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赋能粮食供应链韧性的效应及区域分异研究

粮食供应链韧性决定粮食安全,数字经济以数据为核心,具有精准定位供应链韧性支撑点和障碍点的优势。本研究以2003—2021年为周期,通过动态熵权测度数字经济指数和粮食供应链韧性水平,分析了数字经济赋能我国粮食供应链韧性的效应及区域差异。在农业领域,数字经济主要贡献源于数字基础设施,但投入产出效率较低。粮食供应链韧性的关键在于抵抗力,生态环境脆弱区和技术制约导致恢复力和变革力成为短板。自然资源禀赋仍是主导因素,粮食供应链韧性和数字经济指数较高的区域基本重合,对粮食供应链水平的区域分布影响较小。通过提升基础设施完善度和匹配度,将农业数字化发展纳入城镇化规划,聚焦农业资源研发,培育新质生产力,可以有效提升数字经济赋能粮食供应链韧性。     

粮食供应链安全:一个新的粮食安全视角——兼论粮食生产核心产区发展思路创新

粮食供应链安全是一种更为全面系统的粮食安全。在新的形势下,要破解长期困扰粮食产区和粮农种粮吃亏的症结等粮食安全困境,积极应对外资对我国粮食产业的渗透,必须着力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粮食供应链,以其共生、协同、增值、共赢的内在机理,促进要素资源的整合和优化,统筹粮食核心产区发展,全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中国粮食体系韧性：水平测度及动态演进

分析粮食体系韧性理论内涵的基础上，从风险抵抗能力、适应调整能力和创新转型能力三个维度构建粮食体系韧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份数据，采用熵值法、Moran’s I指数、Kernel核密度、空间Markov链、Dagum基尼系数等方法对中国粮食体系韧性进行测度与评价。研究发现：中国粮食体系韧性提升明显，但整体水平较低，粮食主销区粮食体系韧性较高；中国粮食体系韧性分维度指数值从高到低依次是风险抵抗能力、创新转型能力和适应调整能力。中国粮食体系韧性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多数省份位于高—高集聚区和低—低集聚区，空间集聚程度逐渐降低。中国粮食体系韧性水平在波动中上升，具有一定的梯度效应，但极化效应较弱；相邻地区空间滞后水平的提升能够增加本地区向上转移的概率。中国粮食体系韧性的区域差异明显但存在一定的收敛趋势，组间差异及超变密度是粮食体系韧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原因。     

农村数字化、人力资本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基于中国省域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时代,推动农村数字化,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生产力作用,必将会对乡村振兴中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文章首先系统梳理农村数字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机理,同时基于农村人力资本视角,详细剖析该影响可能存在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其次利用2008—2019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实证考察农村数字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最后考虑到不同省域之间资源禀赋的差异,尤其是作为数字技术传播和应用主体的农村人力资本的区域差异,可能会影响农村数字化的作用发挥,文章将农村人力资本设定为门限变量,实证检验农村数字化的人力资本门限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农村数字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意味着农村数字化有利于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拓展农业多重功能、发展农业新兴业态与培育产业融合主体是农村数字化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具体机制,相较而言,农村数字化对农业产业链条延伸、农业多功能性发挥、产业融合主体培育的促进作用要明显大于农业新业态发展;农村数字化、农村人力资本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之间存在明显的非线性门限关系,即农村数字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发挥要受到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制约与影响,随着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运用数字资源和数字技术的能力越强,越有利于发挥农村数字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的耦合协调关系检验发现,农村数字化与农村人力资本的耦合协调度越高,越有利于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为此,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推动数字乡村建设,构建农村产业数字化传递通道,加快农村数字化进程,深度挖掘和发挥数字要素的生产力作用,促进农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第二,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劳动力的数据技术培训,提升农村劳动力应用数字资源和数字技术的能力,不断强化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持续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增强农村人力资本与数字技术的耦合度,以此推动农村产业迈向深度融合发展。     

流程数字化、供应链信息分享与企业绩效

在通过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的调查数据,以及克服内生性的基础上,本研究探析了企业流程数字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从数字技术在生产运营、产品销售、客户维护等环节的应用水平入手,同时考虑外部营商环境,即简政放权力度和政治稳定性的调节作用,试图深化和准确分析流程数字化对企业绩效微观影响机制。研究显示,企业流程数字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绩效,且企业所处营商环境的优化能够强化企业流程数字化对企业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在机制分析中,本研究采用逐步回归检验、Sobel检验、Bootstrap检验及分不同环节流程数字化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企业流程数字化通过供应链信息分享渠道提升企业绩效。企业应加快流程数字化、信息化转型,完善供应链信息共享机制,加强流程数字化能力,把握数字经济战略机遇。而政府部门应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鼓励企业数字化、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鼓励企业构建信息共享机制,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粮食增产与农业碳排放强度降低——基于中国粮食主产区政策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基于1998—2019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结合粮食主产区政策的准自然实验证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其中,中部地区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非中部地区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农用机械使用强度在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据此,提出因地制宜发展以突出区域特色,优化要素结构以推进绿色生产,推动农机换代以转换新旧动能等对策,以推进农业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金融普惠、数字化转型与农村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

基于江苏43家农村商业银行2015—2018年的面板数据,选取普惠金融渗透度、普惠金融业务开展情况、普惠金融服务质量3个维度14个指标,从机构层面建立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农村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对其盈利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数字化转型对此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金融普惠与农村商业银行盈利目标之间仍存在矛盾,这是由于普惠金融发展增加经营成本从而对机构盈利能力产生负向影响;但农村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缓解这种负向作用,平衡金融普惠与银行盈利的关系。最后提出持续推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加快农商行数字化转型,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对策建议。     

粮食金融化:界定、背景及特征

粮食与石油、矿产资源等其他大宗商品一样越来越具有金融化的趋势,粮食衍生品市场价格的急剧波动是其主要表现,此外金融化还涉及到包括粮食企业的股权公开化、金融索取权的高流动性和粮食资产证券化等内容。在提出粮食金融化研究的论题之后,尝试对粮食金融化进行界定,并分析了粮食金融化的背景及其特征,为下一步深入研究粮食金融化的相关问题开展了基础性工作。     

数字金融服务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理论基础与经验证据

现实表明,互联网的发展和数字化趋势是推动金融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推动解决"最后一公里"难题的重要途径。本文采用2006-2017年的数据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了增加数字金融服务对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分析表明,以移动电话和互联网为载体的数字金融服务是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有效手段。提供数字金融服务能够将普惠金融拓展到以前与银行没有接触的人群,特别是贫困人群。研究还表明,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程度和受教育水平等因素对普惠金融的发展都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同时,本文还将这些因素对普惠金融产生影响的原因进行了详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     

中国粮食供需形势：历史回顾、风险挑战与政策启示

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粮食市场供需形势,剖析当前及中长期内中国粮食供需面临的风险挑战,对优化粮食安全政策、更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随着我国粮食供需关系的不断发展演变,目前阶段已实现紧平衡状态,但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当前及中长期内我国粮食市场仍面临着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多数时期国际国内粮价倒挂、种粮成本高收益低以及外部不确定性增强等风险挑战。在国内外环境日趋复杂、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风险加大的背景下,应将提升粮食生产能力、供给保障能力作为首要任务,确保我国粮食供需平衡。具体提出如下建议：(1)加强可持续生产能力建设,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2)统筹利用国内外市场资源,筑牢国内粮食安全保障体系;(3)健全完善粮食支持政策体系,提高种粮抓粮积极性;(4)积极开拓食物来源渠道,降低粮食损耗与浪费。     

供应链融资及其管理框架研究

供应链融资是金融企业通过对供应链上节点企业的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有效控制或对相关企业的责任捆绑而提供的综合融资服务。作为一种新型融资模式,需要构建管理框架以促进实践发展。供应链融资管理框架应以核心企业为中心,体现供应链融资的特点和不同参与主体的管理重点。     

供应链环境下食品质量安全风险问题研究

针对近年来我国食品质量安全事件频发的严峻现实,从食品供应链的视角出发,对食品质量安全风险问题涉及到的几个关键概念进行界定与辨析。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综合国内外文献研究及实际调研分析结果,在对食品质量与食品安全概念阐释与辨析的基础上,探讨食品质量安全的定义与内涵,提出并深入分析供应链环境下食品质量安全风险的概念、内涵及其特征。这一研究成果将有助于进一步开展食品质量安全风险管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     

我国农村消费品连锁经营的供应链治理机制探讨

受基础设施建设落后、金融服务创新不足、信息化管理水平低下等因素影响,我国现有农村消费品连锁经营的整体效益比较低。为改善这种状况,文章从广义利益相关者角度,构建了一个包括政府、金融机构、消费者、关联企业等主体广泛参与的农村连锁经营供应链治理机制,以降低运行成本,提升其竞争力。     

不同管制条件下食品供应链成员企业的质量管理行为分析

质量管理体系（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QMS）的实施要求对企业的质量管理成本有着重要的影响,在自愿实施、半自愿实施与强制实施条件下企业的质量管理行为不同。通过对不同管制方式下食品供应链成员引入QMS后产品质量及成本的变动分析,认为处罚手段与力度是QMS自愿实施的一个关键条件,而监管手段与产品检测水平是强制性实施QMS的前提条件。政府的帮助对于任何一种实施方式都是必须的,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强制实施高水平的QMS并不是一种好的选择。     

基于食品供应链的最优质量的价格影响研究

为提高我国食品质量安全水平,以风险规避的供应商和制造商构成的食品供应链为研究背景,分别在集中式供应链以及制造商和供应商分别作为领导者的分散式供应链的3种不同情况下,建立以预期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优化模型,研究食品价格对最优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与市场需求更近的供应链主体所决定的质量水平会因食品价格的上涨而提高;而另一方所决定的质量水平会受到食品价格的直接和间接双重影响。最后以数值分析了食品市场的质量敏感性对这种影响的作用,并且依据研究结论提出了建议。     

我国粮食中长期供需趋势分析

采用ARMA模型、指数平滑、灰色预测和组合预测等方法,在预测人均粮食需求和粮食收益率的基础上,基于联合国人口司中等人口增速假设,预测了2015-2030年我国粮食供需趋势.结果表明:(1)我国粮食需求总量持续增加但增速减慢;小麦和大豆需求增速放慢,玉米需求增速加快,稻米需求增速稳定;(2)饲料粮和工业用粮将取代口粮成为中国第一大粮食用途,玉米将取代稻谷成为中国第一大粮食品种;(3)我国粮食产量预期上升,2015-2020年增产0.5亿吨较为乐观,2020-2030年增产1.1亿吨是个极大的挑战;(4)生物质能源的发展可能造成一半以上的粮食缺口;小麦缺口基本能被稻米盈余所覆盖;通过贸易途径平抑国内饲料和工业用粮缺口是必然选择.     

我国农业供应链金融减贫的研究评述及展望

采用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农业供应链金融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总结。目前,我国农业供应链金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模式演进与创新、风险识别与防范和运行机制与效果评价三个方面。农业供应链金融的应用与实践,在农业供应链各利益主体之间建立起了有效的信贷联结机制,协调了各参与方的利益冲突,为精准扶贫提供了新的思路。未来农业供应链金融的研究应该注重政府作为参与方之一的角色、发挥减贫作用的模式和机制以及农户参与供应链金融业务的减贫效果,并且要关注金融科技对农业供应链金融的影响。     

基于微分博弈的食品供应链溯源信息共享行为协调机制研究

运用微分博弈的方法,构建追溯食品生产商和追溯食品加工商的博弈模型,研究3种不同决策模式下二者溯源信息共享的最优策略、收益及食品供应链总收益的变化情况,并利用Matlab对模型进行仿真模拟分析。结果表明：集中决策时食品供应链的总收益最大;成本分担契约可以实现追溯食品生产商和食品供应链收益的帕累托改进;溯源食品品牌形象及溯源信息共享成本的影响系数对追溯食品生产商和追溯食品加工商的溯源信息共享行为产生影响。     

Empirical Analysis of Rural Households’Credit Demand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ts Attainability in West Region of China

本文利用有关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西部地区农户家庭基本特征、农户储蓄情况、农户金融需求基本特征,并运用多分类逻辑回归模型分析了其信贷可得性的影响因素及各因素的作用机制。最后从进一步满足农户的金融需求、非正规金融向正规金融转化机制的完善、农村金融成长机制的设计、以供应链金融带动西部地区农村金融成长等四方面给出了政策建议。     

整体性治理框架下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关乎到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通过对当前农村公共服务碎片化供给的历史演变考察,提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整体性治理的应然性。进而建构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整体性治理框架,梳理了整体性治理的三大机制,探求并分析影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整体性治理机制的变量关系。借助于样本区域的调研数据,诠释了整体性治理机制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关系模型。同时结合非结构访谈的实践内容,厘清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在整体性治理理念下的现实盲区,通过提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路径的建议,进一步提升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