方面,以往的农民起义难以相比。而其内部权力之争演化的结果——“天京事件”所反映的历史必然性,在农民运动史上亦具典型意义。 把“天京事件”视为太平军首义诸王的个人权力之争,固然没错;但这一事件自有其孕育发生的条件,它的内容远远超出了个人行为的范围,成为一场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政治事件。但是,根据“材料”分析,     

试论1931—1934年新疆相关事变中的苏联因素

1931年哈密事变发生后,苏联在错位的“民族解放运动”理论的指导下,对暴动势力在武器和物资方面给予援助,试图通过其达到对新疆进行“革命输出”,进而使新疆脱离中国的目的。但是,随着国际、新疆形势的变化,苏联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逐渐改变了这一政策,转而支持军阀盛世才,最终以反对新疆脱离中国的政策实践而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