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财务绩效与社会责任——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2008—2010年石化塑胶、采掘和造纸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公司治理、财务绩效和社会责任的关系。结论显示,较好的财务绩效、国有产权企业、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越多则越倾向于履行社会责任;第一大股东持股越多、高管持股不利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第二到第五大股东持股会因为财务绩效的高低而对履行社会责任的态度会有所改变。     

企业参与社会创新对其财务绩效正向协同效应分析——以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企业应当如何在利润和社会创新之间取得平衡?研究表明,破解之道在于企业整合战略、创新与社会需求,通过参与社会创新,创造共享价值.文章基于文献回顾,企业参与社会创新被视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全新模式,并尝试将此种努力加以量化;同时,以2007-2019年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企业参与社会创新的努力是否与其财务绩效存在着关联.结果表明,财务绩效越好,社会创新投入也越多;社会创新投入越多,其财务绩效也越佳.不过,此种正向协同效应往往滞后2-3年才能显现出来;并给出相应结论与启示.     

乡村振兴背景下全留守家庭的相对贫困问题——以社会资本为理论视域

中国当前正处于后脱贫时期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的历史转折阶段。农村全留守家庭是这一阶段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解决农村全留守家庭的相对贫困问题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在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理论视域下,通过以皖北F镇L村为实例的调查发现,就农村全留守家庭的相对贫困问题而言,社会关系网络匮乏导致边缘化贫困日益显现,传统乡土信任的断裂造成囚徒式贫困逐渐突出,有关部门对相对贫困群体的忽视导致无为式贫困形势严峻。基于此,解决农村全留守家庭相对贫困问题不但要帮助他们实现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构,还应该在基层党组织坚强领导下,促进传统乡土信任的现代回归,改造并丰富乡村社会资本,多维并举,实现有质量的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共同体重构

伴随着村庄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农村的村庄治理共同体先后经历了家族治理共同体、单位治理共同体、自治性行政共同体等不同形态,乡村振兴将推动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乡村振兴是一个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项目链接多方资源共用的社会建设工程,势必推动村庄经济社会的开放化、多元化,不仅要求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而且决定了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是一种包容性治理共同体。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的包容性突出表现在：（1）以地方党政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共治性;（2）以村级组织和村民（社员）为基础,多方力量内外联结的开放性;（3）以利益为导向,全体村民和所有相关者分享收益的共享性。推动村庄治理从封闭、单一的传统“在籍治理”转向开放、包容的新型“在地治理”势在必行。     

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医保贫困治理政策转型研究：基于25省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由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我国医保贫困治理政策也在适时调整。运用政策文本分析方法,基于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政策主体协同三维框架,对25个承担脱贫攻坚任务省份的医保贫困治理政策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转型前后我国医保贫困治理政策均注重实现保障水平公平合理的目标,服务能力提升目标运用相对较少;政策工具方面,需求型政策工具运用最多、环境型政策工具次之、供给型政策工具最少;政策协同方面,转型后政策部门主体间的协作不断增强,但部门主体间、政策部门与社会力量间的协作机制有待健全。由此,从持续提升服务能力、优化政策工具组合结构、健全医保贫困治理协同机制三个方面提出新阶段完善我国医保贫困治理政策的建议,以适应新的治理需求。     

论乡村振兴背景下法治乡村建设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领域,建设法治乡村作为乡村治理的重点内容,构成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基层实践,也是新时代化解农村矛盾的有力抓手.当前法治乡村建设过程面临的困境不仅是发展阶段的局限,也受到乡村社会经济、法制、文化等方面深层次的影响制约,应针对当前农村现状,着眼农民切实需求,积极寻找...     

乡村振兴背景下侨乡异质性社会治理考察

由于“侨”这一强介入因素的萌生与发展,侨乡成为一种有别于一般乡村的独特类型,同时其内部又表现为三种不同的亚型。作为整体的侨乡面临着“主体”缺失的总体性困境,不同亚型也各自遭遇着相异的治理症结。其中“,侨”身心俱不在型突出表现为经济高速发展遗留的土地矛盾和环境污染,以及对“侨”文化资源的忽视甚至破坏问题;“侨”心在而身不在型主要表现为缺乏内生发展动力,乡村空心化、跨国“三留守”问题突出;而“侨”身心俱在型关键在于如何完成“自负盈亏”的经济转型,处理好内外部不同族群间的利益矛盾,以及促进归侨及其子女的社会再适应。未来侨乡发展的重点,则是根据呈现出的问题构建一体多元的分类治理机制。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财政工具的能源扶贫效果研究——基于多维贫困的视角

打赢脱贫攻坚战后,要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动脱贫地区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目前中国农村地区的能源贫困问题仍然大量存在,固体燃料消费占比偏高,电力供应不够稳定。本文运用2012—2018年的CFPS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农村地区的政府转移支付对受助家庭多维能源贫困的影响,结果发现,获得转移支付使得受助家庭的整体多维能源贫困和各个维度的能源贫困都减弱了,且政府转移支付对能源贫困的削弱作用从西部到东部逐渐减小。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转移支付的积极能源扶贫效果可能在于提高了受助家庭的自我发展能力,增加了家庭的电力消费,并且使得家庭转而使用更加清洁的做饭能源。     

乡村治理在乡村振兴视域下的新突破

我国拥有者数千年之久的农业文明,乡村是我国最基本的构成单位,同样也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想要完善我国的治理系统,促进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便需要重视乡村治理.乡村治理关系着村民的日常生活与切实利益,我国政府出台一系列乡村振兴战略相关文件,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所在.本文简单分析探究在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治理...     

共同富裕视域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若干关系和基本原则

迈入新征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时代课题。实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是必经之路。二者虽然在内涵上有所区别,但在价值取向等方面同向而行。其中,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抓手,共同富裕是乡村振兴的目标导向,二者拥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并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在共同富裕视域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不仅要明晰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也要注重城乡发展模式的差异性以及所承接的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任务。同时,要在遵循人民至上原则、高质量发展原则、系统性发展原则的基础上统筹推进乡村振兴。     

新发展阶段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现实逻辑与实践路径

新发展阶段加强农村相对贫困治理,不仅是推进共同富裕的现实诉求,而且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客观需要,还是满足广大农村居民对美好生活期待的重要抓手。然而,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面临着农村相对贫困人口识别难、相对贫困群体持续增收难、精神贫困问题较突出和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尚未建立健全等现实问题。新发展阶段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从问题出发,制定适宜的相对贫困标准,提供相对贫困群体可持续发展保障,提升相对贫困群体内在动力,切实建立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     

对建立绩效型乡村治理模式的思考——绩效管理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

随着粮食流通体制和税费改革的进行,压在中国乡村基层组织(自治组织和基层政权)身上原有的沉重工作压力不断减轻.与此同时,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在原有历史欠账基础上不足程度进一步增大,形成"一减一增"的现象,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逐渐不适应农村社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新的绩效型乡村治理模式进入我们的视野.     

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功能、挑战与路径——基于山西省W村的个案研究

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之举,而提升乡村治理能力需要进一步发掘乡村传统治理资源。农村社会组织作为参与乡村治理的建设性力量,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和内在生成逻辑。农村社会组织在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上的功能优势主要体现在完善公共参与机制、推动乡村经济发展、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等四个方面。然而受外部环境、体制机制、自身建设程度等因素制约,农村社会组织参与治理面临多重困境。为了保障农村社会组织功能的充分发挥,必须妥善处理国家主导与社会主体、传统农村社会组织与新型农村社会组织、内部培育与外部引入之间的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