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逆的城市化”是城市化政策的底线

新型城镇化很重要的一点是强调“人的城市化”。人的城市化,总体来讲,就是不能只是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土地的城市化,而是要进一步将农民化进城市。关于“人的城市化”,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特别关注城郊农村的城市化,认为应当开放小产权房,从而让城郊农民“自主城市化”;第二种观点尤其关注进城农民工的城市化,认为城市化的重点就是为进城农民工提供可以在城市住得下来的房子。笔者主张一种“可逆的城市化”,或者说是主张一种可以让农民既自由进城,进城失败后还可以自由返乡的城市化。这种主张认为,在当前中国人均GDP只有欧美日1/7的国情下,中国不可能为所有进城农民工提供他们在城市安居的收入和就业条件。中国农民工进城往往表现为年轻时进城务工经商,年龄大了仍然要返回农村。正是当前“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使农民家庭可以有比较高的收入和比较少的支出。当然,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城市可以为越来越多的进城农民工提供在城市体面安居的就业与收入机会,但在未来很长一个时期,城市却不可能为大多数（更不可能是全部）进城农民工在城市体面完成劳动力再生产提供条件。农民工进城失败后可以返乡,对于农民工来讲,是十分重要的保障,是他们的基本人权,是中国城市化政策的底线。让进城失败的农民回得去农村,是这种“人的城市化”主张的核心。     

把“城中村”改造作为检验执政能力的“试金石”

“城中村”难题目前在我国各地城市化进程中普遍存在。它不单纯是一个建筑群或者住宅区的概念,它代表的是一种落后的经济模式和生活方式,它与违法建筑联系在一起,既蚕食城市发展空间,影响城市整体规划,又因建筑质量低劣,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给居住者生命财产带来直接威胁。因此,深圳市此次启动清理违法建筑、违规占地和“城中村”改造行为,并把此次改造行动作为检验地方政府执政能力最好的     

论重庆“1小时经济圈”生产力布局的总体思路

重庆“1小时经济圈”，就未来的发展形态上看，就是现重庆主城核心区与区域内城市群共同组成的“城市经济”概念。从城市化的起始条件看，产业结构的变化是城市化的前提条件，而城市化进一步带动了产业结构的变化，在经济结构变动中工业化最先影响城市化，其本质都是促进经济要素的集中。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工业化起步以后，城市化水平一般都高于工业化水平，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是重庆“1小时经济圈”未来发展的主要内容，研究重庆“1小时经济圈”生产力布局，就应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按照重庆发展总体要求对“1小时经济圈”的定位，结合城市发展，选择重点产业并规划其空间分布，进行科学布局，并以产业政策引导，使这一区域的经济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株洲市“智慧城市”信息服务体系设计

由于信息化、城市化的深入发展,智慧城市逐渐体现出生命力,而作为智慧城市核心内容的智能化信息服务成为研究热点和发展方向。本文从株洲市“智慧城市”发展的角度阐述了智慧城市环境下信息服务的功能,设计了株洲“智慧城市”信息服务体系模型,对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和信息服务的转型具有参考价值。     

关于“城市化”与城市发展前景的探讨

久居城市，看到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巾区范Ⅲ越来越大，高楼大厦越来越密，高速公路越来越多，人们的心情总是很兴奋。至于城市发展趋势如何，很少有时间去深思。最近，遇到儿位朋友，他们刚从外地探亲回来，见闻颇多，在我的住地展开了一场关于“城市化”的议论，很受启发。如何理解“城市化”以及城市发展的趋势和前景，确实值得深入探讨。     

城建“大跃进”，缺少“文化魂”

在我国不断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一些现象值得关注。有报道说，现在全国有16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大都市”，在此“目标”的鼓动下，有些城市急功近利，匆匆上马城建项目，大拆大建，甚至毁坏历史文物，以展“新貌”。有人将此形容为一场“城建大跃进”，不无道理。     

作为制度的村庄和村庄里的制度——中国人口城市化问题的一个解释框架

本文试图建立一个具有广泛解释力的村庄结构模型,并将它应用于中国人口城市化问题分析。作为一种特殊组织形态的村庄,它所具有的组织结构的复合性、非契约性和封闭性,都是为现代城市社会所不相容的传统要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与人口城市化继续非均衡发展的重要根源就在于村庄制度对城市化铁律的“抗拒”和对“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的“偏好”。     

大城市进入“城市危机高发期”我国“城市危机处理系统”亟待建立

随着我国城市进入快速建设期和发展期,我国大中城市也同时迈入了“非稳定状态”的危机高发期。专家认为,“城市危机处理系统”亟待建立。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教授日前在“东芝—沈阳”论坛上介绍说,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表明,人均GDP 超过1000美元时,城市化进程将进入成长期;当人均 GDP 超过3000美元时,城     

城市“公交优先”政策解读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交通对城市经济发展的“瓶颈”效应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公交优先”成为理论界和各级政府部门的共同选择。     

广州市新型城市化发展“1＋15”政策体系

中共广州市委十届三次全会审议通过了广州市推进新型城市化发展“1＋15”政策文件。其中,1个主体文件是总纲,主要阐述新型城市化发展的意义、目标、原则以及工作重点,对全面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率先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州”这一总目标作出更加具体的部署。15个配套实施意见的设计,与市第十次党代会提出的“12338”决策部署相对应。     

科学统筹城乡协调推进“三化”

农业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的共同趋势,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应当高度重视,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不能孤军奋进,必须与工业化、城镇化有机协调,相互促进,这也是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农业是工业和城市发展的基础,必须加强而不能削弱这个基础,这是世人公认的常识：工业化、城市化又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前提是工业、城市的发展壮大,对这方面的认识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强化。深入分析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城乡发展,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加快工业化、城市化,通过加快工业化、城市化推进农业现代化,实现“三化”之间的有机协调、相互促进,不仅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的战略选择。     

浅析“城中村”消防工作的现状与对策

“城中村”作为城乡结合部重要组成部分，其消防安全状况一直以来是城市消防工作中治理的难点和薄弱点，为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改善“城中村”的消防安全现状，加强城乡结合部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使我们的城市建设更加安全、美好。     

“棕色土地”再开发利用研究现状分析

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城市土地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棕色土地”再开发利用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首先引入“棕色土地”的概念，对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棕色土地”再开发利用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了详细深入地分析。     

“入世”对城建环保系统的影响

<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乡建设和环保工作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入世”后,应采用国际惯例管理现代化城市,建成一大批国际大都会、国际小都会,促进城市     

城市是“规划”不出来的

在“行政规划和权力租金驱动”和“市场自由流动组合”之间作出取舍，比在“城市化”还是“城镇化”之间作出选择重要得多。也许，提高我国未来城市化程度的最好办法，是把“城市化”或“城镇化”从政府未来发展大计中一笔勾掉。     

“怕水”的城市 暴露发展软肋

北京等大城市面对高速城市化，从规划建设到城市管理的方方面面，都面临着知识更新的问题。我们必须在全面提高科技水平的基础上，规划建设“不怕水”的城市。     

浅谈城市化与社会文化结构

城市是历史记忆的载体,它自身兼容着历史和现代化,城市也是文化的容器。由于城市化进程迅猛,因而出现了一些不协调的现象。本文基于文化的视角来看待城市化问题,探讨“文化的失落”这种“城市病”是如何作用城市发的,并分析城市化引起的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     

如何看待“市县分置”

最好的办法是实行“市县分置”，即“市”只管理城市自身一块，县改由省直接管理。     

省会“一把手”当净化“朋友圈”

中央纪委宣布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接受组织调查后，媒体统计发现，十八大以来，已有6名省会城市党委“一把手”落马。同期落马的省部级以上官员中，省会城市“一把手”是较为特殊的群体：他们都顶着“市委书记”的头衔，但手中权力又超过一般城市的“一把手”；他们并非中央部委、省委大院的掌门人、决策者，却影响着政策最直接的执行效果；因为省会城市都是重点城市、地区中心，与同级别其他干部相比，他们的落马给社会带来的震撼往往更大。     

农民工将在“十二五”成为历史？

“十二五”期间,我国的发展方式转变与农村改革发展直接联系在一起。转变发展方式,重要的是把13亿人的社会需求释放出来,以形成消费主导的基础条件。这就需要加快城市化进程,使城市成为建设消费大国的主要载体,同时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把7亿多农民的潜在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无论是城市化还是城乡～体化,都绕不过“农民工”这个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