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破解“三农”难题

农业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经济学家将农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归纳为四个方面：产品贡献——在社会的所有部门中农业是唯一生产粮食的部门，并且农业产品无可替代，农产品商品剩余的增长是非农产业部门发展的先决条件；     

以“城市网”实现均衡的城市化

“十二五”时期．是中国城市化道路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历史时期。从“十一五”期间推进城市化的经验教训来看,当前中国城市化模式的选择也遇到了经济学上的均衡问题：即什么样的城市化模式可以使个人、企业和政府满意．并且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     

警惕,“农村城市化”圈地热

<正> 国务院《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当前,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抓住机遇,适时引导小城镇健康发展,应当作为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全国立刻掀起新一轮小城镇发展热潮。在这股热潮中圈地热来势凶猛,如果不及时加以规范管理,很可能演变成继开发区占地后又一全国性圈地风,小城镇建设也会走入误区,反过来影响“农村城市化”的进程。     

评析“人民币升值论”

针对目前国内外学术界与媒体争论较多的“人民币升值论”，文章从多个视角来评述“人民币升值论”。在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了若干学术界应深入研究的一些专题。     

建设“数字城市”加快城市化进程——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有效途径

在京举行的“21世纪数字城市论坛”上，建设部科技司赖明司长明确提出：数字城市是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的终极目标。     

中国城市化陷阱

<正>“盲目症”害了城市化这些年来,我国一些地方的城市化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 急功近利的规划调整,寅吃卯粮的圈地运动．脆弱资源的过度开发,盲目布局的基础设施, 杂乱无章的城郊用地,任意肢解的城乡规划,     

作为制度的村庄和村庄里的制度——中国人口城市化问题的一个解释框架

本文试图建立一个具有广泛解释力的村庄结构模型,并将它应用于中国人口城市化问题分析。作为一种特殊组织形态的村庄,它所具有的组织结构的复合性、非契约性和封闭性,都是为现代城市社会所不相容的传统要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与人口城市化继续非均衡发展的重要根源就在于村庄制度对城市化铁律的“抗拒”和对“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的“偏好”。     

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并重——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本质上并不矛盾,两者统一于有中国特设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在一定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加快城市化进程,能够带动新农村建设;推进新农村建设,能够促进城市化水平提高。本文通过阐述二者的互动关系,提出一系列协调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建设的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模式分析

近些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土地大量被征用,农民失地问题日益凸显,解决好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已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两个大局。一些发达城市如北京、上海、杭州、苏州、成都和重庆等地都做过积极探索并做出合理的制度安排，形成较为成熟的保障模式。     

“十二五”需警惕四大陷阱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时期。在这个发展阶段，一方面，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至关重要；另一方面，     

专家学者谈“三农”对策

十几年的圈地运动造成我国农村2000余万农民“下岗”，遗留了许多社会问题：一，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政府没有将失地农民纳为城镇居民社会保障范围。没有一个村将土地征用款用于解决农民社会养老保险。二，缺乏对失地农民的再就业培训机制。失地农民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偏低，许多农民因征地从农业转产后，主要从事一些技术要求不高的体力     

关于“城市化”与城市发展前景的探讨

久居城市，看到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巾区范Ⅲ越来越大，高楼大厦越来越密，高速公路越来越多，人们的心情总是很兴奋。至于城市发展趋势如何，很少有时间去深思。最近，遇到儿位朋友，他们刚从外地探亲回来，见闻颇多，在我的住地展开了一场关于“城市化”的议论，很受启发。如何理解“城市化”以及城市发展的趋势和前景，确实值得深入探讨。     

“十二五”期间如何统筹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

现阶段我国城市化虽然进程加快,但仍然滞后,突出表现为农民工问题日趋严重。近两亿农民工一到春节就要从城市回到农村、过完春节再从农村返回城市,一方面给运输部门造成了很大压力;另一方面,农民工只能在春节与家里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相聚,对农民工家庭来说很不人道,尤其是,农民工无法定居在城市或者农村,不利于他们参加城市现代化建设,也很难让他们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也难以即时实现这一庞大人群的消费能力,对于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都十分不利。     

刷新“农村城市化”概念

农村走向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各国的实践和理论又各不相同。党的十七大提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这是对我国城市化实践和理论的高度概括,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培育安徽三大“增长极地带”构想

应该说，安徽曾经提出过本质上属于“非均衡发展”的战略思路，并确定了先行突破的战略重点，但可惜的是，由于受到各种因素尤其是非经济因素的干扰而未能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常常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到处平均用力，处处“重点”而都不成为“重点”。经验证明，不能坚定不移地恪守非均衡发展战略，强求全面出击、遍地开花，结果只能是欲速则不达，导致发展的滞后。这种教训，值得我们深刻记取。     

“十一五”：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转型期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建日前指出，“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将会面临“土地供应不足”等四大新矛盾和新问题，这四大因素会互相交织与作用，而总的作用方向是可能会极大地压低中国在“十一五”期间的经济增长率。     

厦门“金包银”实验

厦门对成片开发的工业集中区中的村庄，采取“金包银”的模式，探索出了一条在加快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解决征地拆迁难题、杜绝“城中村”再现、增加农民收入、受到农民欢迎和拥护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