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集聚背景下的广州市学龄前人口变动趋势预测

运用队列要素法,基于广州市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及历年统计年鉴数据,采用国际人口软件PADIS-INT预测了广州市不同净迁入水平与生育水平的九种方案下的2021-2035年0-6岁学龄前人口的变动趋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优选出四种方案及一种最优方案,并对其对应的托育阶段人口数与学前教育阶段人口数的变动趋势进行了分析。建议：学前教育的发展应着眼中长期需求变化,从追求数量扩张的“外延式”模式转向提升教育质量的“内涵式”模式;托育服务发展应在短期内增加供给,补齐托育服务资源短板,长期则应综合平衡托育服务的供给与需求,切忌盲目扩张,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将2-3岁幼童托育服务直接纳入幼儿园体系,实施“托幼一体化”。     

少子化时代托育服务机构支持政策的供需匹配分析——基于Kano模型

少子化时代托位总量不足与空置率较高并存的现状倒逼托育服务机构支持政策持续优化。基于X市的调查、利用Kano模型分析了托育服务机构支持政策的供需状况。研究发现：现有各项支持政策的实际享受率均不高;主要的12项支持政策对机构而言均不是必备型政策,机构发展最重要的制约因素是“招生难”,希望政府能加大托育宣传;机构对各项支持政策仍然有需求,尤其是房租减免政策。托育服务机构支持政策的完善策略应重点考虑：提高现有支持政策有效性,树立行业信心;鼓励探索需求型支持政策,培育消费市场;建立用房支持长效机制,降低运营成本。     

生育政策调整对农村人口结构的影响

生育政策调整会改变人们的生育行为,进而对未来人口结构发展趋势产生重要的影响。根据生育政策调整幅度设定三种生育政策实施方案,运用队列分要素法的基本原理构建农村人口预测模型,以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对2014－2035年中国农村人口进行预测。结果表明：方案一中,农村出生人口规模将进一步缩减,到2035年,人口结构金字塔呈“倒三角”形态,人口发展的衰退趋势明显;方案二中,农村出生人口规模会明显增加,到2035年人口老龄化程度较方案一有所缓解;方案三中,农村出生人口数进一步增加,到2035年人口结构将更加年轻化,人口发展较为稳定。可以说,目前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有利于缓解农村地区的人口结构性矛盾,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新时代托育服务的供需矛盾与对策——基于青年家庭获得感和需求的Kano模型分析

婴幼儿托育服务是新时代实现幼有所育的重要支撑。基于六省12个城市共计10 455个青年家庭托育服务获得感和需求调查的Kano模型分析发现,青年家庭对托育服务的获得感不高,近一半家庭表示入托难,且面临收费高、离家远、优质资源少的困境;超过七成家庭有托育需求,2～3岁婴幼儿家庭托育服务需求最迫切,全日制托育最受青睐,家庭对教育的需求远高于照料。当前托育服务存在着高额托育服务费与普惠性需求之间的矛盾、对优质托育的需求与机构质量良莠不齐之间的矛盾、供给服务单一与多元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为此,亟需尽快推动和完善家庭友好政策,精准把握青年家庭多元化服务需求,实现托育服务有效供给和规范发展。     

协同治理视域下普惠托育服务多元供给路径探析

协同治理理论倡导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引入政府、社会组织、社区等多个组织,进行跨组织机构的整合提供多样化服务,这一理念与“增加生育政策包容性”“普惠托育服务扩容”的发展思路不谋而合。通过协同治理视角分析南京市托育服务的多元供给路径后发现,托育服务呈现出社区嵌入式、幼儿园下延式、育幼合作式、协作联盟式等多种形式。但是也存在着托育服务政策体系有待完善、多元主体协作关系有待理顺、托育资源配置效率有待提高等问题。促进普惠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需要形成多元协同供给的整合发展路径,可以通过完善托育服务政策体系、理顺多元托育主体协同关系、有效提升托育资源使用和配置效率的方式实现。     

家庭式托育服务体系规范化发展国际经验及启示

家庭式托育服务作为西方国家托育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缓解了机构式托育服务供给侧问题。英国、澳大利亚、美国、日本四国家庭式托育服务体系具有相对完善的管理规范和监督制度,具体体现在登记管理、人员配备、场地设施、服务内容、监督管理五方面制度及相关标准构建等方面。目前我国家庭式托育机构以“三无身份”存在着,准入标准以及管理规范均处于缺位状态。因此,可以借鉴四国在家庭式托育服务体系构建方面的先行经验,构建中国特色的家庭式托育服务体系：首先要明确行政主管部门,优化注册流程;其次制定适宜的家庭式托育点设置标准,满足地方需要;再有建立监管与评估体系,保障家庭式托育的服务质量;最后加强职前在职培训,提高家庭式托育服务的师资水平。     

21世纪以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托育改革新举措及启示

21世纪以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面临着托育市场化变革风险、多层级政府管理体制弊端、高质量早期教育国际化推动,开始了新一轮的托育改革。此轮改革通过扩大资源供给、加强财政补贴、出台国家质量标准、实施人员发展战略来确保托育服务的可获得、能负担、高质量。当地托育政策以社会发展为前提,加强政府的管理和引导,注重政策制定的战略性和前瞻性;坚持弱势优先原则,以文化多样性为基础,彰显政策定位的全纳性和公平性;以“去家庭化”为取向,多筹财政支持并举,满足家长的个性化需求;以质量评价为支撑,发挥监管的激励效用,保障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为我国加速推进0-3岁婴幼儿托育事业发展提供借鉴。新时期,我国政府应坚持托育服务的公益普惠原则,完善管理体制;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优化督导评估制度,促进托育服务质量提升;健全培养培训体系,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化水平。     

托育人才供给现状及改进对策

现阶段,社会对高质量的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的需求巨大,而我国托育人才供给严重滞后,远不能满足当前行业发展的需求。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法,发现托育师资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托育人才总体数量严重紧缺,专业背景欠佳、学历层次较低、专业能力薄弱;人才队伍稳定性差、资格证书混乱、职后培训缺乏。提出增设不同层次托育相关专业,制定托育从业人员资格准入标准、多措并举提高职前人才培养质量、建立完善的职后培训体系、薪酬体系及社会保障制度等对策。     

我国0~3 岁婴幼儿托育教养人员生存状态调查研究

0~3岁婴幼儿托育教养人员是保障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本研究运用问卷法,通过随机分层抽样对我国华 东地区、华北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西南地区、华南地区、西北地区的1116名托育教养人员进行调查,探究托育教养人员 生存状态现状,研究结果表明：托育教养人员生存状态总体水平中等偏上,托育教养人员生存状态在年龄上无显著差异,在地 区、工作年限、机构类型、机构性质、专业、学历上存在极其显著性差异。为改善托育教养人员生存状态,主要建议：明晰责任, 赋予政府保障力;打造环境、增强机构管理力;破除固圈,寻求个体生长力。     

社区为本的生育支持服务体系：实践基础与建构路径

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建立更加完善的生育支持服务体系以提振居民生育意愿和提升居民生育水平成为促进我国人口均衡可持续发展的迫切任务。社区作为离居民生活最近的外部现实场域,其环境设施、托育服务、学校资源等公共服务对居民生育意愿具有重要的现实影响。研究发现：社区环境设施对居民生育意愿具有直接的挤出效应,但也会通过提升居民幸福感而对居民生育意愿产生间接的挤入效应;社区托育服务对居民生育意愿具有直接和间接的双重正向支持效应;社区学校资源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凸显社区公共服务作用的类型差异性。社区环境设施和社区托育服务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都沿代际结构演变而呈现起伏性。社区公共服务对居民生育意愿影响效应的显著性、方向性、程度性、代际性为建构社区为本的生育支持服务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因此,需要从服务内容扩维、治理机制分类、幸福社区建设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全面推进社区生育支持服务体系建设,以促进我国人口均衡发展。     

基于出生人口数据的全国小学师生规模变化预测研究

运用出生人口位移系数预测法,根据21世纪前20年出生人口基础数据,预测2021—2035年全国小学在校学生数及其城乡分布;提出三种生师比预测方案,预测2021—2035年全国小学专任教师规模变化及其城乡分布,测算出未来15年平均每年新增小学教师最低数为12.5万人。基于以上预测,文章提出应对小学教师变化的政策建议：要适时调整小学生师比,保持小学教师培养规模适度,加快小学教师结构优化与素质提升,优化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配置。     

城市家长对托育服务的需求及期望——基于3089 位家长的调查研究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开展《城市家庭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需求调查工作的通知》的相关工作,旨在了解0-3岁婴幼儿家长的托育及育儿需求,能够为将来规划托育机构建设、保育人员从业能力培训、托育服务行业规范及家长育儿提供相应指导。托育服务供给应当准确把握服务利用方的需求,准确体现托育机构的针对性供给,满足城市家长的入托需求,有效增加托育服务供给的可及和可得性。本文在温州市随机抽取3089位0-3岁儿童家长作为样本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方法进行数据分析,明确影响入托需求的主要因素,针对城市家长对婴幼儿托育服务的需求偏好,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进行数据分析,为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有效供给提供对策及建议。     

0-3 岁托育需求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对市场与政府的期望

2016年的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不及预期,我国的低生育水平难以改善。生育率的高低与生育意愿息息相关,随着三孩政策的出台,幼儿的托育困境作为制约广大群众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亟需得到关注。运用武汉市3岁以下婴幼儿父母问卷调查数据,构建二元Logit模型研究群众因素、市场因素和政府因素与家庭托育需求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家庭结构、家庭收入、孩子年龄、影响工作程度,母亲受教育程度,托育市场的经济性、便利性和质量以及政府的政策支持会显著影响家庭的托育需求。基于实证结果,提出政策建议:推动托育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促进托育服务规范化发展,发展普惠性公共托育服务,提升托育服务便利性,增强家庭抚育能力。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口问题类型演变分析

在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面临着老年人口问题加剧和养老资源非常有限的双重困境。文章根据老年人口需求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所需资源,将老年人口问题分为四类：物质问题、照料服务问题、精神慰藉问题和社会参与问题。分析表明,2000年到2030年,我国老年人口问题以物质问题和社会参与尤其是劳动参与问题为主;2030年到2050年,以照料服务问题和精神慰藉问题为主;2050年到2100年是全面提高老年人口的物质、照料服务、精神慰藉和社会参与水平的时期。并简要分析了这一演变对解决老年人口问题的启示。     

我国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政策的演进逻辑与未来展望——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

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系列托育服务政策法规,大力发展我国0-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分析我 国托育服务政策有利于把握其内在演化规律,为未来政策制定提供经验和启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 政策经历了发端与断裂、重构与转向、发展与深化三个阶段的变迁历程,运用历史制度主义中的结构观和历史观梳理建国七十 余年以来托育服务政策的演进逻辑,分析政策背景、相关变量、关键节点、路径依赖如何影响政策的发生、发展和变迁。未来我 国托育服务政策的发展可探索“托幼一体化”的供给模式,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服务体系,完善托育服务综 合配套政策。     

张掖市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系统动力学模拟预测——兼论干旱区土地生产关系调整

预测干旱区土地资源的生产能力能满足多少人口食物需求的问题,是分析干旱区人地关系是否和谐的首要问题。从农作物供需差的角度建立景统动力学仿真模型,预测分析干旱区的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可以看出内陆干旱区张掖市未来20年里人口将日趋超过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要促进人地关系和谐、提高人口承载力就必须调整生产关系。     

托育服务需求与政策沿革的城市对比研究

摘 要：2019年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系列政策相继出台,各地政府积极响应,开展工作。本研究基于需求理论分析不同城市托育服务的需求差异,促进地方托育服务政策的制定与落实。通过文献研究,明确需求在政策沿革中的重要作用。通过调查研究,总结X市的托育服务需求特点。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在基本需求、品质需求、选择标准以及政府作用期待方面,城市间具有明显异同表现。基于不同需求特点及需求变化讨论政策沿革,提出合理化思考与建议。     

新疆人口省际迁移研究

１９４９年以来，新疆人口省际迁移大进大出，形成了三次净迁入和两次净迁出时期。省际迁入人口规模大，来源广泛，以男性青壮年为主，文化构成高于本地居民。移民不仅增加了新疆的民族成分，改变了新疆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而且促进了新疆的开发、建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采用系统动力学（ＳＤ）方式建立新疆资源、环境、经济发展与劳动供需模型，预测未来很长一段时期新疆人口省际迁移仍以净迁入为主，但移民规模不大，应该是素质型移民。     

韩国托幼机构第四版0-3 岁标准化保育课程解析及启示

在婴幼儿托育机构服务过程中,科学的托育课程对婴幼儿获得有益的直接经验促进其身心全面和谐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是实现幼儿保育目标的有效途径,更是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自2007 年韩国政府颁布首版0-3 岁标准化 保育课程以来已历经四版修订,形成了完善且规范的课程建设体系,在经合组织OECD 国家托育服务质量评估中位居前 列。本文对韩国2020 年最新颁布的第四版托育课程（제4차어린이집표준보육과정）的出台背景、基本方针、课程目标、课 程实施原则、组织与评价五个维度的内容进行深入解析,旨在借鉴其有益经验,助力我国托育机构课程设置及实施的规范 性,推动托育服务机构高质量发展。     

人口流动视域下社区居民的社会服务满意度及其规范化路径

公众社会服务满意度是社会服务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参照指数。基于“流动人口居住空间变动与社会服务体系状况调查”数据,对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流动人口居民的社会服务满意度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建模分析。结果显示：(1)接近六成的被访者对所居住社区的社会服务持满意态度,但存在地区差异;(2)社区社会服务项目供需失衡情况严重,在全部10项社区社会服务项目中,存在供需位序失衡的项目多达8项;(3)居住空间层次和城市社会融入等因素对居民的社区社会服务满意度存在非常显著的影响。最后提出,可以通过完善社会服务供需沟通渠道和建构社会服务分级供给体系等手段,助力解决当前中国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侧难题。