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邮政近代化中的官民之争——以镇江民信局与国家邮政的关系为中心的历史考查

镇江自1861年开埠通商,繁荣的贸易往来促进了民信局的发展兴盛。1896年大清镇江邮政官局设立,民信局因其民办性质始终与官邮对立。官办邮政对于民信局加以控制、排挤。民国期间镇江民信局经营日益萧条,屡接按期取缔之令,到1935年被正式取缔。民信局从被控制到取缔的过程,是国家邮政对邮权的统一过程。国家邮政与民信局争夺邮权,蕴含了在邮政近代化过程中的中央权力对地方权益的争夺。     

清末民初邮政近代化中的官民之争——以镇江民信局与国家邮政的关系为中心的历史考查

镇江自1861年开埠通商,繁荣的贸易往来促进了民信局的发展兴盛。1896年大清镇江邮政官局设立,民信局因其民办性质始终与官邮对立。官办邮政对于民信局加以控制、排挤。民国期间镇江民信局经营日益萧条,屡接按期取缔之令,到1935年被正式取缔。民信局从被控制到取缔的过程,是国家邮政对邮权的统一过程。国家邮政与民信局争夺邮权,蕴含了在邮政近代化过程中的中央权力对地方权益的争夺。     

民信局的取缔与邮政的近代化

新式邮政出现后，由于民营通信机构的存在妨碍了邮权的统一，邮政官局采取了多种措施控制、排挤和取缔民信局。在这一过程中，邮政官局吸取民信局的长处，针对民信局的弱点，在资费调整、业务兴革、提高工作效率等方面均有所改进，推动了邮政的近代化进程。     

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信局的衰亡

1933年底之后,政府当局多次严令取缔民信局,并要求各机关密切协助,各地取缔活动由此展开,其罢废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此之前,民信局为避免走向衰亡采取了诸多措施,如上书、请愿、行政诉愿等。在此之间,随着罢废日期的日益迫近,民信局在范围上也逐渐由分散走向联合,在程度上由温和走向激进。然民信局终究难逃衰亡厄运,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民信局自身问题使然,如缺乏有效的安全保障、走私毒品等;二是外部因素使然,如邮政当局的排挤、战争因素的影响等。     

江苏民信局兴衰述评

由于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差异,肇始于清乾隆年间的江苏民信局有着独特的地域性。经过清末短暂的兴盛后,江苏民信局开始走向衰亡。以1896年大清邮政建立为标志,官办邮政与民间信局的博弈由此开始,江苏邮政当局先后对民信局采取了诸多严厉的措施,如强行挂号、征收过磅费,以致最后直接取缔。作为反击,江苏民信业则采取了上书、请愿、罢市等方式,然而效果却不甚明显,江苏民信局最终难逃罢废厄运。另外,军事、战争因素以及民信局之间的恶意竞争亦是江苏民信局衰亡的重要原因。一言以蔽之,民信局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罢废在所难免。     

民国时期广州邮政业述略

进入民国后,通过裁撤“客邮”、取缔民信局,广州邮政权利得到了统一。这一时期广州邮政业在战争中曲折发展,无论是管理还是经营业务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然而这一时期整个广东邮区与上海比较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探讨其原因对于今天广州邮政业的发展具有借鉴作用。     

论近代上海民信局的兴衰

上海民信局产生后,逐步实现了上海境内由点到面的覆盖。五口通商后,上海商业渐趋繁荣,各地民信局争相在此设立总局或总办事处,上海遂成为全国民信局的总枢纽。上海民信局在基本业务和经营方式上与其他地区民信局并无二致,但具有鲜明的个性,如民信局数量居全国之冠,办理发行任务,业务范围拓展到了国外等;后因民信局自身的缺陷,以及邮政当局的排挤和压制,民信局逐渐走向衰亡。虽然以上海为首的全国民信局采取了请愿、行政诉讼等方式进行抵抗,但都以失败告终,上海民信局终究难逃罢废厄运。然而,民信局的热情服务理念以及民信局抱团、联合解决问题的方式在现在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经济史视角下的清末民初官方邮局与民信局之争

官方邮局与民信局为争夺邮政市场,在资费与业务等领域展开激烈竞争。为适应形势变化,民信局开始利用新式交通工具发展业务。民信局虽然通过请愿、走私等形式规避官邮控制,但还是走向衰落。民信局与官方邮局的竞争促使官方邮局更趋商业化。民信局积极利用轮船等新式交通工具,而大清邮局则积极学习民信局优点,拓展业务范围。     

民国邮政与民间信局的关系析论——以20世纪30年代的厦门为中心

大清邮政诞生后,为维护邮权不断挤压民间信局。民国时期,在国家邮政的强力扩张下,民信局和批信局采用走私方式与邮局展开竞争,邮局则以缉私来捍卫国家邮权和邮政利益。民间信局的走私和邮政的缉私斗争,反映了国家邮政与民间信局关系的一个侧面。邮政对民间信局的整合,是中国社会向近代转型过程中,国家权力对全社会的控制由弱而强的一个转变。     

交通部与民初的邮权统一政策述评

有关交通部的民初邮权统一政策这一课题,目前学界尚乏专文探究。交通部统一民初邮权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邮驿之争——驿站的裁撤问题,仅仅两年多的时间就告成功;二是官民之争——民信局的衰落,交通部借助政府资源和行政力量排挤民信局,竞争取得了胜利;三是华洋之争——官邮与“客邮”,取得了进步,但不彻底。总体而论,自民国初年交通部管理邮政以来,对传统的信息交换系统如驿站、民信局进行裁撤,对客邮予以打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华邮权的统一,极大地推动了民初我国邮政的现代化。     

清末官办邮政与民信局的关系研究（1896—1911）

1896年大清邮政成立,官办邮政与民信局进入了直接竞争时期。官邮具有管理者和经营者的双重身份,它以国家强制力作后盾,制定出各种政策并采取各种措施排挤和打击民信局,表现在压缩其经营空间、业务空间、利润空间和查缉其私运邮件行为等方面,同时还积极向竞争对手学习,导致双方势力的转变,初步实现了在邮递事业上的垄断地位。官邮垄断地位的形成,是利用国家强制力实行行政垄断的结果。     

略论晚清民信局的兴衰

在清代"官民分立"的邮递体制下,民信局承担了传递民间书信的主要任务。民信局灵活的收寄方式、低廉的寄送价格、完善的传递网络,有效地推动了民间社会信息的沟通,促进了民间商业社会的繁荣。而它独特的运营手段,亦为大清邮政的建设提供了范例与经验。但在清末日渐动荡的社会环境下,民信局体系难以保障信件、财物的安全递运,最终在清末制度转型过程中完成了历史使命,为大清新式邮政体系所兼并。     

近代中国邮政与国家符号生产

近代中国邮政按照英美邮政体系建立起来后,通过国家权力裁撤了驿站、民信局和客邮,实现了邮权的独立与统一,又通过邮政网点和邮票等方式扩大和强化民众对国家的认知,为民众对民族国家的想象与建构提供了最广泛的联系网络和最便捷的交往通道,把民众的邮政需求纳入国家认同的集体行动逻辑。近代中国邮政在生产国家符号的同时,自身也变成国家符号之一。     

一百多年前的温州邮政

正温州是上海以南重要的港口城市,近代化推进过程中,邮政的情况如何?开办前,试行了20年邮政官局开办前的传统邮政,除驿站外,靠的是民信局。1882年至1891年的《瓯海关报告》记载:(温州)本城有9家民信局,总部在宁波。寄往上海或上海寄来的信,每封100文。宁波总部是本省     

19世纪初德国的自由主义国家理论及其实践

法国革命在德国引发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尤其是经历了思想的伟大洗礼。德国自由主义者接受启蒙思想,信奉古典自由主义国家保护安全的信条,要求取缔全能的警察国家,削弱绝对统治色彩,实行某种程度的宪政。但是随着法国革命的推进,德国自由主义者开始怀疑现代国家起源的古典理论——“社会契约论”,一种更为保守的“历史有机国家”理论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不过,“法治国家”思想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防止了“有机国家”向绝对主义国家的回归。     

贾圩社区：归侨侨眷的“快乐之家”

连云港市新浦区贾圩社区地处市中心，这里高楼林立、市面繁华，商务网点密集。社区常住户口1379户，人口3796人；其中，归侨侨眷10户、24人，旅居国外侨胞计41人。多年来，社区坚持以人为本，热心为侨胞侨眷服务的侨务理念，立足为侨眷多做好事实事，成为侨胞和侨眷心目中的“侨之家”。     

宁波市侨胞捐赠情况概述

宁波是全国重点侨乡之一。改革开放以来,祖籍宁波的华人、华侨、港澳同胞大量回乡探亲观光,并慷慨解囊,纷纷捐赠。侨胞的捐赠促进了宁波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本人试就宁波侨情特点、侨胞捐赠心态、海外“宁波帮”第二、第三代的心态变化方面作些探讨。     

维吾尔族学生汉语四个副词的习得顺序研究

文章采用横向规模研究方法，通过问卷测试对新疆220多名维吾尔族民考民和民考汉学生习得汉语副词“再”、“又”、“还”、“也”的情况进行了大样本调查并在数据统计的基础上得出其习得顺序。研究结果表明，维吾尔族民考民和民考汉学生对以上副词的习得存在一定的顺序，同时也有个别差异。     

晚清湖南邮政述论

晚清湖南邮政状况纷繁复杂 ,既有官办驿站、文报局 ,又有民营信局 ,更有近代邮政的设置。尤其是近代邮政发展迅速 ,表现在 :邮政处所逐年增多 ,开辟了多种邮路 ,邮政业务进展很大。比起传统的驿站、民局 ,是历史的进步     

风险社会中金融秩序重塑的系统哲学分析——兼论央行数字货币DC/EP的实践价值

人类社会作为风险社会,是一个开放的、极度复杂的巨系统,其中的国民经济体系以及金融体系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而国家发行货币、建立金融体系,其目的是以组织体系的有序信息消除不确定性,推动金融市场稳定发展。然而从系统哲学的视阈来看,美元本位下的世界金融体系存在天然的缺陷。美国超发美元并将通货膨胀及其所代表的信息熵输出至其他国家,引发全球金融体系的熵增,导致全球经济陷入低潮。央行数字货币DC/EP作为主权货币与大数据、区块链技术相结合的产物,通过它不仅能够控制金融体系中信息熵的变化,还推动着中国金融体系数字化、信息化进程,带动着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同时还为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全球金融体系提供了技术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